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将养了15年的鹦鹉放生，鹦鹉临走前说了句话，吓得他瞬间瘫倒

这事发生在北方一座叫青城的工业小城。时间是2016年深秋，一个灰蒙蒙的、空气里总飘着一股煤烟味儿的星期六。

老周是在那天下午做出那个决定的。

他刚从市第一人民医院出来，手里捏着一张薄薄的化验单，在公交站牌下站了很久。十一月的风已经带了刀子，从袖口、领口往里钻，他打了个哆嗦，没觉得冷。脑子里只转着医生那句话，像卡了带的录音机，翻来覆去地播：“周德福，肺癌，中晚期。家属来了吗？需要尽快安排住院。”

家属。

老周站在风里，嘴角扯了一下，不知道算不算笑。他今年五十七，老婆跑了二十年，女儿远嫁深圳，一年到头打不了两个电话。他有什么家属？他那点可怜的通讯录里，排在最前面的不是人，是一家修车铺的电话——他的电动车老坏。

公交车来了，他没上。他把化验单折了两折，塞进裤兜，骑上那辆破电动车，突突突地往城南老居民区开。一路上经过的都是他再熟悉不过的景：倒闭的纺织厂大门锈迹斑斑，菜市场门口污水横流，卖烤红薯的老头缩在三轮车后面，脸被热气熏得通红。青城就是这样，九十年代红火过一阵，后来厂子一家接一家倒，年轻人往外跑，留下的大多是像他这样的老骨头，在这个灰扑扑的小城里慢慢生锈。

他住的地方叫建设路，说是路，其实是条窄巷子，两边是八十年代建的筒子楼。他住三楼，六十来平，一个人住了二十年。楼道里的灯早就坏了，也没人修，他摸黑上了楼，掏钥匙开门，铁门发出一声生锈的呻吟。

客厅角落里，那个铁艺鸟笼安静地蹲着。

笼子里那只亚马逊鹦鹉看到他回来，从横杆上跳下来，扑棱了两下翅膀，歪着脑袋叫了一声：“回来啦？”

老周没应。他把钥匙扔在桌上，一屁股瘫进沙发里，仰头盯着天花板上那道从去年就存在的裂缝，一动不动。

鹦鹉又叫了：“周老三，吃饭了没？”

周老三。这是他教给鹦鹉的，他平时跟街坊吹牛的时候，老拿这个自称。鹦鹉学去了，学得惟妙惟肖，连他那股子自嘲的腔调都一模一样。

老周转头看着它。

这只鹦鹉他养了整整十五年。翠绿色的羽毛，眼圈一圈明黄色，两只黑豆似的眼睛又亮又贼。它今年多大了？没人知道，买的时候花鸟市场的摊主说大概两岁，算下来现在也有十七八了，算是鸟里的老头子了。它的羽毛不像年轻时那么鲜亮，爪子上的鳞片粗糙干裂，可那双眼睛没变，还是那样亮，亮得让老周有时候不敢直视。

他忽然跟鹦鹉说起话来，声音沙哑得厉害：“老板，我得跟你说个事。”

鹦鹉歪着头：“你说。”

老周苦笑了一下。鹦鹉当然不是在跟他对话，它只是学舌，“你说”是他平时跟鹦鹉说话时最常用的开头，这鸟记住了。

“我得了那个病，肺癌。”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怕惊着什么，“医生说我可能只剩一年了。”

客厅里很安静。墙上那只老挂钟在走，咔嗒咔嗒的，像什么东西在一点一点地断。鹦鹉站在横杆上，黑豆似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忽然说了一句：“别怕。”

别怕。也是他教的。他一个人住，夜里有时候做噩梦惊醒，会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对自己说一句“别怕”。鹦鹉偷去了，可它似乎从不在合适的时机说。此刻它说出来，老周心里反而猛地酸了一下。

他在这只鸟面前哭了十五年了。下岗那天，他抱着鸟笼哭了一场，骂老天不长眼，鹦鹉蹲在笼子里安静地看着他，一声不吭。离婚那天，前妻摔门的声音还没散，他就坐在沙发上抹眼泪，鹦鹉忽然说了一句“别哭”，他哭得更凶了。可今天是第一次，他对着这只鸟说起了生死。

他忽然做了一个决定。

放了它。

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他自己都吓了一跳。可紧接着，就像决堤的水一样，再也收不回去了。他要是死了，谁来喂它？谁来给它换水？谁在半夜睡不着的时候跟它说那些没用的话？女儿不会要这只鸟的，她婆家嫌脏；街坊邻居更不会，他们自己都活得紧巴巴的。这只鸟要是留在他手里，最后的结局就是饿死在笼子里，或者被收尸的人当垃圾扔掉。

不如放了。趁他还能动弹，趁天还没冷透，把它带到城外青龙山的林子里放了。那山上有野果，有水源，鹦鹉聪明，会找食，兴许能活下来。

他想起青龙山，是因为那个地方他年轻时去过。那时候化工厂还没倒闭，厂里搞团建，一大帮人骑着自行车去青龙山野炊。老李带了他媳妇腌的酱菜，装在一个玻璃罐子里，分给大家吃。老李笑嘻嘻的，露出一口抽烟抽黄了的牙，说：“多吃点多吃点，我媳妇做的，比外面卖的好吃。”

