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底,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任期将正式结束,这场关乎全球多边体系走向的换届选举,早已拉开帷幕。
不同于以往的低调博弈,今年的遴选过程火药味十足,堪比精彩的政治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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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热门候选人的出现,让巴西总统卢拉亲自下场力挺,却遭到美国的强硬反对,甚至被放出“一票否决”的狠话。
而中国在这场博弈中明确亮明立场,一句“不准有官僚主义”,直指联合国当前的核心积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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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本吃紧,比选谁当家更要命
2026年4月,联合国账面上欠缴的会费已经堆到15.6亿美元,比上一年直接翻倍,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已经给193个会员国发出催款信,语气从过去的礼貌提醒变成近乎警告:如果再拖下去,到7月连基本运转都可能维持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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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的运作本来就依赖成员国分摊资金,一旦主要出资国拖欠,秘书处就只能削减项目、压缩人手,甚至影响维和行动和人道援助,问题在于,这种欠费不是偶发,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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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为例,常规预算欠缴超过21亿美元,维和经费也欠着24亿美元以上,但在安理会依然握有否决权。这种“既不出钱又有决定权”的状态,让很多国家心里不平,却又无可奈何,资金紧张还会带来连锁反应:项目减少,影响力下降,影响力下降,成员国更不愿交钱,形成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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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原本该由联合国推动的全球事务,比如冲突调解、气候合作、人道救援,都因为预算收紧而打折扣,这个机构现在最现实的问题,不是谁来当秘书长,而是还能不能正常运转下去,如果连工资和项目都发不出来,再理想的改革蓝图也只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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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人的竞争,其实是大国在算账
就在资金最紧张的时候,新一轮秘书长遴选也在推进,4月21日到22日,米歇尔·巴切莱特、拉斐尔·格罗西、丽贝卡·格林斯潘、麦基·萨勒四位候选人轮流在纽约总部接受各国“面试”,表面上看是展示能力、陈述理念,但真正决定结果的不是演讲,而是安理会那15张票,尤其是五常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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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很简单:至少9票赞成,还不能被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否决,但实际操作远比规则复杂,每一票都可能对应某种利益交换,比如巴切莱特资历很强,两任总统,还当过人权高专,如果顺利当选,将成为首位女性秘书长、也是35年来首位拉美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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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的路并不顺,智利国内换了政府后撤回支持,美国部分政客则因为她在社会议题上的立场公开反对,看似与联合国无关的国内政治,直接影响国际组织的人事安排,同时,中方强调地区轮换原则,背后是对“大国按自己标准挑人”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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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先例,第六任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就曾在连任时被美国一票否决,而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当选则是大国妥协的结果,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到欧洲多国访问,实际上是在为拉美候选人拉票,同时也在为本国争取更大国际地位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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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动作说明一件事:秘书长选举从来不是单纯的人才竞争,而是各方算账后的平衡结果。
真正的难题不是人选
就算最后选出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人,联合国面临的深层问题也不会自动消失,现在最突出的是三点:第一是机构太多、分工太碎,同一个议题,可能被十几个部门分别负责,各自开会、各写报告,最后谁都没法真正推进,资源被消耗在内部协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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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大国责任和权力不对等,欠费问题长期存在,却没有有效约束机制,导致规则对强者几乎不起作用。第三是行动力不足,很多国际冲突中,联合国往往发声多、行动少,一旦安理会被分歧卡住,秘书处就只能等待授权,难以及时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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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斐尔·格罗西就曾直言,联合国在不少重大危机中存在感很弱,这种状况带来的后果很直接:外界对联合国的信任下降,各国更倾向于自己解决问题或搞小圈子合作,多边机制被边缘化,再叠加财政压力,就形成一个越来越紧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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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候选人其实代表四种不同路径:巴切莱特强调经验和象征意义,格罗西偏技术和协调,格林斯潘更贴近发展中国家诉求,萨勒则代表非洲声音,但无论谁上台,都要面对同一套结构性难题。如果五常之间找不到平衡点,选举很可能拖延,甚至再次出现妥协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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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情况,是某个大国直接动用否决权,让整个程序陷入僵局,那时候,问题就不再是“谁当秘书长”,而是这个全球最大多边机构还能不能继续按现在的方式运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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