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面对陶德曼调停中日，蒋介石为何要劝和德国、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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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德国出于反苏考虑，开始着手调停中日战争，以避免日本因在华消耗而减轻对苏压力。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10月29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国民政府建议举行中日谈判。

陶德曼强调，中国与苏联缔结条约是一个严重错误，“因为这样一来，就使得她与日本成立协议比较困难了。修改中国对俄国的政策是必要的。”

当时苏联在华情报机关很灵敏，故这一动向立即为其掌握。以此为契机，进入11月后，德苏两国围绕中日战争的角力顿现活跃。

1、苏联的行动

首先是苏联的行动。

为鼓舞国民政府坚持抗战，11月1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接见杨杰。会谈中，伏罗希洛夫先就蒋介石10月22日的询问做出答复：

苏联将作为友邦在布鲁塞尔会议上支持中国；苏联在东西两边都有敌人，现在尚未做好与所有敌人同时开战的准备，不过苏联会加快准备。杨杰则侧重于完成蒋介石给他的使命，故向伏罗希洛夫转告说：蒋介石认为，如苏联能维护远东和平，其西边的和平也就能得到保障；中国希望苏联能够参加对日战争。伏罗希洛夫答道：如果苏联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远东的战争，战争将延长，而且日本的矛头也许还会转向苏联。这一回答显然不符合杨杰的预期，所以他再次强调：日本已因战争陷入原料及财政危机，疲惫不堪；德国也无法对日提供实际的援助，因为它也没有做好准备，而且还须面对英法和捷克等敌国，所以蒋介石和他都认为，苏联可利用目前的战局，给所有敌人以决定性打击。

对此，伏罗希洛夫语带不快地说：“我不过是一个军人，只懂飞机、大炮与部队，杨杰将军却还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官，所以能够处理极其广泛的问题”。“我再重复一遍，苏联现在尚未做好两面作战准备，但正在准备之中，不久就可完成”。

由上述对答可知，伏罗希洛夫关于苏联参战问题的解释，总的基调是既否定目前的可能性，同时又为激励中方坚持抗战而令其对将来的可能性怀抱希望。杨杰本来应该对此加以全面理解，然而，对于11月1日的谈话，杨杰同日发给蒋介石的电报除报告“比京（布鲁塞尔）会议苏决助我，已令出席代表尽无限之力量，与我代表切取协助应付”外，对苏联关于参战问题的回答仅告“养（22日）电所示第四项已得具体答复，伏帅深恐电报不密，职拟返京面呈”。

在伏罗希洛夫和杨杰谈话的翌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接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委托德方向国民政府转告日本的七项议和条件：

（1）内蒙古在国际法下建立一个与外蒙古类似的“自治政府”； （2）在华北沿“伪满洲国”边境至平津铁路线以南一带建立一个非军事区，由中国警察和官吏维持秩序； （3）在上海扩大非军事区，由国际警察管制； （4）停止“排日”政策； （5）共同反共； （6）减低对日本货物的关税； （7）尊重外侨权利。

上述条件中，最关键的是第五条。

广田在提及此条时称：“依据中国驻东京大使给予之消息，中苏不侵略条约果无秘密条款，则共同防共并不与之抵触。”

广田的这一说法含有重大陷阱。原因有两点：其一，中苏缔约时有一个“永久不得正式或非正式公布”的绝对密件，规定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有效之时，中方不得与任何第三国签订任何共同防共条约。

其二，虽然其后国民政府一直否认上述密件的存在，但日本早在中苏条约签字前夕就掌握了这一秘密，）而且驻日大使许世英在9月1日向广田解释《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时，还明确表示中方将继续“自力防共”，但不会接受日本“共同防共”的要求。

由此可见，广田对国民政府无法接受“共同防共”心知肚明，却故作糊涂。

总之，关于日本11月2日提出的议和条件，一些人以为不算苛刻。这是因为他们没看到日本通过第五条巧妙地预置了一个中方无法跨越的障碍，从而能在将拒绝“宽大议和”的责任转嫁于中方的同时，继续扩大战果。

另一方面，苏联也针对日德之间的动向继续做中方的工作。11月4日，徐永昌与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等人聚会时，白崇禧“屡述苏联某武官云中国态度不明，缘中国尚与德意要好，无异与敌人要好，是中国真有与日订防共协定之可能。”对此，何应钦反驳道：中国“要与苏联订攻守同盟他不肯，何以又说此等话？且今日大批卖给我军械者德意，德意与日之关系可以想见矣。”但白崇禧仍主张“远德意而亲苏法”。白崇禧的这一态度既反映了苏联因素的影响，也折射出了日本所设障碍对国民政府的分裂效果。

