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官私吞千元相机，三方推诿不管，两年半后终翻案

一名巴勒斯坦活动人士指控以色列国防军军官偷走了他的安防相机。随之而来的是一套人们早已见怪不怪的推诿、否认与体制性冷漠的把戏。

在针对一名涉嫌从希伯伦老城一处住宅盗窃安防相机的以色列国防军军官提起投诉的两年半后，两个固执的男人迫使当局重新展开了调查。

拒绝调查价值4500新谢克尔当时约合1000美元的财产盗窃案，对于新闻报道而言似乎微不足道。特别是当那些负责维持秩序和执行军事法律的同一批当局，默许遵守教规的犹太人在约旦河西岸进行日常的暴力迫害时，这种小案子显得更加无足轻重。

对此，笔者的看法是：在对这些暴力迫害进行合理却不全面的报道背后，隐藏着更黑暗的一面，即对日常残酷现实的漠视。这个案件档案如何被关闭，又如何在申诉后被重新打开的故事，具有重要的新闻价值，因为它揭露了体制对巴勒斯坦人的系统性虐待——一种浸透着谎言的虐待。

随后，这名军官进入院子，据称拆下了安装在门上方的一台便携式运动相机，并将其塞进自己的口袋。此外，他还涉嫌用耙子扯下了另外三个安防相机。

约20年来，阿姆罗组织了一系列民间倡议活动，旨在防止希伯伦老城人口流失。在那片区域，居民面临着军队实施的行动限制和定居者的打扰。

长期以来，他的坚持与反抗一直被定居者、军队、军事检察机关以及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安全机构视为眼中钉。而阿纳特·科恩则因与包括阿姆罗在内的巴勒斯坦人发生过多次冲突而为人所知。

事发当天，阿姆罗就相机被拆除一事向基里亚特阿尔巴警察局提出投诉，并提供了视频作为证据。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当时希伯伦老城的巴勒斯坦人正处于宵禁状态，但阿姆罗还是找到了前往警察局并安全返家的方法。

他还控诉称，这名以色列国防军军官先是威胁要逮捕他，随后又扬言要杀了他。应宪兵刑事调查科的要求，阿姆罗也将视频发送给了他们。

同日，警方传唤了这名军官。他声称，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他一直在希伯伦的犹太人定居点担任预备役连长，当时他正带着新到的士兵巡逻，以熟悉该地区。

当被直接问及是否拿走了阿姆罗的便携式运动相机时，他回答说自己什么都没拿，反而是对方用手机拍了他。

阿姆罗从早前的一起事件中认出了这名军官。2023年10月18日，一名来自民政局的军官和一名中校试图说服他在战争期间离开自己的家。

两天后，这些人作为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强迫他离开直到战争结束。外界认为，这是对他接待一名澳大利亚记者和一名以色列政治活动人士的惩罚。

律师迈克尔·斯法德向高等法院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迫使军队允许阿姆罗返回家中。在此之前，士兵们已经全天候占领了他的院子近三个星期，并在屋内待了大约一周。安防相机记录下了这些士兵的行踪，其中就包括这名涉事军官。

阿姆罗回家后仅仅睡了一个晚上，命运就将这名军官再次带回了这个院子，也带回了相机的视野中。

大约18个月后，由于仍然没有要回设备，阿姆罗求助于第二位固执的男人：律师埃泰·马克。这位律师坚持要求对哪怕是所谓的轻微日常滥权行为进行问责。他同时也是致力于打击仇恨犯罪的塔格梅尔论坛的代表。

马克向国防部提出了与相机价值相等的赔偿要求。同时，他也向军事检察机关质询了调查的进展情况。

2025年底，国防部驳回了赔偿要求，声称军事部队并未没收或拿走这些相机。随后，马克从军事检察机关得知，宪兵队已将案件退回给警方。

退回的理由是，犯下涉嫌罪行的军官当时并未执行军事任务。分析人士指出，这实际上意味着他向警方撒了谎。警方方面则仅仅满足于记录阿姆罗的投诉和军官的陈述，随后便以缺乏刑事犯罪证据为由结案。

简而言之：警方认定没有发生刑事犯罪；国防部并未否认有军事力量在场，但推卸了对盗窃行为的责任；而军事检察机关则裁定，尽管拆除相机的人身穿制服，但他并未在执行公务。

在向警方提出申诉并被受理的同时，马克也就宪兵刑事调查科未能调查此事件向军事检察机关提出了异议。他还要求以作伪证为由将该军官免职。

他得到的答复是，该军官已不再是军人，因此应由民事法律系统来处理此事。本月，军方发言人办公室再次重申了该军官当时并未以军人身份行动的说法。

马克将参与治理巴勒斯坦人口的以色列平民形容为不断变形的实体，自战争爆发以来，这类人群的数量不断增加。他们有时身穿制服、携带军用武器出现；有时不穿制服；还有时虽然全副武装，但外表看起来却像普通平民。

马克表示，这并非一起极其草率的个案。对于政府、军队和警方来说，这些变形实体的存在非常便利，因为他们刚好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

他进一步指出，这种情况使得所有权力机构都能逃避调查其行为、起诉涉嫌刑事犯罪的责任，或者干脆将责任在不同机构之间推来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