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岁敦煌少女常沙娜：二婚丁克，45岁迎来奇迹之子，但对丈夫有愧疚

1989年的冬至，天寒地冻，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常沙娜疯了一样冲进医院病房，一眼就看见病床上的崔泰山没了动静，浑身冰凉。护士轻声跟她说，老爷子走之前，嘴里翻来覆去就念着“沙娜”两个字，念得又轻又急。

那一刻，这个平时在敦煌壁画前沉得住气、在美术学院里说一不二的女强人，一下子就垮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怎么擦都擦不完。这份没能赶上的陪伴，这份藏在心里的后悔，成了她后半辈子最放不下的事儿。而这一切，还得从她跟敦煌的缘分、跟那些爱恨情仇的过往，慢慢说起。

说句实在的，常沙娜这一辈子，就被两件事绑着：一件是守着敦煌那堆老壁画，另一件就是过自己的小日子、处自己的感情。这两件事缠在一起，有过风光无限的时候，也有过难过得抬不起头的日子，更有很多没人知道的、暖乎乎的小片段。

很多人只知道她是“敦煌的女儿”，能在洞窟里一笔一划临摹上千年的老画，却没人知道，当年在重庆的小巷子里，她还凭着一支画笔，陪那些战乱中受苦的孩子解闷，用一点点温柔，冲淡了战争的苦味儿。

那是1940年，常沙娜跟着爸妈，一路颠沛流离，终于在重庆落了脚，结束了没完没了的逃难。那时候她才9岁，亲眼见过敌机炸房子的恐怖，也看过好好的家变成一片废墟，可骨子里还是个单纯的小姑娘。

在重庆待久了，她的中文进步得飞快，四川话学得比本地人还地道，一开口就有那股子麻辣劲儿。没事的时候，她就搬个小板凳，坐在巷口的石阶上，拿着画笔给路过的小伙伴画肖像，画得有模有样。

有一回，邻居家的小姑娘因为战乱没了妈妈，整天哭丧着脸，不说话也不吃饭，常沙娜就天天陪着她，给她画小花、小鸟，还教她画敦煌壁画上简单的花纹，慢慢的，那小姑娘眼里又有了笑模样。这段小事，也成了她苦哈哈的童年里，少有的一点甜。

要说她这份温柔和能扛事儿的性子，其实从小就有，跟她的家庭分不开。1931年，常沙娜出生在法国巴黎，她爸爸常书鸿是在欧洲都有名气的画家，妈妈陈芝秀也是个懂雕塑的才女，实打实的美人加才女。

那时候，他们家就在塞纳河边，清风一吹，满是文艺气。她爸爸给她取名“沙娜”，就是取了“塞纳”的谐音，既纪念了在法国的日子，也把她当成了掌上明珠。从小在艺术堆里长大，常沙娜自然就爱上了画画，那时候她的法语说得比中文溜多了，可她爸爸总跟她说：“你要记住，咱们是中国人，以后迟早要回中国的，中文不能丢。”

那时候她还小，似懂非懂，只觉得中文又难又没用，却还是听爸爸的话，硬着头皮学。直到1936年，他们一家人放弃了法国的好日子，坐船回了中国，她才慢慢明白，爸爸说的那句话里，藏着对家乡的牵挂，也藏着她以后要走的路。

说起回中国的缘由，还有个小插曲。1935年，她爸爸常书鸿在巴黎的一个地摊上，偶然翻到了一本《敦煌图录》，里面全是外国人拍的敦煌壁画和雕塑，那颜色、那线条，看得他眼睛都直了，既震撼又脸红——自己是中国人，竟然要在外国的地摊上，才知道咱们中国有这么宝贝的东西。

这份愧疚和向往，让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国，去看看真正的敦煌。那时候的常沙娜，啥也不懂，只以为是换个地方玩，压根不知道，这一回去，等待他们一家人的，是没完没了的奔波和说不尽的苦难。

