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皇帝朱厚照：叛逆君主的一生与皇权博弈

正德皇帝朱厚照：叛逆君主的一生与皇权博弈

朱厚照是明朝最奇葩的皇帝之一，他放着皇宫不住，非要住进豹房，豹房就是养动物的地方。他把豹房扩建后搬进去居住，还打造出一套豹房政治。他放着皇帝不当，非要当大将军，自己封自己为大将军，让所有官员都以大将军的名号称呼他。他甚至给自己取了一个化名，叫朱寿，然后以皇帝的名义给自己这个“朱寿”下发圣旨，命大将军朱寿统帅六军。朝臣们都知道朱寿就是皇帝本人，却还是得陪着他一起演戏。朱厚照的一生充满了矛盾，在文官大臣眼里，他无疑是一个荒唐透顶的昏君；但后世也有人说他是活出了自我，打破了封印。朱厚照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叛逆的行为？他到底在追求什么？

少年天子

弘治十八年五月初，紫禁城东暖阁，一大早，司礼监太监戴义奉旨宣召内阁重臣刘健、谢迁、李东阳觐见皇帝。弘治皇帝身患重病，自知时日无多，召见三位重臣是为了托孤。弘治对三位大臣说：“东宫聪明，但年少好逸乐。先生们勤请他出来读些书，辅导他做个好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弘治把他对太子的担忧和盘托出。这句话至少说出了他的三个担忧：第一，太子贪玩好乐；第二，太子讨厌读书；第三，太子恐怕难成仁君。知子莫若父，后来发生的事情印证了弘治对儿子的这些担忧全部成为了现实。

两天之后，弘治驾崩，太子朱厚照即位，年号正德。正德皇帝登基时年仅十五岁，是位少年天子。按照明朝宫廷制度，皇帝十五岁即视为成年，成年的标志是大婚。正德元年八月，刚登基不久的朱厚照迎娶了皇后夏氏，随后又纳了沈氏、吴氏两位妃子。

无论是作为一家之主，还是作为一国之君，他当家做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停职了尚寝官。尚寝官是负责管理皇帝起居就寝的官员。按理来说，后宫的皇后、妃子，皇帝都可以随意召见，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皇帝要宠幸妃子，必须事先通知尚寝官，由尚寝官做好准备；即便皇帝临时宠幸了谁，事后也需跟上寝官备案。这么做的目的是要记录皇帝在哪年哪月何时宠幸了哪位妃子，这关系到皇家血脉的纯正，丝毫含糊不得。

但这对皇帝来说，私生活毫无秘密可言，还可能被干预。因为这会给太后、皇后等人留下干预的余地，一旦让她们得知皇帝要召见哪位妃子，很可能会横加阻拦。朱厚照登基后对此极为不满，他想游遍后宫，随心所欲，所以直接停止了尚寝官的职能。他这么做虽然不合规制，却没人能管得了他。朱厚照当家做主后的第一件事，居然是实现了自己的“性解放”，这让外廷的大臣们深感忧虑。但这些大臣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位刚登基的少年天子未来会做出更多更大胆的举动。

朱厚照登基之初，每天领着一帮和他年龄相仿的小太监在宫廷里摔跤蹋鞠。这还不算什么，从大臣们的奏疏中能看到，正德皇帝喜好弹射、打猎，杀生害物，他把鹰犬、狐兔等形形色色的动物圈养在宫里，紫禁城几乎变成了一座动物园。正德皇帝还把太监们组织成军队，让他们穿上铠甲、戴上头盔，在皇宫里真刀真枪地玩骑马打仗。历来威严肃穆的紫禁城，在正德皇帝登基后被折腾得不成样子。

不过这跟后来的事情相比，还不算离谱。渐渐的，朱厚照觉得在皇宫里折腾已经不过瘾了，他开始踏出皇宫，微服游荡。走出皇宫后，朱厚照仿佛看到了新天地，玩得更加肆无忌惮。除了骑马打猎、流连烟花柳巷这些普通贵族的玩乐项目，他还玩出了新高度。他曾经让人封锁整条商业街，让太监从宫里搬来成堆的衣物，自己扮成买卖衣物的小贩，让太监扮成店家，然后和店家讨价还价，还要求太监必须假戏真做，丝毫不能客气。

