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内讧阻碍了与美谈判，双方都有时间继续“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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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RMB交易与研究）

伊朗领导人之间因美伊谈判而产生的内部紧张关系，使特朗普总统争取外交胜利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

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内的强硬派正在向更关注经济的高级官员施压，使谈判变得困难

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似乎隐居起来，他的缺席加剧了伊朗的分裂，使伊朗失去了最终的仲裁者。

本周，伊朗领导人与美国谈判中的紧张关系公开化，凸显出特朗普总统想要取得他所希望的结束战争的外交胜利有多么困难。

双方分歧在4月初的首轮会谈中就已显现。知情人士透露，调解员表示，当美国追问伊朗一些其曾表示愿意讨论的具体问题时，伊朗的态度变得含糊不清。

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是，伊朗领导层在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底线问题上存在深刻分歧——这令人担忧。周六，特朗普总统则宣布已取消使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行程，他认为这没必要。特朗普取消美国特使赴巴基斯坦行程，外交谈判失败

原本，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周五在福克斯新闻频道表示，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将前往伊斯兰堡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她还表示，如果谈判取得进展，副总统JD·万斯将随时待命前往。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周五，但伊朗国家媒体称双方并未安排会晤。

隶属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通讯社塔斯尼姆指责美国编造故事，“目前基本上没有与美国人进行任何谈判，阿拉格奇先生此次访问伊斯兰堡也不是为了与美国人谈判。”

特朗普习惯于“交易型外交”，希望直接与能做主的人（Big Boss）谈。然而，由于伊朗内部的分裂，特朗普发现自己找不到一个既有谈判意愿、又有执行能力的对手。

当前的报导倾向于认为，伊朗正处于一个“政治僵局期”。最高领袖的缺席或沉默，使得革命卫队等强硬势力在决策中占据了上风。在这种环境下，即便特朗普政府释放出愿意谈判的信号，伊朗内部的权力拉锯也极大地拉高了达成协议的门槛。

在战争期间，伊朗领导层在政治宣传上展现出团结一致，并对军队保持着严密的指挥和控制。但随着伊朗转向与美国达成协议以寻求解除制裁，这种团结似乎正在瓦解，而达成协议很可能需要做出艰难的让步。

一场拉锯战正在伊朗革命卫队和新近获得权力的政治体系其他部门中，以及急于修复伊朗经济的政府高官之间进行。

伊朗强硬派领导人正不断向其代表施压，要求他们不要妥协。他们利用国内媒体和社交媒体抨击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穆罕默德·巴格尔·加利巴夫和阿拉格奇——指责他们在首轮谈判中讨论了伊朗核计划。

伊朗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格尔·加利巴夫，同时也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代表之一。（图片来源：wael hamzeh/Shutterstock）

伊朗驻巴基斯坦代表团成员、极右保守派议员马哈茂德·纳巴维安公开抨击加利巴夫主持谈判的方式。

“在巴基斯坦谈判中，我们犯了一个战略错误，”他告诉学生新闻网（Student News Network），这是一个与强硬派结盟的官方通讯社。“我们不应该把核问题拿出来谈判。这样做只会让敌人更加肆无忌惮。”

知情人士透露，领导革命卫队的艾哈迈德·瓦希迪也反对做出过多妥协。

分析人士表示，伊朗政府内部在让步程度上的分歧似乎使伊朗难以进行谈判。

首轮会谈在巴基斯坦持续到深夜。据知情人士透露，库什纳一度离开会谈地点，给当时正准备在迈阿密观看一场格斗比赛的特朗普和国务卿马可·卢比奥打电话。知情人士还表示，库什纳返回后，美国坚持要求伊朗同意暂停铀浓缩活动20年。会谈随后结束。

“最高决策层存在犹豫不决的问题，”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全球顾问委员会中东问题专家穆罕默德·阿梅尔西表示，“关于何为伊朗最佳利益的内部争论，拖慢了达成共识所需的时间。”

伊朗政治领导层周五发表一致声明，迅速否认存在任何分裂。“在伊朗，没有极端分子或温和派之分，”加利巴夫说，“我们都是‘伊朗人’，都是‘革命者’。”阿拉格奇和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发表了几乎相同的声明。

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艾哈迈德·瓦希迪。瓦希德·萨利米/美联社

很难对伊朗领导层不透明的内部运作得出确切结论。这种强硬姿态可能旨在迫使美国放松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或在谈判桌上做出其他让步。

“不同的权力中心都在试图在任何正式会晤之前争取更大的让步，”田纳西大学查塔努加分校助理教授、伊朗安全部队专家赛义德·戈尔卡尔说。“他们装作不情愿，是为了增加谈判筹码。”

