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探》怎样用电影找回历史、找回记忆

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戛纳系”参展影片早早售罄，年轻观众在社交网络踊跃地打卡、晒票根，至于这是“文艺过节”的社交货币，还是对艺术电影的日常需求，就耐人寻味得很。影展“秒空”的热门电影进入院线会怎样？与北影节的抢票热闹形成戏剧性对照，获得去年戛纳影展最佳导演奖的巴西电影《密探》公映四周，票房尚未冲过100万元。

《密探》真不是“黑灯瞎火长镜头”的大闷片。电影开始于一个刺激且充满悬念感的场面：男人开着明黄色的甲壳虫轿车进入荒郊的加油站，旁边野地里躺着一具用纸板盖住的尸体，加油站老板絮叨地抱怨警察迟迟不来，正在腐烂的尸体影响加油站的生意，他烦躁地驱赶闻着尸臭味聚来的野狗……接着警察出现了，却不是来处理尸体，而是想在狂欢节假期里讹诈往来的司机，几个男人扯皮的时候，驶过一辆超载的轿车，车里五颜六色的年轻人看到尸体叫得更兴奋，司机打着方向盘呼啸而去。电影片名出现之前的这个短暂序幕，导演门多萨用高饱和度的艳彩画面把观众带入一个暴力、死亡、腐败和及时行乐的狂欢同时在场的魔幻世界。

这是1977年的巴西，男主角马塞洛驾车回到故乡累西腓，一座被誉为“南美威尼斯”的大西洋海滨城市。他住进挤满流亡者的庇护公寓，心事重重地去岳父家探望儿子。累西腓是巴西北方的城市，靠近赤道，阳光热烈，影片的画面笼罩着柔和的奶油金色调，门多萨用有限几个看似色彩绚烂的日常场景，暗示着马塞洛是有故事的人，他遭遇了个人生活的极大不幸，妻子很可能悲惨地死于非命，他在纵情声色的大环境里应对攸关生死的危机。

既是导演也是编剧的门多萨并不急着在悬念中展开高效率的叙事，他荡开闲笔，绘声绘色地闲扯一桩惊悚的公案——大学实验室从鲨鱼肚子里剖出一条人腿，关于腿的主人是谁以及苦主如何死于非命，这桩近似都市传说的案子和狂欢节的踩踏事件一起上了当地报纸头版。

看着前途未卜的马塞洛，欺上瞒下的警长，观众意识到自己是片名提到的“密探”，进入真相和前景都不可测的历史迷雾。借着全知的视角，毁掉马塞洛过往生活的“巨鳄”出场了，尽管他们的过去没有被揭示，但他在“此刻”仍穷凶极恶地要毁灭那个已经一无所有的学者，他雇佣了一对职业杀手到累西腓去杀人。

门多萨在平行的多线叙事里开辟出新鲜的电影文体，从悬念重重的类型片转向探索类似小说的“叙述”艺术。爱尔兰作家托宾曾在《布鲁克林》的拍摄现场对比电影和小说的区别，他认为电影是直接的、高效的输出，而小说是一场缓慢的旅行。现在，门多萨用《密探》造就电影的另一种速度，电影同样可以是“慢旅行”。

在这部电影里期待“真相”的观众会时刻受挫。编剧不断颠覆情节的逻辑走向，故事的线索和轮廓越来越模糊，直到观众被影像输出的“空气”所包围。构成这种特殊空气的主要成分不是氧气，是暴力。

警长搭讪马塞洛，拉着他去看“德国老军官的伤口”，然而从那位老人和黑人助理的德语交谈里观众会知道，他不是逃亡到南美的纳粹军官，而是从集中营九死一生的犹太人。警长笑嘻嘻地“请求”他展示伤疤，这是伪装成交好的服从性测试，权力等级结构里自上而下的人对人的暴力，渗透为日常的一部分。

职业杀手到了目的地的第一件事是寻找当地杀手，以低廉的价格把自己的业务外包出去；本该荒诞的不正常买卖在杀和被杀成为日常的环境里显得太正常了，警长死在警局大院或被一枪爆头的杀手倒在理发店，周围的人们总能平静地盖上报纸，杀人就像杀家禽、杀牲口一样寻常，暴力是呼吸的一部分。

没有人知道“鲨鱼肚子里的腿”真相是什么，但人人声称自己在夜色里被一条到处乱蹦的腿袭击了，这条流血、溃败、横冲直撞的腿成了暴力的隐喻。

马塞洛是被资本和强权轻易毁掉的正派学者，他没有成为历史留名的抵抗英雄，没有发生逆转的奇迹。在《密探》的世界里，束手无策的好人和机关算尽的投机者都安之若素地忍受漫长惊恐的黑夜，在夜色里极尽癫狂过火地活着，人性成为兽性的一种，导演用疯癫的笔触描画悲凉的历史风景。

哲学家阿多诺曾评价贝克特的戏剧“让历史作为残渣显现”“被耗干了意识的个体失去了思考历史和记忆的能力”。门多萨的电影在南美的历史语境里再现同样“僵滞的存在”，狂欢是一道凝固的姿态，狂欢是麻木的另一种表达。然而他在嘲讽的同时，仍渴望从僵滞中劈开一条找回历史和记忆的窄路。

“密探”在这部电影里是存在的。

首先是马塞洛，他逃亡回故乡是为了寻找母亲的过去，他改换姓名在户籍办事处当文员，搜索母亲的身份证，他渴望找到母亲留存在官方档案里的身份的证据，而不是一个“无人记得、好像没来过人间的小女仆”。

另一个密探来自电影看似游离的一支叙事线：很多年后，一所大学的研究员从档案录音带里拼凑出马塞洛被刺杀前在累西腓的日子，被保存下来的“声音”揭开了消失在报纸边角新闻后的隐秘真相。研究员拷贝了录音带，带给马塞洛的儿子。他年幼丧父，成年后淡忘了全部和双亲相关的记忆，他长大的老城区面目全非，就在物是人非的环境里，他和父亲的声音重逢了。

《密探》开始于玩笑，发展成控诉，艺术家拒绝虚构和解，他最终选择祈祷——祈祷和历史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