过完讨价还价的瘾，他又跑到由太监掌管的皇家酒铺，在里面喝酒玩乐，甚至把宫里的宫女弄出来，让她们扮演陪酒女，喝醉了就直接住在酒铺。据统计，朱厚照自从出宫游玩后，每个月回宫住的天数通常不超过四五天，其余时间都在宫外留宿。帝制的荒诞之处就在于此：只要是皇帝的儿子，无论品性如何、是否适合当皇帝，都有可能、甚至必须登上皇位。朱厚照显然不是适合当皇帝的人，但没办法，他是弘治皇帝的长子，必须继位。当皇帝，就要恪守为君之道，否则就是国家的灾难。

为君之道

古代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并非毫无约束。因为如果皇帝的权力毫无节制，君主就会自我膨胀、为所欲为，这个朝代很快就会覆灭。所以，古代帝制的设计中，虽然没有法律制度制约皇帝，却会给皇帝套上精神枷锁，这副枷锁就是儒家伦理。中国从汉代开始独尊儒术，正式确立儒家伦理为君主专制的政治基础。儒家伦理简言之，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大家都守住自己的本分、尽到自己的义务，社会才能井然有序，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这套儒家伦理经过上千年的实践，被历朝历代的君主视为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但这套制度终究只是一种共识，而非法律。遇到责任感强、愿意学习儒家伦理的君主，就会主动接受约束；但遇到秉性顽劣的君主，完全可以拒绝学习、不受约束——毕竟，不受约束的权力诱惑，没有几个人能抵挡。所以，历朝历代，胡作非为、祸国殃民的君主，远比英明有为的君主要多。

不过，碰到不受约束的君主，这套政治制度也并非毫无办法，它还有一个纠错机制——士大夫阶层。士大夫阶层至关重要，他们在君与民之间起到关键的桥梁作用。士大夫来自民间，通过科举走上庙堂，辅佐皇帝治理天下；退休后，又回到民间，成为乡绅，担任地方百姓的领袖。范仲淹所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再好不过地诠释了士大夫的特质：他们既忧君又忧民，既对君主负责，也对百姓负责。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句话听起来或许有些迂腐，如果是明君还好，但若是昏君，为何还要如此？事实上，士大夫所忠的“君”，并非某个具体的皇帝本人，而是合乎他们理念的“有道之君”。直白地说，有道之君就是按照儒家思想的标准，能守住自己本分的君主。

孔子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国有道则民昌，此国家之所以大兴也。”在孔子心中，君主因百姓而存在，也因百姓而灭亡，关键在于君主对百姓的态度。君主善待百姓，以百姓的利益为自身利益，这就是儒家思想中的“道”。孟子说得更直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民贵君轻”的说法，历朝历代的皇帝未必喜欢，但这确实是儒家思想中的为君之道。

所以在儒家士大夫眼中，他们辅佐的君主必须守住这个“道”。当皇帝的行事不符合“道”时，士大夫的使命就是敢于进谏，纠正皇帝的错误——这就是“文死谏”。拼死劝谏，很可能会惹怒皇帝，招致杀身之祸，但他们死而无憾，因为他们不是为昏君而死，而是为守住自己心中的“道”。

明代的士大夫就有这样的品格，他们拼死劝谏，抗争极为惨烈，因不屈而死于廷杖之下的文臣络绎不绝。不过，也有不作为的士大夫。成化后期，以万安为首的内阁被称为“纸糊三阁老”，原因就是皇帝犯错误时，他们不敢带头劝谏。当时成化帝做了一件明显不合规矩的事——任命传奉官。传奉官不经过吏部正规选拔程序，由皇帝直接指派。成化帝在位时，亲自指派了数千名传奉官，极大地破坏了朝廷秩序。

本应由万安为首的内阁大臣带头，一众文臣集体劝谏，但万安、刘珝、刘吉三位内阁大臣却始终不出头，被批评丧失了士大夫的精神，遭人诟病为“纸糊三阁老”。因此成化后期，朝廷的士大夫风气有所下滑，这种情况在弘治皇帝登基后才有所扭转。弘治帝朱祐樘信任文官，于是出现了一批贤能的文官辅佐他，临终托孤的三位大臣刘健、谢迁、李东阳，都是敢于进谏的标准士大夫。

对皇帝来说，士大夫是约束他的势力，处处为难制约他，不让他随心所欲。我们也能明白为什么明朝的宦官会拥有很大权力，因为皇帝需要依靠宦官对抗士大夫。皇帝一个人无法单独对抗众多不怕死的士大夫，必须借助宦官的力量。正德皇帝显然不是一个有道明君。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位接受先帝托孤的内阁大臣，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首要任务就是引导朱厚照学习。

根据明朝制度，天子终生都要学习，学习内容是儒家经典，学习形式分为日讲和经筵。日讲是日常功课，几乎每天都要进行；经筵是专题性的深入大型讲座，在春秋两季举行，每月大约三次。所以，皇帝大致是“每天一小讲，每月三大讲”。