老李。

这个名字从记忆深处浮上来的时候，老周的手不自觉地抖了一下。他摇摇头，把那个画面甩出去，站起来开始收拾东西。他把鸟笼洗了一遍，食盒水罐擦得锃亮，又去楼下小卖部买了最好的葵花籽，回来一颗一颗地挑，瘪的不要，坏的不要，只留那些饱满的、油光锃亮的。

鹦鹉蹲在横杆上，歪着头看他忙活，全程没有叫。它好像在等什么，又好像什么都知道了。

周六早晨，天刚蒙蒙亮，老周就醒了。

窗外那棵老槐树上落了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地吵。他披了件军绿色的旧棉袄走到客厅，鹦鹉已经醒了，正用嘴梳理胸前的羽毛。看见他出来，它停了一下，然后叫了一声：“早啊，吃了吗？”

老周没应。他把鸟笼从架子上取下来，提在手里，又检查了一遍门窗水电——这是他多年的习惯，出门前总要确认煤气关了，水龙头拧紧了。做完这些，他深吸一口气，拉开了门。

楼道里还是黑的。他摸下楼，把那辆破电动车从车棚里推出来，鸟笼挂在车把上，车筐里塞了一瓶水和一包烟，然后拧动钥匙，电动车发出一阵不情愿的嗡嗡声，突突突地驶出了建设路。

青城的早晨是灰色的。天灰，楼灰，路两边的行道树也灰扑扑的，叶子落了一大半，剩下几片枯黄的在风里哆嗦。他从城南穿过整个市区，往城东的青龙山方向骑。路上经过化工厂旧址的时候，他下意识地偏了一下头，没往那个方向看。

旧址早就拆了，变成了一片荒草地，只有几根烟囱还杵在那儿，像墓碑一样。他二十年没去过那个地方，二十年了，每次骑车经过这边，他都把头偏过去，看另一边。另一边是条臭水沟，沟里漂着塑料袋和烂菜叶子，比工厂旧址好看不到哪里去，可他宁愿看臭水沟。

鹦鹉在车把上扑棱了一下，扑棱得很突然，像被什么惊着了。老周看了它一眼，它正歪着脑袋往化工厂的方向看——老周确定它在看那个方向，因为它的头偏的角度，跟他偏开的角度，正好是相反的。

“别看了。”老周说了一句，拧了一把油门，电动车加速冲过了那段路。

青龙山在青城东边，骑车大约四十分钟。说是山，其实就是个大土包，海拔不到三百米，但因为长满了松树和橡树，显得郁郁葱葱的，跟灰扑扑的城区比起来，像是另一个世界。老周把电动车停在进山的路口，提着鸟笼沿山路往上走。山路是土路，前两天下过雨，还有些泥泞，他踩得鞋底上沾了一层黄泥，走一步黏一步的，费劲。

他的肺已经开始不舒服了。走到半山腰的时候，他不得不停下来，扶着膝盖喘了好一阵。喘的时候他低着头，看着泥地上自己的影子，瘦得像一把折叠椅。他想起年轻时候在厂里扛五十公斤的化工原料上三楼都不带喘的，现在爬个小土包就跟要了命似的。

“老喽。”他嘟囔了一声，直起腰继续往上走。

鹦鹉在笼子里安静得出奇，一路上没吭一声。平时老周提它出门遛弯，它总要聒噪一路，跟遇见的每一只鸟吵架，今天却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嗓子，一个字都不说。老周心里忽然很不踏实，停下来看了看它，它正用那双黑豆似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山路前方的某个地方，眼神专注得不像一只鸟。

他选定的放生地点，是一片林间空地。

那是个不错的地方。空地被一圈高大的松树围着，地上落了厚厚一层松针，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踩着棉絮。阳光从树冠的缝隙里漏下来，在松针上投下一块一块的光斑，乍一看像碎金子撒了一地。空地中央有一棵倒伏的大树，树干上长满了青苔，看样子倒了很多年了，已经腐朽了大半，树皮上冒出了几簇灰白色的菌子。

老周把鸟笼放在那棵倒木上，蹲下来，对上了鹦鹉的眼睛。

他想了三天要怎么跟它告别，想了无数种说辞，甚至偷偷练过。可真的到了这一刻，他发现自己什么都说不出来。嗓子眼里像堵了一块湿棉花，又闷又胀，嘴唇抖了好几下，才挤出一句：“老板，我对不住你。”

鹦鹉歪着头，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

“我养了你十五年，也没给你养出个啥名堂。”老周的声音开始发抖，“最好的时候也就是给你买点葵花籽，连个像样的笼子都没舍得买。你跟着我，受委屈了。”

