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弱宋：从安史之乱到宋代崇文抑武国策的形成

宋代常被学术界热议的“崇文抑武”“弱宋”现象，其根源可追溯至公元755年爆发的唐代安史之乱，尽管此时距离宋太祖赵匡胤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发动政变夺取皇位，尚有两百余年之久。

唐朝在建立初期，并没有大规模的常备军队，而是遵循兵农合一的传统原则，通过府兵制来组建军队。具体而言，就是将部分农民划归到以兵府为单位进行管理，这些农民平时从事农业生产，农闲时则参与军事训练。然而，到了天宝八年（749年），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前六年，兵府各单位的装备大多已经残破不堪，甚至有些单位已经无兵可用，至此，府兵制度已然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更为职业化、专业化的边防军队以及拱卫京师的北军。

隋唐两朝承接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的民族大融合时期，李唐王室出身北朝贵胄，具有胡人血统，像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的母亲均为胡人而非汉族。因此，当时并没有太多“华夷之防”的观念。在唐朝初期，众多番将因能征善战而被委以重任，且不受猜忌，这体现出唐朝在对待少数民族将领的态度上更加开放和包容。

唐玄宗时期，鉴于北方边防的实际需求，同时执政的李林甫认为番将不识字，不会对自己的相位构成威胁（唐代宰相级别的“三省”长官允许由高级将领担任，并非仅文官专任），于是中央允许诸边镇的长官由拥有较大自主权的节度使担任。这些边将麾下的士兵，大多是应募而来的专业兵士。

当时，大多数边境节度使都是少数民族将领。唐朝任用番将守边并非毫无道理，但后来的反对者往往倾向于从“华夷之辩”的角度指责唐朝的失策，认为任用番将是导致后来动乱的原因。然而，从宋代范仲淹或韩琦对西北军务的建言中可以看出，他们都认为使用当地兵员，不仅能在交通不便的边境地区大幅减少物资运输的困难，减轻财政负担，而且从情感上来说，边兵的心理比远戍而来的中原军队更为稳定，保家卫国的决心也更大。若朝廷从中原调兵到边境驻防，无论是从军力和财力的消耗，还是从应对战事的灵活机动性来看，都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到安史之乱爆发前不久，朝廷近九成的正规军已掌控在这些节度使手中，安禄山便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人物之一。由于得到唐玄宗的宠信，且与朝中大臣关系融洽，安禄山得以不断升迁，在叛变前，他已身兼北方边防三大重镇——平卢（今辽东一带）、范阳（今北京附近）和河东（今太原一带）的节度使。

公元755年，安禄山悍然起兵叛乱，这场动乱直至763年才得以平定。在这长达数年的时间里，长安沦陷，皇帝仓皇逃亡，百姓也因此流离失所，陷入无尽的苦难之中。李唐王朝好不容易从武则天时代惨烈的政治斗争中挣脱出来，唐玄宗开创的“开元盛世”不过过去十余年，便陡然跌落至“天街踏尽公卿骨”的悲怆境地。

安史之乱的影响范围极广，波及了当时的华北、西北和中原腹地。隋唐的建立，结束了中国自汉末以来长达三百余年的分裂局面，然而，经历此次安史之乱后，时局再度濒临国家分裂的边缘。

首先，为了剿灭叛军，朝廷不得不将驻守西北的军队调回关中和中原地区。这一举措使得原本强盛的吐蕃以及其他曾经臣服于唐朝武力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趁机控制了西北一带。这直接导致中央政府难以再对河西走廊及其以西地区实施有效的统治。从此，旅人再也无法看到那象征着盛唐辉煌的阳关。曾经盛唐武功赫赫的景象，或许只能在昭陵六骏那一道道坚实却又飘逸的刻痕中找寻了。

其次，在平叛过程中，由于中央军力不足，朝廷只能依靠各地节度使的力量。这就导致平叛结束后，中央权威大幅衰落。各地节度使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逐渐掌握了更大且更为自主的行政和军政权力，最终形成了所谓的“藩镇割据”局面。从赋税数字便能清晰看出当时中央权威的孱弱。安史之乱爆发的755年，朝廷的税户大约有900万户，而仅仅五年后，就只剩下不到200万户了。

