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文龙的生意，明朝默许的“自我毁灭”

天启六年因“东江移镇”，大明再起纷争。总兵官毛文龙先是各种上疏反对，接着又用处死辽东抚署协调官（赵佑）这种危险的方式来表明态度。朝堂内外也就此事，分成泾渭分明的两派。

支持将东江迁往盖州的人，主要是觉得双岛远离后金腹地，牵制作用有限。那么反对移镇的人又是什么原因呢？至少在蓟辽总督阎鸣泰眼里，他们的出发点并不是东江镇的军事效用。

天启三年为解决东江镇粮饷不足（主要是口粮）的问题，毛文龙和登莱巡抚袁可立共同奏请依万历援朝例，允许海贸以补不足。朝廷虽同意但加了两条限制，每次贸易“米豆”需占八成以上以及外贸对象只能是朝鲜。

但海贸的重利和权力的介入，只会让口子越撕越大。

臣接邸报，见礼城侯李承祚一疏，谓毛文龙不当移镇，然此非勋臣意也。近有一种走利如骛之徒，视朝鲜为奇货，借文龙为赤帜，乘波涛为捷径，而征贵征贱，虚往虚来，恐文龙一移，则垄断俱绝，故为文龙游说，而实以营其自便之私。
《明熹宗实录·卷七十一》

阎鸣泰认为，因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远离朝廷督管（天启朝东江镇未被纳入抚署管理），形成了一个以东江为“壳”的走私贸易集团，而且此集团不仅仅是只做些夹私渔利的勾当。他们不仅敢跟后金交易而且毫无禁忌，只要出钱火器火药这种大杀器也一样能卖。

然未有用兵之久，靡饷之多，而成功之难如东事者 … 欲杀奴者，惟恐其不灭，以为国害；不欲杀奴者，惟恐其不生，以为己利。自江东路开，真假莫辨，奴酋砲之利，与我共之，而硝黄之需，产自何处，奸细泛海而输，与奴为市，夫谁知之，又谁禁之者？
《明熹宗实录·卷七十一》

阎鸣泰虽未明说，但通过奏疏内容以及相关事务所需的权力，不难看出这个集团是毛文龙在前组织实施，皇帝身边的勋贵和近侍居后给予“支撑”。而天启对此奏的处理，似乎也在旁证这些。

封疆大吏公开弹劾一个军镇，皇帝不仅未要求兵部或都察院调查，甚至没让东江辩奏。仅表示这些事确实非法，但“奸人假东镇为名”而“无从讥察”，最后也只要求“查照旧制，严加申饬”。除此之外，东江移镇也不了了之。

也不是只有阎鸣泰一人提到东江走私之事，一年前离任的“督师辅臣”孙承宗，也处理过类似的事件。“有假文龙之使以请饷者，众皆惑，公独觉之，斩以徇。有假济文龙火药，阑出与奴者，公俱禁绝之（《督师纪略》）”。

所以是亲近皇权之人在搞鬼，还是阎鸣泰在诬蔑，大家就各抒己见吧。崇祯元年，阎鸣泰被扣阉党帽子而罢职问罪，但相关弹劾不仅更多还开始直指毛文龙。

比如登州巡抚武之望（负责东江粮饷的筹措），劾其“通奴、贪财”等款。山东总兵杨国栋弹劾毛文龙十大罪（袁崇焕斩毛的十二罪来源于此），其中也有“私通粟帛，易敌参貂” ……

崇祯借此再提“移镇”一事。虽然此时东江镇已失去位于朝鲜的屯田，但毛文龙仍拒绝移镇。不过崇祯对毛文龙的态度比他皇兄严厉多了，其后下旨东江归属登州抚署管辖、登岛核兵并裁减粮饷 ……

注：天启七年“丁卯之役”后，朝鲜虽未与大明断绝关系，但也不愿再参与辽东事务。此战后既不允许东江镇借朝鲜土地囤田，也不允许东江镇官兵登陆（朝鲜）。

这些都还好，真正让毛文龙难以接受的是“禁海改道令” – 前往东江的商船（非天津、登州负责的漕粮和加派）需先至觉华岛，督师衙门核验后方可再次出海。其后毛文龙率军至登州闹饷，矛盾进一步扩大 ……

那么毛文龙、袁崇焕陆续殒命后，以东江为节点的走私通道是否就被关闭了？

崇祯四年润十一月，江西道御史刘宗祥以“孔有德叛乱”劾登莱廵抚孙元化四罪。其中第二项为，“不禁硝黄入敌”。一些朋友可能觉得，这是因为叛乱导致山东无力严禁海防，那么来看看东江总兵官黄龙的奏报。

登岛总兵黄龙疏奏：去年（崇祯四年）四月，巡获通洋船二只，搜出黄蟒胡丝诸物，讯其来历，则登州委官王舜臣、李梅所为也。舜臣为抚标中军王廷臣之兄，李梅则抚标游击耿仲明之心腹，二犯口供诸货皆出自廷臣、仲明。臣即收贮以俟审明正法，不虞仲明胞弟都司耿仲裕密受廷臣仲明主使，窥衅而起……
注：此时耿仲明在山东任事，耿仲裕在皮岛任职（其后不久耿仲裕被尚可喜俘杀）
《崇祯长篇》

要看明白黄龙的奏疏，得先了解一些前置信息。

袁崇焕下狱后因明廷疏于管理，东江镇很快就爆发严重内乱。先是刘兴祚袭杀参将陈继盛（代管总兵事）夺权，接着沈世魁（毛文龙的老丈人）又伏杀刘兴祚。其后朝廷空降黄龙任东江总兵官，但沈世魁各种挤兑黄龙（后两人将东江半分，沈据皮岛、黄占旅顺）。

注：在东江镇内刘兴祚代表辽东降人派（夷人派），陈继盛属于毛文龙旧属势力，沈世魁则领导毛的亲属（含家丁、义子）。

明末时皮岛的自然条件、原有生产力水平甚至还不如流放地，这些人到底是想当海外的猴大王，还是看重走私贸易利益？所以王元化是真没能力去管，还是受困于庞大的利益网络而装作不知？

类似的问题也不是仅出现在东江镇。上行下效，京师门户宣府玩得更大。

己巳之变后，崇祯又恢复了针对蒙古诸部的抚赏，宣府镇的马市也因此重启。不论这是为了拉拢蒙夷，还是换购军马，那肯定跟大明的死敌后金无关吧？但后金不仅可以堂而皇之的参与交易，还能跟宣府镇约盟。

我军大市于明张家口。科尔沁国土谢图额驸部下三人，潜入明边，取其牛驴。上以两国既和好贸易，何得违令盗取与国牲畜？令执三人赴明界上，斩其为首者以示明人。为从二人各鞭一百，贯耳。甲午，明宣府巡抚沈某、总兵董某，身任和议，与我国共定盟约 ……
《清太宗实录·卷十二》

其后宣府巡抚沈棨虽因资敌被处决，但窟窿被堵住没？实际上后金仍以蒙古部族的名义参与互市，只是朝廷上下默契地装作不知道罢了。至于原因，既有朝廷面对后金的“鸵鸟”，也有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的阻隔。

因此甩锅晋商通敌时，是不是该想想最没地位的商人，为何能视煌煌朝廷和皇帝如无物？所以烂成这样的明朝，它又为何不该亡？

注：也有观点认为沈棨的目的类似嘉靖朝的大同总兵仇鸾，想以出让利益的方式换取后金收兵罢战（当时后金在追击林丹汗，并威逼明廷交出逃入明境的察哈尔部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