他伸手进笼子，用食指轻轻蹭了一下鹦鹉的脖颈。鹦鹉的羽毛蹭在指腹上，温热的，滑顺的，带着一层薄薄的体温。他的手抖得厉害，蹭了两下就缩了回来，怕自己忍不住把笼门又关上。

“以后你得自己照顾自己了。”他说，“这山上野果子应该不少，松树上有松子，橡树上有橡果，你学着吃点。要是有别的鹦鹉群，你跟着它们混，别自己单着，单着活不长。”

他深吸一口气，颤抖着拉开了笼门的小插销。

笼门开了。

一股山风灌进笼子里，带着松脂的苦味和泥土的湿气。鹦鹉站在横杆上，没有动。它歪着头看看外面，又看看老周，那只黑豆一样的左眼里，映出了一个头发花白、满脸褶子的老头的脸。

“走吧。”老周小声说。

鹦鹉没动。

“走吧！”他提高了声音，拍了拍笼子。

鹦鹉扑棱了一下翅膀，从横杆上蹭下来，一步一步地走向敞开的笼门。它走得很慢，每走一步都要停一下，像在丈量这十五年的距离。它走到笼门边，探出脑袋，眯着眼睛看了看外面那个明亮得有些刺眼的世界，然后——它缩回去了。

它退回笼子里，在横杆上蹲下来，开始说话。

“你好。”

“吃饭了。”

“妞妞乖。”

“周老三你个憨货。”

“又喝多了你。”

“睡觉了。”

“你好。”

“你好。”

它翻来覆去地说，把十五年来学会的所有话都说了一遍。有些句子已经说不太清了，像磨损了的磁带，含混地卷在一起。可它还在说，速度越来越快，像在赶什么，又像在留什么。老周听着听着，眼眶红了，眼泪顺着鼻翼两侧淌下来，流进嘴角里，咸得要命。

他终于忍不住了，伸手进笼子，一把抓住鹦鹉，轻轻地把它从笼门里送了出去。

鹦鹉落在他的手掌上，爪子勾住他的虎口，微微的刺痛。老周把手举高，送到那棵倒木上方的树枝旁，轻轻地晃了晃手掌。鹦鹉犹豫了一下，松开了爪子，扑棱着翅膀飞上了那根树枝。

它在树枝上站稳了，晃了晃脑袋，然后安静下来。

它没有再说话，就那样站在树枝上，歪着头，用那双黑豆似的眼睛看着老周。

老周擦了把眼泪，冲它挥了挥手：“走吧，飞高点！”

鹦鹉没有飞。

它站在树枝上，风从林间穿过，把它的羽毛吹得微微翻起，露出底下灰白色的绒毛。它就那样看着老周，一动不动的，像一尊翠绿色的雕塑。

老周心里忽然涌起一阵强烈的不安。他说不上来为什么，只觉得那双看着他的眼睛不再是动物的眼睛了，那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变了，变得不像是在看一个主人，而是在看一个——该怎么说呢——像是在看一个欠了账的故人。

然后鹦鹉开口了。

它说的不是“你好”，不是“吃饭了”，不是那些老周教了它无数遍的片言只语。它的声音变了，不再是学舌那种含混的、机械的腔调，而是一种清晰的、字正腔圆的、带着浓重青城口音的男声。那个声音老周认得，刻在骨头里、烙在肺腑里、在噩梦里反复出现了二十年的声音。

那个声音说：

“老周，你还记得我吗？”

老周的笑容僵在了脸上，像被人猛地按下了暂停键。

他的手还举在半空中，保持着挥动的姿势，可手指已经开始剧烈地颤抖了。他的瞳孔猝然放大，嘴唇哆嗦了好几下，想说什么，喉咙里却只发出了一声含混的气音，像被人掐住了脖子。

鹦鹉歪着头，用那双黑豆似的眼睛盯着他，缓缓地说出了下一句话。

“我是老李。化工厂的老李。你忘了，我可一直没忘。”

山风忽然灌满了整片松林，松涛如怒，铺天盖地地压下来。老周觉得耳边所有声音都在这一刻被抽走了，只剩下心脏在胸腔里擂鼓一样地跳，咚，咚，咚，每一下都像要撞破肋骨。他的腿像被人抽掉了骨头，膝盖一软，整个人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地上的松针又厚又软，他却没有感到任何缓冲。一种彻骨的寒意从尾椎骨蹿上来，顺着脊背一路爬到头顶，把他的头皮炸成一片鸡皮疙瘩。他瘫坐在那里，仰着头，看着树枝上那只翠绿色的小东西，瞳孔里映出的不再是鸟，而是二十年前那个被烧得面目全非的身影。

二十年前，城南化工厂，那场大火。

他的嘴唇终于找到了声音，那声音像是从地底下挤出来的，又干又涩：“你……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鹦鹉从树枝上飞下来，落在那棵倒伏的大树上，离他只有两步远。它又歪了一下头，嘴角微微上扬——一只鸟不可能笑，可老周发誓他看到了笑，那个笑容冰冷、残忍，带着二十年的等待和腐蚀——

“你猜。”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