不过，此时的形势与隋朝之前的南北朝分裂状态有所不同。尽管中央无力完全掌控藩镇（当时中央政府仅能勉强控制京畿所在的关中道及其附近地区、长江淮河流域和运河沿线），但各藩镇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争斗，彼此都没有足够的能力彻底吞并对方。在各藩镇实力相对均衡的情况下，他们无意争夺皇权，仅仅满足于偏安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在这种既有中央共主，藩镇内部又存在激烈斗争的情况下，藩镇节度使的职位往往需要中央的正式任命才能树立权威。在唐末的844年，宰相李德裕在评论独立性最强的河北诸镇时曾说：“河北兵力虽强，但是他们不能自立节度使，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唐中央政府仍保有一定程度的威权，勉强维持着松散的统一。我们可以借助民国时期的军阀割据态势来更好地理解唐晚期的藩镇情况，例如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山西的阎锡山等，他们与南京政府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但这种平衡是不稳定的，随时可能因更强大的外力而瞬间瓦解。

而这样一股强大的外力，出现在唐末。彼时，由于政策失误，各地起义频繁爆发，如摧枯拉朽之势，撼动着延续多年的王朝秩序。

公元859年，浙江东部的贫民们在裘甫的带领下揭竿而起。他们因无法忍受沉重的税赋负担，愤而反抗。此次起义爆发于唐王朝的财赋重地，这足以反映出当时社会经济的困境与不堪。

公元868年，驻守岭南的800多名士兵在庞勋的领导下起义。他们不满朝廷未兑现让他们如期复员返乡的承诺，且军队待遇糟糕。起义得到众多响应，兵锋席卷十余州，势力范围从山东延伸至淮南一带。

尽管这些起义在短时间内被镇压，但起义者所反映的种种社会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最终，在875年爆发了“黄巢之乱”。这场起义来势更为凌厉，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席卷整个唐帝国。长期的动乱打破了中央与藩镇之间微妙脆弱的平衡，催生了朱温、李克用等新一代军事强人，最终导致唐王朝走向崩溃。公元907年，朱温逼迫唐哀帝禅位，建立后梁，打破了原先以李唐王室为共主的不稳定统一局面。此后，中国北方进入了战乱频仍、政权更迭频繁的五代时期，这一时期持续了50余年。

在南方，唐末战乱中崛起的亡命之徒或地方豪强陆续建立了各地的割据政权。这些政权与北方后汉的继承者北汉一起，构成了所谓的“十国”。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是在唐代中后期藩镇割据的大分裂状态基础上，历经唐末各地动乱、豪强并起而形成的。与唐代藩镇割据不同的是，五代十国时期各割据政权具有更大的独立性。

北方的五代，其控制区域大体在长江淮河以北。直到后周世宗柴荣时期，才夺取了南唐控制的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五代政权只能勉强控制陕西和山西，对更西北的地区则无力经略。

在北方，如同千年来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峙态势一样，强大的契丹辽国压迫着自今天平津到大同一线的边防。公元937年，后晋皇帝石敬瑭为获取契丹辽国的支持，割让了燕云十六州。这一举措无异于自撤藩篱，使得此后的中原王朝在面对北方强邻时几乎无险可守。如今，我们在冬季从北京南下，若遇雪天，便能领略“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大平原美景，一路地形平坦开阔。京津一带，即幽州、蓟州、涿州等地，皆在燕云十六州之列。除了河北这一路，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的另一路，是从雁门关往南，也就是今天的大同一带，当时为云州、蔚州、应州等地。

今天审视十六州一线，大体上它与长城的位置重合。放弃这样一条天然国防线，其危险性极高。公元946年，后晋企图摆脱辽国的宗主权，结果引来了辽军南下，直捣开封。这几乎可以看作是1127年金国灭掉北宋、酿成靖康之耻的预演。

宋太祖赵匡胤出生于军人世家，他的父亲赵弘殷是后汉时期的高级将领。赵匡胤二十多岁时，便投身于时任枢密使、后来成为后周开国皇帝的郭威麾下。经过多年征战，他凭借卓越的军功，深得郭威及其继任者周世宗柴荣的信任，被视为左膀右臂。公元959年，在柴荣因病离世前不久，年仅32岁的赵匡胤被提拔为殿前都点检，这个职位相当于首都卫戍部队司令。

