我大伯突然右肩膀开始疼，大约有五个月了，我以为是干活累着了

那天下午我去大伯家送东西，推开院子门，看见他正蹲在柿子树底下抽烟。烟灰掉了一裤腿，他也没拍。我叫了他一声，他抬头的动作特别慢，像是脖子里装了生锈的零件，卡一下，再卡一下，才把脸转过来。

“大伯，你咋了？”

他说没事，肩膀有点酸。然后他用左手撑着膝盖站起来，右手一直垂在身侧，像挂着个什么多余的东西，晃都没晃一下。我当时还笑他，说你是不是老了开始摆谱了，单手撑地，跟个老干部似的。他骂了我一句，也没多解释。

那是去年秋天的事。

大伯是瓦工，在我们那片村子里干了三十年。谁家盖房子、贴瓷砖、砌灶台，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他的手艺好，干活利索，从来不用人盯着。我妈总说，你大伯那一双手啊，一辈子不知道砌了多少万块砖。可就是这双手，那阵子连端碗都开始发抖。

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回在他家吃晚饭，他夹花生米，筷子伸过去，花生米在筷头晃了两下，“啪”地弹到桌上，滚到地上。他低头去找，身子一歪，右肩明显往下一沉，像是有什么东西拽着他。他婶子在旁边说，去看看吧。他说看什么看，又不疼了，就是干活使猛了，歇两天就好。

他这个人就这样，一辈子没进过几回医院。有一年他从脚手架上滑下来，脚踝肿得跟馒头似的，他把袜子剪了个口子，套上雨鞋照样上工。那天晚上他泡脚的时候我看见了，脚踝那一块青紫发亮，皮肤绷得紧紧的，我问他疼不疼，他说骨头没事，筋抻了一下。

我那时候真信了。

后来他右肩膀的毛病越来越怪。不是时时刻刻都疼，就是某些动作做不了。比如他穿T恤的时候，右手举不过头顶，得先把胳膊缩进袖子里，再慢慢往上顺。比如他骑电动车转弯的时候，右手够不到右车把的最远处，只能打大弯，拐弯半径比别人大一倍。

可他能干活。这一点最骗人。他每天早上照样五点起来，照样骑着那辆破电动车去工地，照样和水泥、搬砖、砌墙。我问他肩膀不碍事吗，他说干活的时候反而不疼，晚上睡觉压着了才疼。我听他这么说，觉得那应该问题不大，可能就是肌肉劳损，干活活动开了就舒服了。

秋天过了是冬天。冬天活儿少，大伯在家待了快两个月。我每次去看他，他都坐在那把老藤椅上，右手搭在扶手上，一动不动。他婶子跟我说，他晚上疼得睡不着，翻身翻不了，想起来喝口水都得折腾半天。我说去医院拍个片子，他说大过年的去什么医院，等过了正月再说。

正月过了，他又开始接活儿了。

开春那阵子，村里老赵家翻修厨房，找的大伯。我去看过一回。大伯站在脚手架上，左手扶着砖，右手拿着瓦刀，一铲灰、一块砖，动作比往常慢了不少，但还算稳当。他每砌几块砖就要停下来，把右胳膊甩两下，像是在关节里抹点润滑油，甩完了继续干。

老赵给他递烟，他用左手接的。老赵说你这胳膊不行了啊，他说没事，就是肩周炎，干活的人都有这毛病。

那天中午在老赵家吃饭，大伯喝了两杯白酒。他平时不咋喝酒，那天可能是肩膀实在不舒服，想用酒顶一顶。他端着酒杯的时候，右手拿不稳，酒洒了一些在桌上。他赶紧用袖子去擦，动作又快又慌，像是怕被人看见。

我后来想，他可能早就知道不对劲了。

三月份的时候，镇上有个老中医来村里义诊，就在村口的大槐树下。大伯去了，老中医在他肩膀上按了几下，按到某个位置的时候，大伯闷哼了一声，脑门上汗都出来了。老中医说你这不像是普通的肩周炎，建议去大医院拍个片子。

大伯问拍片子多少钱。老中医说两三百吧。大伯就没再说话了。

那天晚上我去他家，他正拿热水袋敷肩膀。电视机开着，他也没看，就在那儿坐着，右手搭在热水袋上，眼睛盯着墙上一个不知道什么的地方。他婶子说，要不就去拍一个吧，花两三百买个放心。大伯说，两三百不是钱啊，再说了，拍出来又能咋样，还不是开点膏药贴贴。

他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他总是把事情往最轻的方向想，不是因为乐观，是因为往重了想他承受不起。他就是个瓦工，一天工钱两百块，没有医保，没有退休金，存的那点钱将来老了要用，儿子还没结婚要用。他不敢往重了想。

四月的时候，他开始掉头发。不是一撮一撮地掉，是慢慢地、均匀地掉，枕头上、脸盆里、衣领上，到处都是。我问他婶子，他婶子说他最近在吃一个偏方，是隔壁村一个老头给配的药粉，说是专治肩膀疼的。我看了那个药粉，装在透明的自封袋里，灰扑扑的，闻着像树皮磨的。我问大伯这东西管用吗，他说吃了半个月了，好像没那么疼了。