最近的公开辩论至少是双方阵营之间的第三次交锋，此前强硬派曾试图压制务实派官员为缓和与海湾阿拉伯邻国以及紧张局势所做的努力。特朗普曾指出，这些分歧阻碍了谈判的继续进行。

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伊朗研究项目主任拉兹·齐姆特表示，如果让分裂的印象持续下去，这个极不受欢迎的政权在国内将面临脆弱的局面。

他表示，由于缺乏一位强有力的、在位的最高领导人来承担做出艰难决定的风险并协调各派系，这些分歧变得更加严重。

自其父在战争初期遇害，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导人以来，他一直未露面或发表任何言论。美国和以色列官员以及参与谈判的调解人普遍认为，他目前处于隐居状态，可能受伤，并且无法自由沟通。

哈梅内伊在辩论激烈进行期间的缺席，凸显了伊朗目前缺乏那种在过去会成为重大国家安全决策最终仲裁者的人物。

为了结束两伊战争，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在经过激烈的辩论后，艰难地决定结束战争。他将这一决定比作喝下毒酒。

“与 1988 年不同，现在没有人会替你喝下那杯毒药，”齐姆特说。

包括纽约时报、路透社等国际媒体也普遍报导称，伊朗内部在“如何应对美国”的问题上存在根本性的战略分歧。主要表现在强硬派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 与务实派政府高级官员的立场矛盾。

BBC中东频道也曾报导，当最高领袖不公开发声或不明确拍板时，伊朗国内的多个权力中心（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议会、革命卫队）就会开始“混战”。

外界传闻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幕后权力巨大。如果领袖处于半隐居状态，围绕“下一任领袖”的卡位战会直接体现在外交政策上——没有任何派别愿意在这个敏感时期表现出对美软弱，因为这可能成为政敌攻击的把柄。

《外交政策》杂志的分析认为，伊朗的“内讧”实际上是一种策略性的“好警察/坏警察”手段，但在特朗普回归的背景下，这种内部裂痕正变得失控，导致德黑兰无法给出一个统一的答复。

美伊都有时间继续“耗”下去

在全球制裁和海上封锁的压力下，伊朗的石油工业并未停摆，而是演变成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猫鼠游戏”。美国同样也未有继续加大物理攻击的意愿。这也导致了双方目前都不急于达成协议。

当伊朗的石油无法通过正常贸易流向国际市场时，按照惯例，它们被储存在以下四个主要物理维度。

1. 庞大的“海上油库”（海上浮仓）

这是伊朗应对封锁最著名的方式。伊朗国家油轮公司 (NITC) 拥有数十艘超大型油轮 (VLCC)。当出口受阻时，这些油轮就变成了移动的仓库，长期停泊在波斯湾或公海。

这些“海上浮仓”装载着数千万桶原油，随时等待制裁缝隙。一旦找到买家，可以通过“船对船转运” (STS)的方式在公海交货。

根据近几年的卫星图像显示，在伊朗近海经济停满了满载的油轮，总储量有时高达 5,000 万至 1 亿桶。

2. 战略性陆地地下库区

伊朗近年来加大了对陆地储存设施的建设，特别是为了摆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绝对依赖。

贾斯克港 (Jask Port)是伊朗的“备用计划”。该港口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之外。伊朗修建了一条长达 1,000 公里的管道，将原油运到海峡外的贾斯克，并在那里建设了巨大的油罐区。

地下储气库与盐穴：利用天然地质结构（如盐穴）进行地下储存，这种方式不仅容量大，而且具备极强的抗打击能力和隐蔽性。

3. “幽灵船队”与海外转运站

为了绕过监控，伊朗原油有时会储存在他国的领海或保税仓库中。

海外保税仓：媒体曾披露伊朗在亚洲某些国家设有保税仓库，原油以“未报关”状态储存，等待更名或混兑后变身为其他国家的原油（如“马来西亚混兑油”）进入市场。

身份漂白：在这些转运站，原油经过物理混兑，并更换产地证明，使得追踪其来源变得极其困难。

4. 生产端的“以产定储”与注气回填

如果所有物理容器都满了，伊朗会采取更极端的手段：

油田注气：将部分产出的原油或天然气重新注入旧油田。这既是一种储存手段，也能起到增压作用，维持油田的长期生产寿命。

减产压力：关闭油井是最后的手段，因为重新开启油井需要极高的技术成本和资金，所以伊朗总是优先选择建设更多的油罐。

伊朗的原油储存不仅仅是物流问题，更是政治筹码。通过维持庞大的库存，伊朗在谈判中拥有“随时大规模回归市场”的能力。一旦制裁松动，这亿万桶积压的原油将瞬间冲击国际油价。

（原文综合自华尔街日报、半岛电视台及全球主要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