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4月26日，英国知名媒体《卫报》对比了中国和美国的登月进展，在这篇报道中，《卫报》认为中国可能“获胜”。
首先要说明的是，我们从未想要和美国去比什么“登月”，奈何美国和外国媒体却单方面的把“登月”视为中美的一场科技比赛，而谁先“登月”谁就是“赢家”。
《卫报》在报道开头就表示，在登月方面，“美国再次进入了一场太空竞赛，这一次的对手是中国，而中国很可能会赢。”
中美都计划建设有人居住的月球基地——这是人类在其他天体上的首个定居点——同时还将寻找稀有资源，并利用深空环境测试未来载人火星任务所需的技术。
尽管《卫报》并不清楚中国在登月方面的投入，然而它还是“阴森森”地暗示，中国航天部门“资金充足”——事实上其它国家的航天预算远远无法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每年270亿美元（2025财年）的投入相提并论。
然后提到，由于美国每四年就要政府更替，“这使其难以坚持执行长达十年的计划”——可在登月问题上，这属于美国两党“共识”，和政府是否换届的关系不大：你总不能说拜登时期研发的登月服，特朗普上台后就不用了吧？——尽管美国确实在登月服上遭遇困境，但这和谁执政毫无关系。
这相当于又给美国“如果晚于中国登月”而提前打好的“预防针”，即宣扬通过私营企业，美国未来可以常态化登月，且经济成本会更低。
《卫报》倒是没有否认，“首次重返月球的载人任务无疑仍将是一次重大的象征性胜利，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层面都具有权力象征意义。NASA经常强调这种竞争，以营造紧迫感，从而促使美国国会提供资金支持。”
本周，NASA局长贾里德·艾萨克曼再次强调，“登月”属于全球性的竞争，并补充称：“既然存在竞争，你就不希望输。”
这与我们多次公开强调中国并不是与美国“竞争”产生强烈的对比。
这位局长承认，虽然中国官宣是在2030年前登月，美国则是要在2028年特朗普执政的最后一年登月，但他看来，中国可能会更早实现登月。当然，这种说法并非是对我们的“恭维”，而是制造危机感来向国会寻求更多预算拨款。
《卫报》接着难得称赞我们，表示，“中国的载人航天计划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过去25年中不断加速推进，中国已经建成了自己的空间站，而且与NASA不同，中国在遵守时间表方面表现出色。”
似乎《卫报》也清楚国内流行的那张图：当其它国家空喊口号之际，咱们有条不紊按照计划一步步实现——没有空话、没有不切实际，按部就班完成既定目标。
对于这点，那位曼利教授也予以肯定：“当中国确定一个时间节点时，通常都能按时完成。中国在航天能力方面，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已经超越俄罗斯。”
十年前，美国前外交官詹姆斯·刘易斯曾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在赢得与苏联的登月竞赛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太空的兴趣”，“而现在中国则在加速推进航天计划，我们不希望出现龟兔赛跑的局面。”
过去十年中，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重新振兴了其载人航天计划——“阿尔忒弥斯计划”，以希腊月亮女神命名（她是阿波罗的双胞胎姐姐）。本月，该计划完成了自1972年以来首次载人绕月任务。
中国以中国月亮女神命名的“嫦娥工程”也取得了显著进展，并创造了新的纪录。2024年，中国通过“嫦娥六号”探测器，成为首个从月球背面带回样本的国家。“嫦娥七号”计划于2026年底发射，目标是在月球南极寻找水冰，这对于长期人类驻留至关重要。
《卫报》对此采访了重庆大学的教授、国际宇航科学院通讯院士谢更新，谢教授表示：“总体来看，中国航天的进展相当顺利。”
谢更新教授曾主持多项我国关键航天实验，包括2019年在月球上首次培育出绿叶植物的突破性试验。在另一项实验中，一只蝴蝶在太空中孵化。
美国方面，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和蓝色起源公司正竞相完成月球着陆器，以便NASA明年进行对接测试。蓝色起源计划在2026年晚些时候测试其“蓝月”着陆器的一个版本，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52米高着陆器细节仍不多，但其体量远超其他方案。
然后《卫报》又开始把科学问题向政治问题上牵扯，先是“圣母”地宣称，在科学界，人们希望月球探索能够促进合作，造福全人类，类似于南极洲那样。又表示中美在太空领域“激烈竞争”。
讽刺的是，这篇报道只能列举美国钳制我们的例子，如美国2011年通过立法，NASA事实上被禁止与中国航天机构合作，最后又来一句“此后双方关系持续恶化”。
其完全不提我们对美国在航天领域的合作态度一直是开放的，例如2023年，中国国家航天局批准了美国科研机构的“月壤”申请。
什么叫大国气度？什么叫科学精神？这些我们都是具备的，反而是美国某些机构，以及类似《卫报》这样的外国媒体，才是最令人不齿的存在。
尽管随后为了“平衡报道”，《卫报》也补充称，“在中国方面，（登月）这一航天任务并不被过多描述为与美国的竞赛，而是更强调实现国内的科研目标。”
并且引用谢更新教授的话，“我们并没有设定全面超越美国的目标，这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
之后，《卫报》又颇为尴尬的环顾了“欧洲”的航天现状。
法国天体物理与行星学研究所研究员皮埃尔-伊夫·梅斯兰曾担任“Dorn实验”的科学负责人，该实验用于分析月球极其稀薄的大气，并搭载于嫦娥六号着陆器。
梅斯兰说：“作为欧洲人，我们没有独立登月的能力……因此需要依赖国际伙伴将我们的仪器送入太空。过去主要依赖美国，但现在中国显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
与中国合作使他对中国航天计划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梅斯兰表示：“他们有一套非常清晰且合乎逻辑的分步骤登月计划。”
梅斯兰还指出，中国在航天领域的大规模国内投资正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二十年前，他在航天科学会议上很少看到中国人，如今会议大厅里充满了年轻的中国科学家。
从科研人员角度来看，最关键的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来将实验送入太空，而中国已经证明具备这种能力。“当他们做出决定时，这件事就会被落实。”
实际上，欧洲并非没有限制和中国的太空合作，例如此前长期在中国培训的欧空局意大利女航天员萨曼莎·克里斯托福雷蒂，就因欧洲方面担心影响和美国在航天方面的合作而单方面中止了中欧航天员培训项目。
但是这些，《卫报》似乎故意装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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