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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读的天价薪酬,和从没为个人套现的彭永东。
定焦One(dingjiaoone)原创
作者 | 陈颐
编辑 | 阮梅
4月24日,贝壳发布2025年年度报告。和往年一样,最先被放大的,不是营收,也不是利润,而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标签:高管亿元薪酬。
过去三年,这个标签几乎成了贝壳联合创始人彭永东的“固定搭配”:2023年的7亿、2024年的4亿,每一次年报出来,他的名字都会和一个“亿”级数字同时出现。这笔钱如烫手山芋,曾遭遇舆论围观甚至批评,贝壳管理层这几年的薪酬却始终没有走下亿元级别。这让人心生疑惑,贝壳为何如此头铁?
实际上,如果把彭永东的薪酬账拆开来看,故事完全是另一种走向。2025年,彭永东的现金薪酬约为937万元,在2024年(现金薪酬共1170万元)的基础上再缩水约两成。股票支付部分,2023年和2024年两批本该解禁的股份,当时主动申请继续锁定,一股未动;2025年、2026年,4亿多和2亿多薪酬,他两次全部捐给了一线服务者,如房产经纪人、装修工人,以及应届毕业生。
一个自愿锁定、股份原封不动捐掉、为个人一股没卖的企业一把手,为什么仍然被贴上“高价年薪”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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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误读几乎是必然
大部分人一看到“薪酬”两个字,第一反应是董事长拿到手的现金。
这是A股财报的阅读习惯:A股年报里,高管薪酬只含现金部分,股权激励单独列出。但贝壳是港股上市公司,年报里的“薪酬总额”,包含基本工资、奖金,再加上所有以股份为基础的付款。
港股和美股在制定披露规则时,预设读年报的主要是机构投资者,能分清“现金薪酬”和“股份支付薪酬”的区别。A股披露规则服务的是更广的散户群体,把“薪酬”和“股权激励”分开列,更直观。
两套规则的设计逻辑不同,如果拿着A股的阅读习惯去看港股年报,误读几乎是必然的。
很多港股上市公司高管的“天价”薪酬里,绝大部分是“股份支付薪酬”。这笔“钱”,有两个特点:
一、它不是现金。公司不会真的把这笔钱打给高管,这笔费用是按会计准则挂上去的一笔账,算公司的成本。
二、它也不等于高管拿到手的钱。限制性股份有归属期和锁定期,没到时间不能卖,就算出售还需缴纳税费,实际可得金额与账面数字存在明显差异。
在这种披露逻辑下,就会连续几年出现“高管薪酬过亿”的表象。
实际上,贝壳的遭遇并不是孤例。
2019年4月,小米在港交所披露2018年年报,雷军当年总薪酬约98亿元,被解读为“雷军年薪98亿元”。2021年快手上市,首份年报披露宿华和程一笑两位创始人当年“薪酬”被推算到数十亿港元级别,同样主要来自上市前后股份奖励的会计确认,而非当期现金收入。
彭永东的情况又更特殊一些。
不同于一些企业一次性大额摊销,贝壳相关股份支付费用采取五年摊销方式。因此,每年的股票薪酬其实早已根据授予安排和会计准则确定,并非贝壳每年重新给彭永东发放一笔亿元级现金报酬。
从过去四年的薪酬构成看,彭永东实际的现金薪酬占全部薪酬总额的不到3%剩下97%全是股份支付薪酬。
如果剔除这部分“股票账面费用”,横向对比来看,以2024年为例,彭永东现金薪酬约1170万元,同年董事会成员均为840万元,作为董事长,彭永东的真实现金收入在高管团队里其实不算突出。跨行业来看,这个数字也并不高。
但外界舆论往往聚焦在表象。
2025年4月17日,风暴中心的彭永东,宣布捐赠其持有的公司900万股A类普通股,按照当日收盘价计算,价值约4.4亿元人民币。
这一举动打消了部分对他的质疑,但对于部分被情绪裹挟的人来说,这样的做法“显然不够”,舆论对于彭永东和贝壳的“口诛笔伐”并没有停止——这种情绪在从业者收入下滑的大背景下,显然无法避免。
2026年开年,他再次捐出自己的年薪,这次他选择了为行业服务者兜底。
那贝壳为何一定要给彭永东发股票,这批股份究竟从何而来,要从2021年说起。
02. 接棒的“代价”
那一年,贝壳的创始人左晖突然去世,公司的控制权传承面临一场危机。
作为左晖长期倚重的核心搭档,彭永东此前已在左晖养病期间实际负责贝壳日常经营,接任顺理成章。
接班安排确定后,左晖家族信托也以实际行动表达支持:2021年7月29日,将其持有的部分投票权“不可撤销地”委托给由彭永东等人组成的“百会合伙”。这想必也来自左晖生前的安排,高度信任彭永东。
贝壳用的是“同股不同权”架构,这种架构把股份分成两类:投资者手里的A类股,每股1票投票权;创始人或核心管理层手里的B类股,每股10票投票权。它的设计逻辑是,少数核心人物用相对少的经济持股,获得公司稳定的控制权。
这套架构在美股早就是成熟做法,谷歌、Meta、伯克希尔都在用。香港2018年才解禁,中国内地到今天也只在科创板做有限试点。
接班之后,贝壳又面临着港股上市的考验。