就在这种状况下，11月5日傍晚，陶德曼向蒋介石转达了广田提出的议和条件。蒋介石虽然在11月4日刚刚自记“俄已无望”，但在获悉日方条件后，亦表示：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中国就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关于采取这一态度的理由，蒋除提及“中国现在正是布鲁塞尔会议列强关切的对象，而列强是有意要在华盛顿条约的基础上觅致和平”以外，特别强调：假如同意日本的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日本人正在执行错误的政策，假如由于日本的政策而使中国政府垮台，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2、联苏的犹豫

蒋介石此时特地提出共产党问题，并非偶然。在与陶德曼会谈前夕，蒋正在为中共问题焦虑，深感“外患未消，内忧日增”。会谈开始后，他即意识到日本的议和条件是以“试探防共协定为主”。另外，会谈结束当晚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全体会议也反映出其时国民政府高层对中共问题的重视。

从相关纪录看，蒋介石在会上先就11月3日开幕的布鲁塞尔会议重申了三条方针：

（1）对友邦出面维持正义调停纷争之举，不应使之不快，即或会议无结果，亦应使之明了须由日方负责。 （2）中日交涉须有第三国参与，如此，即使牺牲亦是便宜。反之，如直接交涉，即使便宜亦是牺牲。 （3）要设法使英美促成苏俄参加远东战事。

接着，蒋就把重点转到对中共的指责，称“共产党在庐山商谈各事均甚合理，所以容纳。现在事实多与前谈不符，即该军索要种种供给每以命令式行之。我们举国一致抗战，并非有共产党后始能抗日，盖抗战是一事，联俄又为一事。希望大家认清”。

对此，汪精卫呼应道：

“外面宣传有几种不对：（一）国共合作，（二）联俄方能抗日，容共方能联俄。此类宣传皆应纠正。”

蒋、汪的这些发言使与会者对该次会议浓厚的反共氛围留下了强烈印象。譬如，徐永昌在当天的日记中把蒋介石的讲话归纳为：“今日之坏，坏在人人捧共产党，以为将来加入共产党之余地，故受其麻醉、受其宣传而捧之者少，而无是非、无人格的捧之者多，国家危亡皆在于此。”徐还特地提到吴稚晖在会上指出“英国今日之联俄是恐其再偏则愈不可收拾，吾人之容共亦应以英人对俄之心为心”。

军事委员会第三部部长翁文灏也在当天的日记中强调，汪精卫在会上提议取消“国共合作”等口号；蒋介石认为“非共产党而拥护共产党，以希图趋时得利者，最应制裁”。

综上可知，陶德曼向蒋介石转达日本议和条件之际，中国全面抗战已届四个月，由于苏联没有如国民政府预期的那样参战，而中共在国内的影响力却迅速上升，国民政府高层对“联俄”与“容共”的副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感。基于此点，他们一边期待苏联参战，一边却开始否认“联俄方能抗日，容共方能联俄”，从而再次显露出他们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的本质特色。这一本质特色使国民政府高层既在“抗日”方面与苏联、中共有利害上的一致，又在“反共”方面与日本、德国有理念上的共鸣，故陷入了深刻的心理矛盾及政策取向上的两难困境。

总之，11月5日蒋介石对陶德曼的谈话与当晚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的基调说明，德国调停与国民政府高层在对日、对苏、对中共关系上的两难之叠加，使他们自全面抗战后一时收敛的“反共”执念又恢复炽热了。从这个角度解读蒋对陶德曼的回答，不难看出蒋在拒绝日本旨在离间中苏、分裂中国的“共同防共”的同时，也有以真正意义上的“防共”来劝告日本悔悟的用心。

与这一背景密切相关，德国的调停刚刚受到蒋介石的拒绝，国民政府内部就产生了争论。在11月8日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上，汪精卫介绍傅斯年意见时说，德国既向中国露出调停之意，就不应谢绝。如此，既可为比京（布鲁塞尔）会议无果而散时预留调解之路，又可避免开罪德国。对此，王宠惠“即言当电顾、郭于会外与英美法等说明”，表现出他对汪的赞同。但访欧归国不久的孔祥熙“言词激烈”地反对汪、王意见。其理由是：在比京会议未有结果以前，“我们又与别人谈调解，既使各国寒心，并破坏比京会议，是中敌人之计”。议论的结果，对孔祥熙的意见“众均谓然”。

