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唐圣电 胡仕胜：“三观不合”让阿巴冲突反复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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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圣电 胡仕胜

编辑|曹寅聪

审核| 朱依林 单敏敏

2026年2月27日，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在边境地区发生交火，在巴基斯坦查曼的两国边境口岸空无一人。图源：“世界知识”微信公众号

2月27日，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将巴阿之间的最新军事对抗称为一场“公开战争”，显示两国的边境紧张态势自2025年10月以来已由间歇性摩擦向高强度对抗演变。从表面上看，此轮冲突直接源于巴方以反恐和边境安全为由对阿富汗实施跨境打击，而阿富汗塔利班（阿塔）则将其定性为对阿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但从更深层看，当前的阿巴矛盾是两国长期“三观不合”的集中显现——双方在边界合法性、地区战略定位与安全治理逻辑上的认知长期错位。

一、“边界观”不合

这是本轮阿巴跨境冲突最深层、也最难通过短期谈判化解的结构性因素。对巴方而言，杜兰线是1893年在英属印度与阿富汗之间确立、1947年由巴方继承的既有国际边界；对阿方而言，这条约2600公里的边界带有鲜明的殖民划界色彩，且切割了普什图人等跨境族群的传统活动空间。双方争执的不只是边境应如何管理，更是这条边界本身是否应被视为不可再议的现代国家国界。

杜兰线争议的政治化，始于19世纪末英俄“大博弈”背景下英国对阿富汗边疆的线性划界。1893年协议将阿富汗与英属印度的势力范围加以界分，但这条边界穿越普什图和俾路支聚居区带来的历史后果，决定了它在阿富汗始终难以被单纯理解为技术性国界。1947年印巴分治后，阿富汗在联合国大会表决巴入会时投下唯一反对票，理由即在于两国之间存在边界争议；1949年喀布尔召开支格尔大会进一步宣布，与英国就边界达成的既有安排不再有效。

此后，阿巴在杜兰线问题上逐渐形成两套难以兼容的法律—政治叙事。巴强调，杜兰线及其后续安排具有延续性，巴作为英属印度西部边界的继承者，理应沿袭既有边界；阿则长期坚持，1893年的划界是在殖民压力下形成的政治安排，既不能自然等同于当代阿巴正式国界，也不应因英属印度消失而自动转化为巴不可争议的主权边界。双方争论的是边界“是否成立”而不只是“如何管理”，因此比一般边境摩擦更难处理。

历史上，这种边界认知分歧曾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多次演化为外交危机、武装摩擦和边境关闭，1961年两国一度断交。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巴领导人布托与阿富汗领导人达乌德曾接近达成某种谅解，但随达乌德政权终结而中断。此后，尽管阿富汗长期陷于战争和政权更迭，但历届政权并未在此问题上作出根本性让步。近年来，巴持续推进在沿线修栅设障和边境管控，阿塔在2021年重新掌权后公开反对相关建设，并继续否认这条边界的合法性。这意味着，只要双方在边界合法性层面无法形成最低限度的政治默契，阿巴关系就很难真正摆脱“事件触发—局势升级—暂时缓和—再度反复”的循环。

2026年3月5日，在阿巴边境地带的阿富汗楠格哈尔省，流离失所的民众暂居临时避难所。

二、“战略观”分歧

这是本轮阿巴冲突持续升级的重要背景。长期以来，巴战略界视阿富汗为抗衡印度的“战略纵深”，且在对阿政策上普遍存在“西线可控、东线可稳”的战略想象，即希望阿富汗至少不要成为印度影响力向巴西部外溢的支点，更理想的状态是在喀布尔形成一个对巴友好、能在对印竞争中减轻其两线安全压力的政权安排。20世纪8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巴成为阿反苏武装最重要的后方基地之一，由此大幅提升其对阿内部政治进程的介入力度。

冷战后，这种战略思维并未消失，而是随着阿富汗内战和阿塔崛起进入新阶段。对巴而言，20世纪90年代中期崛起的阿塔之所以一度被视为理想合作对象，不只因为其与巴宗教学校网络和边境族群联系密切，更在于巴方判断其上台后有助于压缩印度在阿活动空间、改善巴对中亚地缘连通条件，并在边界与跨界普什图民族问题上为巴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在巴方传统战略认知中，阿塔一度被赋予地缘安全与地区竞争意义上的“战略资产”角色。

但阿塔2021年重掌政权后，并未演化为高度配合巴方利益的新政权。相反，阿塔越来越强调阿富汗主权独立、外交平衡和战略自主，不仅延续了历届政府在杜兰线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还明显加大与伊朗、俄罗斯、土耳其及印度等国的接触力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印度自2022年恢复在喀布尔的技术性存在后，2025年又同阿塔举行高层接触，并宣布将驻喀布尔技术小组提升为使馆级外交存在；阿塔则公开将印度称为“重要的地区和经济伙伴”。这一变化在巴看来，意味着阿富汗可能重新演变为多方力量竞逐、印度影响重新进入的地缘空间。

因此，当前阿巴在“战略观”上的分歧，已从“巴希望塑造阿富汗”转变为“阿希望摆脱被巴塑造”。双方并非缺乏合作意愿，而是巴方仍以安全塑造、战略纵深等逻辑看待阿富汗，阿方则逐渐以主权独立、战略平衡和去依附化的逻辑重新界定对巴关系。