回国没多久，七七事变就爆发了，刚安稳没几天的日子，一下子就乱了，他们一家人跟着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开始了逃难的日子。有一回，他们刚在旅馆歇下，一架敌机飞过来，旅馆瞬间就变成了火海，一家人吓得魂飞魄散，连行李都顾不上拿，拼命往前跑，这段经历，成了常沙娜一辈子都忘不了的阴影。

1945年，对常沙娜来说，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一年，也是她人生的一个大转折点。这一年，她14岁，妈妈陈芝秀实在受不了敦煌的苦日子——黄沙漫天，住的是窑洞，吃的是面拌盐，再也受不了的她，跟别人跑了，丢下了她、爸爸和弟弟。

她爸爸常书鸿骑着马，拼了命地去追，差点把命搭进去，回来的时候，看着女儿担忧的脸，这个平时坚毅得像石头一样的男人，忍不住哭了，就反复说着一句话：“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就是这句话，成了常沙娜往后日子里的精神支柱。

她一下子长大了，收起了小姑娘的懵懂和娇气，主动扛起了照顾爸爸和弟弟的担子，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临摹敦煌壁画上。有一回，为了临摹一幅高处的壁画，她踩着简陋的木梯往上爬，不小心摔了下来，膝盖被碎石划得鲜血直流，她只是找块布简单包了包，爬起来继续画，身边的人看了，都忍不住心疼。

常沙娜本身就有画画的天赋，再加上肯下苦功，艺术上进步得特别快。后来，她跟爸爸一起办了一场敦煌画展，展出的画一下子就惊艳了所有人。有一位叫叶丽华的外国美术老师，特别欣赏她的才华，主动提出资助她去美国深造。

1948年，常沙娜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爸爸，一个人去了美国波士顿读书。她一直记着爸爸的话，要为国争光，在国外的日子里，她拼命学习，看遍了世界上顶尖的画作，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画画风格。

在美国的时候，还有一件特别解气的事：有一次，她在博物馆里，看到一幅敦煌壁画的临摹品，竟然被标成了“日本壁画”，她当时就急了，立马上前纠正，还用流利的法语和英语，跟在场的人讲敦煌文化的来龙去脉，用自己的本事，保住了咱们中国文化的面子。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常沙娜心里装着家国，二话不说就放弃了美国的学业，跟着一群旅美留学生一起回了国。回来之后，她被林徽因夫妇看中了，邀请她去清华大学当助教。在林徽因夫妇的影响下，她画画的劲头更足了，后来又去了中央美术学院当老师，慢慢在艺术界站稳了脚跟，有了名气。

不久之后，她认识了杨伟成，两个人那时候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看着彼此都顺眼，就结婚了。现在回头看，这段婚姻之所以没走到头，说白了就是两个人太不了解对方，没有共同话题，再加上杨家规矩多，管得严，常沙娜是个爱自由、爱画画的人，实在受不了那种束缚，最后两个人和平离婚了，分开之后，她反而觉得轻松了不少。

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常沙娜对爱情和婚姻彻底没了信心，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后来，她先后参与了人民大会堂、首都机场这些有名建筑的设计，从普通的讲师，一步步做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成了艺术界响当当的人物。

就算工作再忙，她也没忘了敦煌，一有空就往敦煌跑，临摹壁画，还牵头整理敦煌壁画上的纹样，为了保护敦煌文化，付出了不少心血。有一回，一幅壁画受损得特别严重，她在洞窟里连续待了一个多月，每天只睡四个小时，饿了就吃点干粮，终于把这幅壁画修复、临摹好了，这份执着，没人不佩服。

缘分这东西，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你越是不抱希望，它反而会悄悄来到你身边。1961年冬天，常沙娜去日本访问，认识了随行的翻译崔泰山。说起来也巧，三年前她爸爸常书鸿去日本办画展，随行的翻译也是他。

崔泰山人长得精神，说话又有礼貌，给常沙娜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她爸爸常书鸿也特别看好崔泰山，觉得这个小伙子靠谱，就有意无意地安排他们俩见面，制造“偶遇”。两个人心里都清楚，这是常书鸿在撮合他们，可相处下来，还真就看对眼了。