然而，9日蒋介石的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应陶德曼之请，提醒中方注意，“如果战事拖延下去，中国的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这一提醒显然对“反共”执念复炽的国民政府高层颇有触动。因此，蒋介石尽管在10日指示杨杰转告苏方，我军虽自上海撤退，但“无论何时，决不与日言和”，在翌日却又在提及“共产党之阴谋”后，自记“为共产党事，对抗敌前途殊多顾虑”。

3、劝和德、苏的尝试

正在这一关头，11月11日晚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杨杰、张冲举行了四个半小时的会谈。在谈及中日战争局势时，斯大林强调：中国人口众多，而且现在只有日本一个国家在向中国开战。苏维埃俄国曾经同时与十四个国家作战，并赢得胜利，故中国也必能战胜日本。中国在使日本陷入疲惫状态后，日本统治阶层将发生斗争，日本政府会被打倒。如果他是中国人，他会号召人民抵抗三年。这三年中，苏联会一直援助中国。

中国只要有自己的飞行员和大炮，任何人都不可能打败中国。其后，针对杨杰提出的“希望苏联作为中国唯一的同盟国对日参战”的请求，斯大林表明了两点：

（1）中国不能仅从苏联得到支援，还应该从包括美英德在内的各个方面争取援助；（2）“苏联现在不希望和日本战争。如果中国打退了日本的进攻，苏联不必开战；如果日本即将取胜，苏联会参战。”但是，当杨杰特地提出“我将向蒋介石转告阁下的话：在我们行将灭亡时，我们可以期待苏联”后，斯大林立即制止说，“不，伟大的国家不会灭亡”，并随即转移了话题。

同11月1日伏罗希洛夫的谈话一样，11日斯大林关于参战问题的上述发言也是十分微妙的。然而，杨杰、张冲在12日给蒋介石的报告中，除了谈到斯大林答应从重工业和军需工业方面帮助中国保卫国土外，对苏方关于对日参战的回答，省略了包括“任何人都不可能打败中国”、“伟大的国家不会灭亡”在内的重要内容，而概括为：苏联希望日本削弱，但目前苏联尚未到与日开战时机，因为苏联对日开战会刺激日本国民的反抗，促成日本的团结，反使中国失去世界同情之一半。中国现在抗战甚力，且有良好成绩，若中国不利时，苏联可以向日开战。苏联是中国最可靠之同盟者，但英美法德等国愿意供给军火，中国亦要接受。

同日，杨杰还比较具体地向蒋介石报告了11月1日与伏罗希洛夫谈话的内容，但其中也回避了伏罗希洛夫那段含有不快感的“我不过是一个军人”前后的对话，而把其观点归纳为：“苏联参战，一举即可奠定东方和平之基础，诚如君所言，但苏联敌人甚多，东方开战，西方亦必接踵而起，东西兼顾恐无胜利把握，故目前积极准备，其时期固难定，但可以告诉君者，准备已快了。”

正因如此，尽管偏重于渲染苏联参战可能性的杨、张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淡化了苏方态度的不确定性，蒋介石仍没有轻易得出肯定性结论，而倾向于走“德国路径”者当然更不会改变他们对局势的悲观展望。

所以，据一份标明“务祈阅后付丙万勿告人”的绝密电报透露，在11月12日晚上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常会上，王宠惠“书面报告外交，大要谓：日已拒绝参加九国会议或将退出九国公约，英美均主和解不成必须采其他办法，美不愿中日问题重回国联。”

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谓国家政策应顾目前，不能顾虑将来。对俄外交实属错误，如用蒋大使毫无用处，应注意。”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谓俄国全为自身利害问题，其政策非外交家所能左右。如于彼无利，我们无论抗战至何时，他们亦不会来。如于彼有利，即不用外交手腕，亦必大举对日。”最后，何应钦的军事报告也使与会者“闻之至为痛心”。

结果，国民政府高层在是否接受德国调停问题上的动摇愈益强烈，而反共执念的复炽还使他们试图利用日本“共同防共”的口号，从“反共防共”的立场谋求停战议和。

证明这一新倾向的突出例子是孔祥熙的变化。在11月8日的会议上，他是反对德国调停的。12日，他还指示参加比京（布鲁塞尔）会议的中国代表，“外交方面务宜拉拢英美法使趋一致，苏俄方面尤盼努力运用，能使其于北满边境有何举以为牵制尤佳”。