三、“价值观”差异

双方在国家合法性、敌友边界与安全治理逻辑上存在根本差异，这是当前阿巴冲突最直接的推动因素。对巴而言，安全治理的核心在于维护国家主权、宪制秩序和对合法暴力的垄断，因此“巴基斯坦塔利班”（巴塔）无论诉诸何种宗教叙事，都被巴界定为必须清除的反国家武装、极端暴恐势力。而阿塔对敌友的判断更深地嵌入了宗教认同、战场结盟、普什图传统文化与跨境社会网络之中。正因如此，面对巴塔，巴强调的是“反恐”和“国家权威”，阿塔更多考虑的是“主权独立”“政治忠诚”及内部权力平衡。

从巴方一侧看，巴塔之所以被视为核心威胁，不仅因其长期以暴力挑战巴国家秩序，更因其活动已重新成为影响巴安全与政治稳定的关键变量。据澳大利亚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2026年全球恐怖袭击指数报告》，巴已连续六年出现恐袭死亡人数激增，并成为2025年全球受恐怖主义影响最严重国家。而在巴境内，巴塔发动的恐袭占总数的67%以上，是“俾路支解放武装”的五倍。在巴国家安全视角中，巴塔是直接侵蚀国家权威与社会秩序的持续性威胁。

然而从阿塔一侧看，巴塔并未被完全置于与“伊斯兰国呼罗珊省”（ISKP）同等的敌对位置。历史上，阿塔与巴塔曾并肩对抗美国主导的驻阿军事力量，双方在意识形态、战场经验、人员往来乃至部族社会网络层面都存在深厚联系。联合国安理会相关报告在2024～2025年连续指出，巴塔仍是阿境内最重要的恐怖组织之一，并从阿境内对巴实施多起高调袭击，阿塔方面关于“阿富汗领土未被用于跨境暴力”的说法也被联合国报告质疑为“缺乏可信度”。这说明，阿塔对巴塔采取的并不是系统性、可核查的“清剿逻辑”，而更可能接近一种有限约束、选择性容忍的“管理逻辑”。在一定程度上，阿塔将巴塔视作“可控代理人”和“战略资产”，用来对付更危险的ISKP，并作为与巴谈判的筹码。而且，若完全按照巴方要求打击巴塔，不仅可能被国内支持者解读为屈从巴方压力，也可能损害阿塔作为“独立伊斯兰政权”的政治形象；同时，阿方也未必具备彻底摧毁相关武装网络的现实能力。

这种差异决定了阿巴谈判很难触及问题核心。巴方要求的是国家中心式安全答案：由阿塔明确定性、切断庇护、实施清剿，作出“可核查、可持续”的反恐承诺；而阿塔更倾向于用原则性表态、边境降温安排来回应，不愿接受巴方对其内部安全议程的定义。结果是，双方在技术层面可以讨论停火、遣返、口岸开放等机制，但在根本层面始终无法就“谁是必须被彻底消灭的敌人”“谁应对跨境暴力负责”等核心问题达成一致。正因如此，自2025年10月双方在边境大规模交火以来，即便土耳其、卡塔尔、沙特等外部力量数度斡旋，阿巴关系仍未摆脱“袭击发生—巴方归责—跨境打击—阿方报复—再度谈判”的循环。

上述安全治理逻辑的错位还与巴国内政治变化相互叠加影响。2025年11月通过的第27次宪法修正案，显著提升巴军方的宪制地位和制度影响力，使安全议题在国内政治中的中心性进一步上升。几乎同时，巴境内连续发生重大袭击：2025年11月伊斯兰堡法院外的自杀式爆炸造成至少12人死亡，2026年2月伊斯兰堡什叶派清真寺发生爆炸造成至少31人死亡，巴焦尔地区还发生造成13人死亡的袭击，后者被巴方归因于藏身阿富汗的巴塔所为。对巴而言，在军方权威上升、国内社会对“反恐成效”高度敏感的背景下，对阿采取更具惩罚性的跨境行动已成为国家权威和安全治理能力的公开展示。对阿塔而言，在国际承认缺失、国内经济承压的情况下，对巴方军事行动作出强硬回应，同样是维护其主权叙事和内部凝聚力的重要方式。

因此，阿巴之间实质上存在两种难以兼容的政治—安全认知体系：巴要求以现代国家秩序和可核查反恐作为双边关系底线，阿塔则坚持以主权自主、价值观认同和选择性安全治理来界定自身行为边界。只要巴塔问题仍被双方置于完全不同的解释框架之中，边境危机就很难通过军事行动或外交谈判得到根本解决。

归根结底，阿巴冲突反复发作，症结在于双方在边界、战略和安全问题上的长期认知错位尚无解套方案。但对两国而言，越是在互信稀薄、敌意累积的情况下，越需要把防止局势失控置于优先位置。未来阿巴关系更现实的前景，应是在持续博弈中维持可控，在有限接触中避免全面失序。

作者简介：

唐圣电，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胡仕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研究员

本文转载自“世界知识”微信公众号2026年4月22日文章，原文载自《世界知识》2026年第8期，原标题为《 唐圣电 胡仕胜：“三观不合”让阿巴冲突反复发作 》。

本期编辑：曹寅聪

本期审核：朱依林 单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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