相处了两年，两个人都有了结婚的心思，可常沙娜因为上一段婚姻的阴影，心里总是没底，就想试探一下崔泰山，提出了三个特别苛刻的要求：不生孩子、家里不做饭，天天吃单位食堂、两个人都要以工作为重，不能因为家里的事耽误工作。

让她没想到的是，崔泰山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这份无条件的包容和尊重，一下子就暖了她的心，也解开了她心里的疙瘩。1963年冬天，32岁的常沙娜和崔泰山结了婚，两个人开始了相濡以沫的日子。

结婚之后，崔泰山一直记着自己的承诺，默默支持着常沙娜的工作，就算两个人有时候两地分居，他也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有一回，常沙娜因为工作需要，在敦煌待了整整半年，崔泰山放心不下她，每隔一个月，就带着单位食堂的热饭菜，坐好几天的车，千里迢迢赶到敦煌看她，就为了让她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不用天天啃干粮。

看着崔泰山这么疼自己，常沙娜心里越来越愧疚，觉得自己当初的要求太任性了。后来，她在杭州偶然遇到了当年抛弃他们的妈妈，曾经的才女，已经变得又老又穷，只能靠给别人洗衣服过日子。

妈妈看到她，一下子就哭了，不停地说“我对不起你们”，常沙娜看着妈妈狼狈的样子，心里的怨恨一下子就没了，也突然觉得，有个完整的家，有个孩子，其实也挺好的，她想给崔泰山一个真正的家。

两个人商量之后，就决定打破当初的约定，准备要个孩子。可那时候常沙娜已经不年轻了，备孕特别难，好不容易怀上了，却因为一场动乱，孩子没保住，两个人都特别伤心。一直到70年代，常沙娜已经45岁了，属于高龄产妇，生孩子特别危险，崔泰山劝她放弃，可她铁了心要给崔泰山生个孩子，崔泰山没办法，只能陪着她一起努力。

1976年，常沙娜终于在医院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两个人高兴得说不出话来。给孩子取名的时候，常沙娜想了想说：“就叫冬晖吧，他在冬天出生，以后就是咱们家的小太阳，能暖着咱们一家人。”

有了孩子之后，两个人的日子过得更有滋味了，崔泰山主动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不让常沙娜为家里的事分心，让她能安心搞自己的艺术和工作，两个人相互扶持，成了身边人都羡慕的夫妻。

可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崔泰山一直有糖尿病，后来又查出来得了肺结核，他怕耽误常沙娜的工作，就一直瞒着她，自己偷偷吃药调理。那时候常沙娜忙着学校的事，整天忙得脚不沾地，也没注意到崔泰山的不对劲，看到他吃药，也没多想，以为就是普通的小病。

直到三个月后，她偶然看到崔泰山吃的药是治肺结核的，才慌了神，拉着他去大医院检查。可检查结果出来，比肺结核还可怕——肝癌晚期。这个消息，就像晴天霹雳一样，打懵了常沙娜，她怎么也不敢相信，那个一直陪着她、疼她的人，竟然病得这么重。

从那以后，常沙娜更忙了，学校、家里、医院三头跑，拼尽全力陪着崔泰山，想弥补自己之前的亏欠，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崔泰山走了之后，常沙娜伤心了很久，但她没有一直沉溺在悲伤里。她知道，崔泰山希望她好好活着，希望她能一直守着敦煌，也希望她能好好照顾孩子。从那以后，她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家人，陪着儿子长大，同时也没有停下传承敦煌文化的脚步。

年纪大了，她还是坚持往敦煌跑，给年轻的研究者讲壁画的画法和历史，还写了好几本关于敦煌艺术的书，把自己一辈子的经验和感悟，都毫无保留地传了下去。她经常跟身边的人说：“敦煌是我的根，崔泰山是我的牵挂，我得带着他们的期待，好好走下去，不能辜负他们。”

常沙娜这一辈子，从在法国出生的异国小姑娘，变成守护敦煌的传人；从懵懂无知、害怕受伤，变成坚定从容、扛起责任，她的一生，就像一部跌宕起伏的故事片，有坚守，有遗憾，有热爱，也有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