但是，实际上孔对苏联的态度并无信心。

中苏缔约以后，国民政府有两个主要的对苏渠道：一个是原有的以蒋廷黻为首的大使馆渠道，主要接触对象是苏方外交机构；另一个是新增的以杨杰为首的“实业考察团”渠道，主要接触对象是苏方军事机构。就对苏联真实态度的评估而言，蒋廷黻渠道的特点是悲观，杨杰渠道的特点是乐观。因此，孔祥熙为慎重起见，于11月17日指示蒋廷黻向苏方确认其对中国已达“最困难关头”的中日战事有何具体办法。

19日，蒋廷黻遵令拜访李维诺夫，告以中国之困难，“深盼此时能有较好之消息”。但李维诺夫回答说，苏联除以前已有之表示外，“惜无可复加”。接着，李维诺夫反过来指责蒋介石“辞院长及德国调停之说，均在西洋舆论界发生不良影响，颇使人疑中国意志不坚强”。蒋廷黻随即致电报告南京。

从同一天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看，实际上，孔祥熙等不及蒋廷黻的报告就已表现出对德国调停态度的变化。

因为，司法院院长居正在会议伊始就主张：国家战争应从国家整个利益上打算，现我军事失利，闻德国大使欲居间调停，似宜集中意见切实检讨。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和，负历史上之责任，保全国家之生命，仍不失我革命党磊磊落落之态度。孔祥熙也接着以“比京会议情形难望有切实办法”为由，提议讨论“应否训令我国代表预备别寻途径”的问题。会议最后决定：“九国公约会议如无结果，俟其闭会后似可与英美法德等国作个别接洽，另寻办法。”

另外，作为“别寻途径”的另一尝试，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兼国民军事训练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立夫在11月19日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上提出，“如能促成德俄合作则形势可望好转”。

翌日起，他连续以面谈或书信的方式向陶德曼强调：德国因为对日缔结反共协定而给予日本支持，但德俄交战只会使日本和意大利坐收渔利，对德国则只能带来灾难。而且，战争的持续会给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发展带来巨大机会，结果是，以反共为理由发动对华战争的日本反而在帮助共产主义的发展。

很明显，陈立夫和孔祥熙一样，也开始从防止“造共”的观点出发谋求停战了。但他的方法与孔祥熙不同，是劝说德国“与俄亲善”，通过签署中、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在从日本收回德国殖民地的同时，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格局。

联系到孔祥熙“日俄火并有利于世界”的观点，不难理解，陈立夫的言外之意是，只要德国改而与苏联亲善，就可以让苏联放心去打日本，或让日本因害怕苏联参战而停止对华战争，二者都有利于结束“造共”。

德国是为反苏而对日缔结防共协定，又为反苏而调停中日战争的。所以，对德国来说，陈立夫的建议纯属“不谙世事”。而就国民政府自身来看，孔祥熙与陈立夫这种以防止“造共”为出发点的对日、对德工作，虽然反映了日本侵华战争客观存在的另一面相，但它不仅在立场上与国民政府对苏劝战时一再强调的日本侵华的“损苏”与中国抗日的“卫苏”自相矛盾，而且在苏联看来还属于对苏联与中共的一种背信行为。

因此，据日本的情报，李宗仁、白崇禧等“广西方面”此际在对外关系上的观测是，“因中国以暧昧之态度为远交近攻之策，而为苏俄所熟知，因此，期待苏俄之真正积极的援助，殊为困难。今后只有消极的继续援助军需品等物而已”。

在此同时，国民政府高层对自力抗战的前途陷入了浓厚的悲观氛围。周佛海在与陶希圣等人的议论中认为，“德使且谓欧战时德国有几次可下台，而威廉(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不愿，致成以后一败涂地之局，中国不宜蹈此覆辙。其言甚诚恳。蒋先生竟拒绝考虑，不知其如此干下去，究有何种期待也！”

汪精卫则在与行政院参事陈克文谈话时“摇头叹息，谓友邦虽有好意，但我方大门关得紧紧的，无从说起”。汪还悲观地说：“此次估计完全错误，但事已至此，亦不能不干下去矣。”面对这种内情，蒋介石不禁感慨：“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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