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呼和浩特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实践

（来源：内蒙古日报）

转自：内蒙古日报

□李治国

　　呼和浩特地区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区域，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的生动缩影。在清朝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各族人民在此密切交往、繁衍生息，共同描绘多民族共生共荣的美丽画卷，为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宝贵历史借鉴。

　　清代时，呼和浩特便形成了多民族聚居格局，满、蒙、汉等民族共同生活于此。其中蒙古族属于归化城土默特部，系明代俺达汗的直属部落，分为土默特左、右两旗。清代呼和浩特的满族，主要是在乾隆初年迁徙而来。随着绥远城的营建，大批八旗兵及其家属到此驻防。明清时期，山西等地的汉族大规模迁徙到土默川平原。清末，呼和浩特的汉族人口持续增长，形成与内地类似的大规模村落。这种多民族共生的格局，为后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前提条件。

　　清代满、蒙、汉等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进行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清初，受战争影响，土默特人口锐减。据《呼和浩特沿革纪要》载，为迅速恢复人口规模，当时的土默特首领颁布一项特殊法令，所有土默特蒙古族可突破民族界限，自由招募属民。生活在呼和浩特地区的大量汉族通过这种方式，融入土默特蒙古，并且民间两个民族的通婚并不罕见。在满蒙交融方面，清代满蒙联姻比较普遍，康熙皇帝的六女儿固伦恪靖公主，嫁给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的长子敦多布多尔济。由此，敦多布多尔济半年住在呼和浩特，半年住在喀尔喀蒙古。满蒙上层联姻不仅巩固了清朝的统治，更带动了两民族间的交往交流，强化了边疆与中央的联系。清末，清廷废除民族间通婚禁令，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通婚的普及和各民族文化、生活习俗的相互融合。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各民族和谐共生，不断打破各种隔阂、逐步实现全方位、深层次的交融，留下了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

　　清代呼和浩特是塞外的商业重镇，繁荣的商业贸易奠定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物质基础。以大盛魁为代表的一大批旅蒙商，总部设立在呼和浩特，见证了各民族之间在经济生活层面的相互依存。在交通方面，旅蒙商以呼和浩特为核心枢纽，开辟了三条主要商路，分别通往内蒙古其他地区、喀尔喀蒙古、新疆。每年秋天，各民族商人携带众多商品云集呼和浩特。城内的羊桥、马桥、牛桥等“桥”实为市场，是各类牲畜交易的专属场所。因城内空间有限，更大宗的商品交易在附近的召河进行。塞外的牲畜经由呼和浩特分散运输到内地省份。其中，北京作为核心消费地，其居民肉食供应直接受呼和浩特牲畜交易的影响。另一方面，内地的茶叶、面粉、瓷器等日用百货，在呼和浩特收集、归类、分装，源源不断送往塞外。清代内地与边疆的商业模式突破了此前官方主导的关市贸易局限，商品贸易在更宽松的环境中实现充分流通，民间商业力量不断壮大，进一步密切了边疆与内地的经济联系。

　　文化领域的深度互动，能够进一步凝聚民族共识、筑牢各民族共同的精神根基。清代的呼和浩特地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日益凸显，影响力不断扩大，成为凝聚各民族共识的重要纽带。一是关公崇拜。早在康熙年间，使臣张鹏翮便看到呼和浩特有一座土默特蒙古族建立的关帝庙，“城南有关夫子庙，留帝志二册，欲使远人知忠义也”。后来，随着满族和汉族人口的增多，绥远城、归化城又建立了新的关帝庙。二是兴建文庙。雍正二年，清廷在土默特蒙古建立文庙。雍正十三年，兵部尚书通智来到归化城，重新修缮了文庙，制定与内地趋同的整套祭祀礼仪，还将康熙帝御笔亲书“万世师表”，雍正帝御书“生民未有”的匾额悬挂在文庙上。从此，尊师重教、尊重文化知识的理念开始在土默特蒙古族中广为传播。满族文庙、汉族文庙分别建立于同治七年和光绪三年。三座文庙虽分属不同民族，但礼仪规范统一。每年的二月、八月的第四天，官员分别行释奠礼，祭祀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各位先贤。每月初一、十五行香，进行释褐礼、释菜礼。此外，对应三座文庙，还分别建立了三所官学，即蒙古族的启运书院、满族的启秀书院、汉族的古丰书院，三所书院都以传统儒家思想为主导。关公崇拜与儒家文化的传播盛行，印证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维系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为当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民族共识提供了历史支撑。

　　清代呼和浩特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实践，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历史实践也证明了民族交融是一个全面、深入、渐进的综合过程。新征程上，我们要善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更加自觉地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

　　（作者系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