赵匡胤能在此时被委以重任，除了他在历次征战中表现优异之外，更关键的是，与郭威的驸马张永德、禁军最高将领李重进等其他后周高级将领相比，赵匡胤的资历和名望都相对较低。当时，柴荣的儿子、继位的后周恭帝年仅七岁。柴荣担心自己身后会发生政变，所以对这些手握重兵的军事将领难免心存猜忌。为了防止这些将领在他去世后谋反，在临终前不久，柴荣将他们调往外地。或许他认为，职位虽高但名望不高的赵匡胤没有能力发动政变，这样在他去世后，便能确保后周孤儿寡母政权的稳定。

然而，事情的发展终究未能如柴荣所愿。周世宗柴荣去世仅仅半年后，即公元960年春节，赵匡胤还是发动了陈桥兵变。他率领军队从陈桥驿返回开封，逼迫后周恭帝退位，建立了宋朝。

或许当时开封的百姓看到这一事件时，会简单地认为这不过是又一次王朝更迭罢了。在那个时代，掌握中央禁军、发动政变夺权是常见的手段。刚刚被推翻的后周政权，当初也是通过同样的方式取代前朝后汉的。

但让开封百姓惊讶的是，这次政变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过去政变时军人纵兵劫掠都市的情况。因为赵匡胤在政变开始前，就严令士兵不得抢劫京城百姓，更不许加害后周宗室。由于赵匡胤和他的同盟者牢牢掌控着京城禁军的兵权，所以除了禁军将领韩通试图抵抗而被杀外，这次政变几乎是兵不血刃。而且，在以宋代周的过程中，京城也没有发生像后梁朱温在夺取李唐政权前制造的白马驿之祸那样大肆杀害朝臣的血腥事件。

或许正是这样的变化，预示着赵匡胤的执政风格与过往的武夫截然不同。十五年后，大将曹彬攻克南唐首府金陵，城中并未发生血腥屠杀。正因如此，南唐后主李煜才有闲情苦吟“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有了军事上的成功作为铺垫，行政层面的过渡就显得更加顺畅。五代时期，执政大臣们早已习惯了“朝比肩，暮北面”的政权频繁更迭，许多士人也早已丧失忠义之心。例如当时的翰林学士陶谷，当赵匡胤发现没有禅让诏书来逼迫后周皇帝退位时，陶谷竟取出早已准备好的诏书献给赵匡胤，此举令宋太祖对他十分鄙夷。

陈桥兵变后的半年内，赵匡胤成功征讨了反对者，如淮南节度使李重进、昭义军（今山西长治）节度使李筠等人，新政权由此暂时得以稳定。在筹备后续对南方“九国”和北汉的统一战争时，赵匡胤和他的同僚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打破五代以来政权循环更迭的困局。

赵匡胤出身军人家庭，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机遇成为后周的军事精英，他并非一介鲁莽的武夫。他清醒地认识到，从后梁到后周，五个朝代仅仅持续了短短53年。如果他新建立的宋朝不做出改变，探寻政权长治久安的方法，那么这个新朝代或许很快就会成为所谓的“后宋”，成为混乱时局中第六个短命的北方王朝。赵匡胤在“杯酒释兵权”时曾对拥兵大将们说：“做天子太难，还不如做节度使时安乐，我几乎夜夜难以安枕入眠。”在随时可能暗藏反叛危险的环境下，这话并非戏言。因此，在这种即便登上皇位也令人不安的局势下，如何做出改变，就成了这个脆弱新政权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要务。

不过，相较于五十年前朱温当政时的局势，此时的赵匡胤要更为有利。朱温建立后梁时，藩镇势力依旧强大，他耗费大量精力试图征服各方，却收效甚微。而赵匡胤开国之时，得益于前五代王朝数年的征伐，北方最为强大的各个藩镇势力已被消灭，其他实力较弱的藩镇则不足为惧。此时的“十国”也国力衰微。所以到了后周时期，虽然藩镇仍有一定实力，但已不足以与中央抗衡，这就是为什么只要控制了首都，政权更迭便宣告成功。