但朱厚照对读书完全没兴趣，于是他跟大臣们斗智斗勇，绞尽脑汁躲避读书。我们简弘治十八年十月，刘健在奏章中说，自从先帝去世以来，经筵一直没有恢复。起初考虑到先帝丧事繁重，暂且搁置经筵，如今丧事已全部料理完毕，天气即将转寒，再拖下去，经筵就要等到明年才能恢复。因此，他请求无论如何，十一月初三都要重新开讲。朱厚照勉强同意，但开讲后，他只维持了一个月。到十二月十四日，他就以天气寒冷为由停掉了讲课，这一停就拖到了第二年。

正德元年二月，举行了朱厚照登基后的第一次经筵。这次经筵结束后，他又开始找借口不上课。他找的借口要么去给太后问安，要么要出去骑马。刘健在奏章中反驳皇帝的借口，说问安和骑马完全可以与学业并行，怎能成为不上课的理由？他在奏章中语气颇重，还借先帝的名义严厉批评朱厚照。但朱厚照依然我行我素，不为所动。

朱厚照把他对读书、对圣贤之道的反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了躲避读书、躲避圣贤之道，他说谎、搪塞、耍赖、装聋作哑、出尔反尔，使出浑身解数跟大臣们周旋，最后终于以他的胜利告终。

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位大臣虽有弘治帝的遗命在身，名义上还是朱厚照的老师，却完全无济于事。对于一个不想听话的皇帝来说，这些都毫无意义。这场劝学与反劝学斗争的实质，不仅仅是皇帝读不读书的问题，更是皇帝拒绝接受儒家伦理的束缚，拒绝接受大臣们所认为的“正确为君之道”。他甚至拒绝被皇位所束缚，这将成为朱厚照一生的主旋律。

盐引之争

正德元年九月初二，朱厚照下旨，委派太监崔杲前往南方督造龙衣。崔杲趁机向皇帝讨要一万二千引盐，说是作为这次公干的经费，正德皇帝批准了。在古代，盐是国家垄断经营，煮盐、卖盐都需要盐引，盐引由朝廷发放，其中蕴含巨大的利润空间。很多有权势的人拿到盐引后，还会在官盐的掩护下夹带私盐，谋取更大的利益。

按照明朝规制，盐税收入一律用于边防开支，不得挪作他用。但从成化朝开始，这个规制就被打破了。成化朝时，太监出宫办事，向皇帝索要经费，就打起了盐引的主意，向皇帝索要盐引替代经费。成化帝知道其中利润丰厚，但心疼家奴，还是批准了太监们的请求。用盐引给太监当经费的先例一开，太监们赚得盆满钵满。一直到弘治初年，这个政策仍在实行，后来文官大臣们向弘治皇帝奏明其中害处，弘治皇帝才下令禁止太监讨要盐引，这一做法才被迫终止。

正德皇帝登基时，发布的登基诏书中再次强调了这个禁令。但这份登基诏书是文官大臣代皇帝草拟的，当时皇帝还年幼无知，诏书中表达的都是文官的意见。如今正德皇帝登基一年，对登基时大臣们代他发布的诏书开始不认账了，他批准了崔杲讨要盐引的请求，这无疑是向文官大臣发出了挑战的信号。

盐引事务归户部管辖，户部尚书韩文率先上奏，搬出祖制和正德皇帝登基诏书中的相关条款，请求皇帝收回成命。但正德皇帝朱厚照心意已决，坚决不改，驳回了韩文的奏疏。韩文的奏疏被驳回后，文官集团一片哗然，专门负责谏言的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全都行动起来，接连上奏疏，请求皇帝收回成命。正德皇帝看到这些奏疏不胜其烦，他知道这场争执关乎自己权威的确立，所以咬住不松口，不管文臣们如何劝谏，始终不肯让步。

这样僵持了好几天之后，正德皇帝给这些劝谏的文官下了死命令：“君无戏言，我既然已经批准了给崔杲盐引，你们不得再干预，谁要是敢再干预，一律罢官。”给事中们被皇帝驳回后，文官集团只能打出最后一张牌——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位阁老。此前劝谏的给事中品级不高，皇帝可以随意呵斥，但三位阁老德高望重，皇帝也需以礼相待。三位阁老上奏，明确表示给崔杲盐引的敕书，内阁不打算拟制。

