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一个没写寄件人的快递到了。牛皮纸袋鼓鼓囊囊,拆开是六张照片——奶奶坐在老宅堂屋那把油光发亮的太师椅上,藏蓝色棉袄崭新,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可眼神空得像口枯井;第二张是废墟,钢筋戳着灰天,半扇雕花窗还歪在瓦砾堆里;第三张是回迁工地,塔吊底下,大伯戴着安全帽,手指图纸,侧脸绷得发紧;最后一张,周峰穿着不合身的西装站在财政局门口,手里举着个文件袋,笑得像刚吞了蜜。
我没给姑姑回电话。就坐在窗边看了半小时。窗外深圳飘着细雨,空气潮得能拧出水,晾在阳台的腊肠滴着油,一滴一滴砸在塑料盆里。
中秋那晚的事,其实早埋了伏笔。八套回迁房,全落在奶奶名下,签协议那天,拆迁办的红章“啪”一下盖下去,像烫铁烙在纸上。我爸站在人群最外圈,背驼得厉害,手插在裤兜里,指甲把裤缝抠出两道白痕。我捏着那张《放弃继承权》声明,纸薄得能透光,汗一沁,墨字都有点晕。大伯挨个发中华,烟盒崭新,锡纸反着光。
后来才知道,那八套房里,连一平米都没打算分给我爸。嘴上说“长子守孝”,可守着守着,养老钱变成“帮忙看房”,侍奉十年变成“理所应当”。我爸那句“你大伯也不容易”,说了快三十年,像块嚼烂的口香糖,黏在牙根上拔不掉。
我是在凌晨三点接的那通电话。大伯母声音尖得像指甲刮黑板:“悦海酒楼十八桌,茅台配鲍鱼,你大伯点了,你来结。”我盯着手机屏保上父母在龙岗新家阳台上拍的合影,阳光正好,母亲鬓角白得刺眼。挂掉前我说:“定金五千,你们要是不付尾款,明早酒楼经理会打电话给所有亲戚。”
他们没付。
年后我妈在社区手工班拿了个“鼓励奖”,奖状装进相框挂在客厅。我爸练毛笔字,现在能写出“厚德载物”四个字,横平竖直。我们三个人名字并排印在房产证上,龙岗那套八十多平的家,有电梯,厨房朝南,窗台能晒到整个下午的太阳。
昨天翻旧手机,看到一条没删的短信——是中秋前夜发的,收件人写着“爸”,内容只有两个字:“别怕。”后来没发出去。其实那时候,怕的人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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