我不知道是真的没那么疼了，还是他已经习惯了那种疼。

五月中旬，大伯出事了。

那天他在一个二层小楼上贴外墙瓷砖。据跟他一起干活的小刘说，大伯那天早上就不太对劲，右手一直微微发抖，瓦刀握不住，掉在地上捡了三次。小刘说，叔你要不歇一天，大伯说没事，到上面慢慢干。

上午十点多的时候，大伯要从架子上爬到二楼平台取瓷砖。他左手抓着脚手架的钢管，右手去够旁边的梯子。就那一瞬间，他右胳膊使不上劲，整个人从离地三米多的地方摔了下来。

小刘说，他听见闷响了一声，跑过去的时候，大伯侧躺在地上，右胳膊压在身子底下，脸上全是灰和血。大伯没叫唤，就那么躺着，眼睛睁着看天，嘴里一直在说一句话。小刘把耳朵凑过去，听见他说的是：完了，完了。

救护车来了，大伯被送到县医院。X光片出来，右侧锁骨骨折，三根肋骨骨折，右肩关节脱位。医生说需要手术，先交两万块钱押金。

两万块钱。大伯的儿子在省城打工，卡里凑了八千。他婶子把家里的存折翻出来，一万二。刚好够押金。

手术做了四个小时。主刀的医生出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他把家属叫到办公室，说手术过程中发现大伯的右肩关节周围组织状态很不正常，软组织有萎缩和粘连，不像是摔伤导致的，建议做一个全面检查。

全面检查。这四个字在大伯家塌下来一块天。

后来结果出来了，是某种恶性的东西，长在肩胛骨和肱骨连接的地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医生说他五个月前的肩膀疼就是这个引起的，后来肌肉萎缩、使不上劲、动作受限，都是它在作怪。

医生说，如果半年前来看，可能还来得及。

大伯躺在病床上，右胳膊打着石膏，脸色蜡黄。他看见我进去，第一句话不是说自己病了，而是问老赵家的厨房还差多少没贴完。我说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惦记那个。他说人家老赵等着搬家呢，活没干完耽误人家事。

我说你不是说过年就没接老赵家的活了吗。他没接话，把脸转向窗户。窗外是县医院的老住院楼，墙皮掉了一大片，露出底下黑灰色的水泥，像一块巨大的伤疤。

大伯出院那天是六月一号。出院记录上写着建议肿瘤科进一步诊治。那个记录被他婶子塞进了床头柜的抽屉里，谁也没再提。

他回家以后还是坐那把老藤椅，右手搭在扶手上，跟以前一模一样。只是他瘦了很多，脸色灰白，眼窝凹进去，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从里面掏空了一部分。他右手彻底不能动了，连抬都抬不起来，就那么软塌塌地垂着。

我有一天去看他，他正坐在院子里看柿子树上结的青疙瘩。阳光从树叶缝里漏下来，落在他肩膀上。他忽然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他说，要是不拖着就好了。

我不知道怎么接。

他又说，可谁能想到呢，就是肩膀疼。

是啊，谁能想到呢。他是瓦工，肩膀疼就跟司机坐久了腰疼一样，天经地义的事。他这辈子吃了太多苦，熬了太多伤，脚踝的旧伤、腰肌劳损、腱鞘炎，哪一样不是扛扛就过去了。他以为这次也一样。

他婶子后来跟我说，其实四月份的时候，大伯半夜疼醒过好几次，一个人摸黑坐在床上，满头冷汗。她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就是胳膊压着了。她就信了。她知道他说没事的时候，她就信了。不是因为她糊涂，是因为她和他过了一辈子，早就习惯了彼此说没事。

她说，我要是那天晚上逼着他第二天去医院就好了。

可谁都没有。不是不爱他，是所有人都活在不敢停下来的日子里。他不敢停下来是因为一停就没了收入，他婶子不敢逼他是因为知道他怕花钱，我不敢多说是因为我觉得五个月都疼过来了也不差这几天。

我们每个人都是对的，可最后全都错了。

上个星期他儿子从省城回来了，说要带他去市里的大医院看看。大伯说不去。他儿子跪在床前哭了，说他这些年攒了点钱，够看病的。大伯看着他儿子，眼眶红了，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说出来的话是：你那钱留着娶媳妇吧。

我站在门口，听见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不是疼，是堵，密不透风地堵。一个男人的一辈子，好像就藏在这两句话里了——干活，攒钱，娶媳妇，盖房子，然后再干活。他的身体用坏了，他觉得是自己的错，是他没用，扛不住。

这些天我开始想一件事。大伯右肩膀刚开始疼的时候，是五个月前。五个月，一百五十天。那一百五十天里，他砌了多少块砖，流过多少汗，疼醒过多少个夜晚，我全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现在还坐在那把老藤椅上，右边身子越来越沉，像一棵从根部开始朽掉的老树。柿子树上的青果子慢慢变大，一天一个样。夏天到了，阳光很好，风也很好，可他已经不能用右手去够阳光、去够风了。

有时候我想，如果那天他夹花生米的时候，筷子掉在了地上，我没有笑他，而是直接开车送他去医院，会不会不一样。

可我知道，他肯定会说，没事，就是肩周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