明朝的工作流程是：内阁先拟旨，然后皇帝再批红；如果遇到有异议的事项，内阁也有权拒绝拟旨，请求皇帝重新考虑。三位阁老这一招一出，正德皇帝朱厚照有些不知所措，双方一时陷入僵局。朱厚照见状，知道毫不让步恐怕不行，就做出了一个小小的让步：他发现这些日子里，朝臣们攻击最激烈的是太监崔杲，于是重新调整人事，改派另一位太监王赞为首，让崔杲当副手。

朱厚照认为自己退让一步，朝臣们有了面子和台阶，应该知足。没想到文官集团完全针锋相对，皇帝让一步，他们也只肯让一步。文官集团商议后，由户部上奏，提出妥协方案：同意把原来奏讨的一万二千引盐，一半给盐引，另一半折成白银。这个方案有两重含义：第一，给一半白银，可以减少财政损失；第二，皇帝如果接受这个方案，就意味着承认了大臣们的行为是合法的。

朱厚照虽然年轻，但身边的宦官们帮他看透了这个方案的含义。朱厚照明白过来后，做出了强硬的回应：“不可以，必须全部都给盐引。”九月十五日这天，正德皇帝朱厚照在文华殿召见三位阁老，双方展开了最后的交锋。李东阳在《燕对录》中记录了君臣之间的全部对话，其中朱厚照时而装傻、时而耍横，把他的个性表露无遗。比如，朱厚照先说：“既然一半给白银，为何不全部都给盐引？”刘健回答说：“户部的用意在于节约用度。”朱厚照说：“既然要节约用度，为什么不把实实在在的白银留着，全部都给盐引？这样岂不两边都方便？”

他这么说，就属于仗着自己年纪小装傻——他肯定知道盐引比现银值钱，要是现银更好，他又何必固执地坚持全要盐引。刘健只能耐心解释：“白银是有限的，盐引却可能被人利用，夹带私盐，谋取更多利益，这是严重的弊端。”朱厚照说：“如果真有此事，朝廷自有律法处置。”刘健等人心里都明白，律法对太监来说根本不管用——有皇帝的庇护，这些表面上的律法根本约束不了太监。他们知道其中缘由，却不能跟皇帝明说，只能从太监的品性上做文章。

最后正德皇帝毫不退让，刘健等大臣深感绝望。他们三位作为正统的儒家官僚，在这种局面下，只能坚守自己的职责和操守——引咎辞职。第二天，三位阁老同时递交了辞职奏疏，这出乎正德皇帝的预料，他没想到内阁会集体辞职。他毕竟年轻，在政治上没什么经验，如果三位阁老都不干了，繁多的朝政根本无从下手。最后，他只能妥协，被迫宣布接受户部的方案，一半给盐引，一半给白银。

这场由盐引引发的斗争，文官集团虽然赢了，但可以想象，正德皇帝朱厚照心中憋了多大的火，他很可能把这件事当成了自己的奇耻大辱。而接下来的大政变，就是由这次事件埋下的导火索。

八虎之变

盐引之争结束后，文官集团想趁热打铁，抓住有利时机，重创皇帝身边的奸佞，他们把矛头指向了皇帝身边的核心太监——“八虎”。“八虎”是指围绕在正德皇帝身边的八个高级宦官，分别是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勇、邱聚、高凤和罗祥，首领是刘瑾。这八个太监从朱厚照在东宫当太子时就跟在他身边，朱厚照当上皇帝后，“八虎”的地位水涨船高，朱厚照平时那些纵情玩乐的主意，大多是他们出的。

文官集团认为皇帝堕落的根源，就出在这八个人身上，所以应该借着盐引之争胜利的东风，把“八虎”问题一并解决。文官集团以三位阁老为首，一众大臣纷纷上奏，请皇帝惩治“八虎”。一时间朱厚照难以招架，为了缓解压力，他派出朝臣并不太反感的司礼监太监李荣、陈宽、王岳等人去内阁说情、讨价还价，但文官集团不肯让步，酝酿了一次大规模的集体上书行动。

这次行动由韩文领衔，李梦阳执笔，一众官员共同讨论修改，最后广泛征集签名，上奏皇帝。韩文是户部尚书，此前盐引事件中就是他领导户部首当其冲，这次他依然冲在前面。李梦阳是户部郎中，官职虽不高，名气却很大，他是当时有名的大才子，以他为首的“前七子”是明朝文学的重要流派之一。李梦阳执笔的奏疏，力度和分量都无可挑剔。李梦阳开篇以君臣大义立足，正气凛然，随后点出“八虎”的姓名，列举他们的胡作非为；接着转入对皇帝的劝谏，说无论从什么角度出发，姑息这些奸臣都是有违道德的；最后又站在历史的高度，阐明宦官误国的危害。整篇奏疏摆出一副“清君侧”的架势，引经据典、搬出祖宗遗训，朱厚照看后心惊肉跳。

