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届中国“航空航天医学高峰论坛”上,歼15以及歼35总设计师孙聪提出一个更“反直觉”的方向:希望未来能像生产手机一样去制造飞机,把平台与功能拆开来设计,让功能更接近“软件化”,而硬件更多承担稳定的平台角色。他提到的案例很能说明传统体系的限制。
歼11更换国产雷达时,新雷达比原装轻了半吨,本来应该带来性能与重量上的优势,结果却导致飞机重心发生偏移。工程团队为了让飞机恢复到可用状态,只能在机头焊接大块配重,把“省下的重量”又以另一种方式补回去。飞机一旦定型,局部替换就会牵一发动全身,改一个部件往往会带来结构、配平、布置、验证等一整套连锁工作,升级成本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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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20从立项到服役经历了约9年,真正成为主力又接近15年。对手如果以“五年出新款”的节奏推动更新,而这一边仍沿用“二十年交付一代”的路径,就会出现结构性的时间压力。核心不在于工程人员是否努力,而在于研发模式本身偏“重”:链条长、验证顺序线性、牵涉单位多,导致转向和升级都显得迟缓。
把发动机、雷达、航电、座舱等关键系统做成相对独立的标准模块,并且把接口统一起来,让替换与升级更像“积木式装配”。雷达、航电这类更新频率高的关键部件,尽量做成“可插拔”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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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思路的重点并不是把飞机当作快消品,而是把“持续升级能力”做成常态化机制。与此同时还出现了“飞机等人”的现实问题:装备数量上来后,飞行员培养与换装速度反而跟不上,甚至出现二代机飞行员换装后直接转到歼20的情况。这种反差说明,产能、训练、体系配套之间的节奏正在被重新拉齐。
2024年12月26日,成都有居民拍到歼20S伴飞一架无垂尾布局的新机进行试飞,相关画面在网络传播;随后沈阳方向也传出类似动静。中国在同一时间窗口内,至少有两条六代机路线在同步推进,一条来自成飞,一条来自沈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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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飞方向被称作歼36的原型机,呈现三发、无尾翼、飞翼化、翼身融合等特征,外形带有明显的双三角与“类钻石”气动风格。2024年12月底首飞,到2026年1月底,第四架原型机已上天,13个月内四架机的进度意味着平均不到四个月就有一架新原型机进入飞行验证阶段。
第三架原型机拆除了机头空速管,这在试飞逻辑里往往意味着基础气动数据已较为稳定,试验重点开始从“摸清气动特性”转向“装系统、做综合集成”。同时,不同原型机之间在起落架构型、进气道边缘处理、机背鼓包位置等外观细节上存在差异:不同机体承担不同子系统或不同方案的对比试验,用并行方式去压缩整体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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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5年11月,试飞未满一年就出现了升级动作,换装第二代改进型二维推力矢量喷口。2026年1月4日,歼36又被观察到实现双机编队、同步转弯,低可观测性话题也随之升温。从早期需要歼20伴飞保障,到能够进行双机协同飞行,变化被压缩在一年左右,更像是按体系节拍在推进,而不只是单机层面的飞行展示。
沈飞方向的歼50同样在高频推进。美媒曾用带情绪色彩的“天才设计”来形容其构型特征:无尾隐身布局、DSI进气道与机头融合,并且出现铰接式翼尖、可动翼尖等设计。翼尖可动看似是小结构,但要把它做得可靠且有效,需要在气动、结构强度、控制律与隐身处理等多方面同时成立,门槛并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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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50的试飞进度也被反复对比:从首飞到取消空速管只用了约9个月,而类似进展在歼20试飞阶段曾花费约3年。到2025年10月,歼50多次被观测到试飞活动。歼36更偏向远程纵深打击方向:三发飞翼化与更大体量意味着航程与载荷存在更大想象空间,因此有人把它形容为“空中巡洋舰”。
歼50则更像制空与未来舰载的潜在选项:机体更紧凑、双发提供更强安全冗余,也更符合上舰使用的稳定性要求,同时更强调机动与控制能力。成飞在承担歼20批量交付的同时,还能高频制造并持续改进六代机原型机,说明产能、供应链与试验体系已经具备较强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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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美国方向,NGAD研究启动很早,但美空军在2024年5月宣布暂停相关工作;到2025年9月,美空军参谋长阿尔文提到F47第一架才刚开始建造,并预计2028年首飞。六代机竞争就不再只是比谁更早首飞,而会转向比拼谁能把升级速度提升到压过对手的决策与反应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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