而贝壳当时港股上市的时间点,又非常特殊。当时,中概股正面临SEC的审查压力,回港上市对贝壳来说不只是拓宽融资渠道,更是在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下争取一个更稳定的资本市场落脚点。
但港交所对WVR架构有一条硬性规定:上市时,WVR受益人合计持有的股权占比,不得低于10%。这一条是用来保护中小股东的,防止有人用极少的持股控制整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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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晖在世时,他名下实质持有约24.9%的贝壳股份,并掌握约81.7%的投票权。但他去世后,按港交所规则,其超级投票权自动失效,整个WVR架构面临瓦解。
问题是,彭永东和单一刚这两位联合创始人在2021年的股权占比较低,如果不迅速将这一比例补充,他们既无法承接控制权,贝壳也无法满足在港股上市的条件。
为了赶上港股上市的窗口,贝壳短期内几乎只有一条路可走:由公司直接授予股份,把WVR结构重建起来。
2022年5月5日,贝壳根据当年的全球股份激励授予计划,一次性向彭永东授予约7182万股受限制A类普通股,向单一刚授予约5387万股,两人合计约1.26亿股。
常规的员工股权激励会分给很多人,但贝壳的这次股份激励计划全部给了两个人,也从侧面说明这笔股份的本质不是激励,是合规。
股份授出去了,账上不能没有记录。
按美国公认会计准则的要求,这种零对价授出的股份,要按授予当日市价把这1.26亿股折算成总金额,分五年摊进利润表,每年记一部分。于是,那个“天价”数字就这样出现在了每一年的年报里。
这笔摊销还在继续,但走到了中末期。从2022年5月到2027年5月,每一年贝壳利润表上都会有这笔费用挂着。所以财报上那个被外界称作“天价薪酬”的数字,本质是当年为了保住公司控制权和港股上市资格而做的股份配置,按会计准则在各年报表上分期摊销而已。
03. 钱没拿走,管理表现如何?
讲清楚了这笔钱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同样值得追问:彭永东作为接棒人,这五年表现如何?
2021年从左晖手中接过董事长时,贝壳是一家业务高度单一的公司:存量房、新房两个主业撑起绝大部分收入,高度依赖楼市的冷暖。
彭永东接手之后,提出了“一体三翼”方向:房产交易主业之外,同时把家装家居、房屋租赁、贝好家三个新业务做起来。这个战略在行业整体下行、公司资源有限的时候推进,并不容易。任何新业务的投入,都意味着要在短期利润上做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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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业务刚起步的2022年,彭永东亲自去杭州一家刚被贝壳并购的家装门店当了一个月经营部经理,又去苏州下了一个月的租赁门店。苏州的夏天很热,他坐在收房师傅的小电驴后座,跟着一家一家去收房,看着师傅全身是汗,他自问:我们这拨人为什么存在?是不是能真的让这个行业的服务者未来生活越来越好?
正是在这些最具体的一线场景里,彭永东认清了转型的必要性。
到了2025年,数据给出了最直接的反馈。贝壳的家装家居和房屋租赁等新业务的合计净收入,已经占到贝壳总收入946亿元的41%,其中租赁业务首次实现经营层面全年盈利。放在行业背景里,整个房地产市场还未整体回暖,贝壳整体收入却保持了小幅增长,2025年实现了超过50亿元的经调整净利润。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年的“合规身份证”发给了对的人。
04. 即将消失的天价薪酬
在资本市场里,“天价薪酬”几乎是最容易被误读、被放大的数字。它比简单粗暴的标签比复杂的会计解释传播得快得多。
但在WVR架构越来越普及、港股新经济公司越来越多的资本市场里,只盯着年报“薪酬总额”那一栏下判断,已经不够用了。
程序是否合规,治理是否透明,绩效是否兑现,是否带来了社会价值,这四把尺子放在一起,才能看清楚一家公司的治理到底如何。
对贝壳来说,这个问题本身,也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终点。
2027年,那批限制性股份会完成最后一批解禁,五年摊销也会同时走完,账面上那个被外界称作“天价薪酬”的数字会消失。
留下来的,是一套在极端压力下保住治理稳定的架构,一个没有真正从中获取个人财富的接棒人,以及被持续捐出去的数亿元股权价值。
到那时,外界对这家公司和这个人的判断,或许会不一样。
*题图来源于贝壳集团服务号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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