更严重的是，奏疏后面附着一长串签名，满朝官员采取联合行动，在宫门外请愿，势必要将“八虎”按律法处置。朱厚照再次派出王岳等太监去谈判，这次他开出了妥协条件：可以惩治“八虎”，但要保留他们的性命，把他们发往南京流放。但文官大臣们依然不同意，坚持要将“八虎”明正典刑，否则绝不罢休。

王岳看到这种情况，就跟内阁大臣说，他愿意帮助大臣们，回去密奏皇帝，第二天早晨就逮捕“八虎”。王岳是司礼监太监，史书记载他“素忠直”，也就是说他一向忠诚正直。他愿意帮助文官集团是出于正直，但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并不高。更有可能的原因是，王岳作为司礼监太监，与“八虎”并非同党，在权力争夺上也有宿怨。如今满朝大臣齐心协力要除掉“八虎”，正中他的下怀，他顺势帮助文臣，也正好替自己除去竞争对手。

王岳加入文臣阵营后，刘健等人信心倍增。按照计划，第二天早晨就能逮捕“八虎”，他们即将获得最后的胜利。没想到，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小人——焦芳。焦芳当时是吏部尚书，《明史》对他的评语很差，说他“粗鄙无学识，性阴狠”。正德元年，他靠谄媚当上吏部尚书，还想进一步往上爬。他在为官过程中，与刘健、谢迁等人不和，向来有矛盾。这次文官集团发起的倒“八虎”运动，他迫于形势，才在奏疏上签了字。

焦芳眼看倒“八虎”运动要是成功了，刘健、谢迁等人的势力必将更加稳固，自己就再无出头之日，于是开始动起了歪脑筋。他得知王岳等人加入文官集团后，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消息秘密通报给了“八虎”。刘瑾等“八虎”得到消息后，立刻去找正德皇帝朱厚照，在他面前痛哭流涕，一边哭一边添油加醋地诉说王岳等人如何勾结外臣。

王岳支持朝臣的举动，在皇帝看来是犯了大忌，皇帝信任太监是因为把太监视为自己的家奴，而家奴勾结外臣是皇帝绝对不能接受的。在刘瑾等人的劝说下，朱厚照立刻下令抓捕王岳等人，然后任命刘瑾取代王岳执掌司礼监。“八虎”的其他成员，邱聚提督东厂，谷大用提督西厂，张勇等人管理禁军。一夜之间，内廷中枢以及京城主要的特务机关和禁卫军，都落到了“八虎”手中。而在皇宫外面，刘健、谢迁等文臣还一无所知，他们以为自己已经稳操胜券。

正德元年十月十三日清晨，正德皇帝颁布圣旨，赦免了刘瑾等八人，还对他们的职务做出了新的任命，圣旨还强调，这是皇帝的最终决断。等候在宫门外的百官听到圣旨后，目瞪口呆、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现场一片寂静。刹那间，从刘健到百官，一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稀稀落落地各自离去。

刘健、谢迁知道事不可为，当天就向皇帝请辞。这次内阁请辞，正德皇帝朱厚照仿佛换了一个人，与上次害怕的模样判若两人，他当即批准了他们的请求。按照惯例，内阁大臣这样级别的官员请辞，皇帝就算心中十分乐意，也不能立即应允，至少要来回挽留三四次，以示礼遇。但朱厚照完全没有挽留，直接批准了刘健、谢迁的辞职，让他们回乡养老，只有李东阳没被批准。李东阳忍辱留下，为文官集团保存了一点正义的力量。

文官集团失败后，以刘瑾为首的宦官集团彻底得势。正德二年三月，在刘瑾的操纵下，朝廷发布了“奸党榜”，这相当于后来的反党集团。奸党榜上一共有56个人，刘建居首，然后是谢迁，下面是尚书四个人，宦官三个人，然后是科道官41人，其他部员六人。这些人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免职，有的被发配。

这次政变是一次关键性的转折点，《明史》在叙述这段内容的时候，好几次用了“大变”这个词。他至少带来三个严重后果，第一，好不容易在弘治年间恢复起来的文官政府，又回到形同虚设的状态。第二，宦官势力崛起，这为以后贯穿整个正德时期的“豹房政治”奠定基础。第三，正德皇帝朱厚照彻底挣脱了道德的束缚。从此以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他进行约束，他可以肆无忌惮地释放自己的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