在外患方面，中原政权与北方强敌契丹辽国大致处于武力均势。当时辽国正处于“睡君”辽穆宗时期，辽穆宗终日醉酒不醒，导致辽国国内政务瘫痪，更无暇发兵侵犯中原。

彼时，西北党项族的割据势力尚未强大到足以威胁中原王朝。在南方，周世宗柴荣成功夺取了南唐富饶的淮南地区，这一举措意义非凡，不仅为统一南方打开了关键通道，还显著增加了税赋收入。倘若柴荣没有在39岁英年早逝，凭借后周重建文治政府的不懈努力、积极恢复经济的有力举措以及强大的军事实力，他极有可能开辟出一条与此前四个短命朝代截然不同的发展新路。

宋太祖即位后不久，便与心腹赵普探讨稳定政权的良策。赵普的回答切中要害，他认为五代时期的问题根源在于藩镇势力过于强大，导致君弱臣强，进而造成中央政权不稳定。而改变这一失衡局面的方法，就是收回各藩镇大将的兵权、财权和人事权，也就是要着力增强中央的实力和权威，形成所谓的“强干弱枝”局面。从宋太祖的角度来看，他夺取政权仅仅是依靠京城禁军控制了中枢朝廷。相比之下，过去隋文帝杨坚、唐高祖李渊开国时，都拥有强大的军政实力并得到利益集团的拥戴，赵匡胤的基础显得十分薄弱。因此，加强中央集权成为宋代立国之初的首要方略。

宋朝虽是一个新朝代，但原有的典章制度仍从先朝自然延续而来。宋初的制度建设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从宋太祖时期一直持续到他的继任者宋太宗时期，历经约二十余年才初步定型。

在此期间，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逐步收回地方政府官员的任命权。立朝初期，各地方节度使表面上听从中央号令，实际上仍保有独立的人事、财政和军权。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步向这些地方派遣文官主政，或设置地方长官的副职“通判”来节制节度使的权力，甚至有时会派遣朝廷高官担任地方官，凭借他们较高的威望来制约那些阳奉阴违的节度使。直到977年左右，赵匡胤的继任者宋太宗才最终废除所有节度使，使政令完全统一于中央。此后，节度使一职逐渐演变为一个仅具荣誉性质的空衔，用于赏赐有功大臣。与此同时，宋太宗也完成了南方各分裂政权的统一工作。这项工作历时十余年，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形势下，采取平稳过渡的方式以实现中央政令统一，实属不易。

其次，是收回地方政府的财政控制权。

朝廷专门设立转运使等职位，其职责就是将各地的大部分赋税集中收缴并送往中央，地方仅能留存少量税收。这种将财赋高度集中于中央的做法，后来导致地方财政陷入紧缺状态，州县府库空虚。以大宋立朝近百年后的情况为例，苏轼担任杭州知府时打算修缮一座寺庙，却发现按照当时制度，超过一万钱的公费支出竟需中央批准。苏辙曾形象地总结这一现象：“举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会于三司（三司为宋代中央财政的最高主管部门，即盐铁、度支、户部三司）。”如此矫枉过正的举措，使得地方财政陷入困窘之境。即便地方留存了一些余财，但其最终控制权仍掌握在中央手中，必要时，中央还可随时向地方征调资金。

最后，是逐步收回地方的军权。

宋朝廷将青壮士兵编入禁军，即中央军。大部分禁军驻扎在京畿附近，地方仅留下实力弱小的厢军。实际上，地方厢军逐渐演变成负责修建政府工程的劳役部队，基本不具备实际作战能力，这在军事上形成了强干弱枝的局面。这正是宋太祖所期望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出现强势的地方政权。中央甚至下令地方州县拆除城墙，不得设防。除边境重镇外，地方留存的军队数量极少。这种安排导致后来几次民变发生时，地方因缺乏足够的军队而无法保境安民，陷入窘境。

这三项举措，正是赵普所说的“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这些新政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唐代中期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对峙态势，强化了中央集权。自宋代加强中央集权、消除强大的地方势力后，直至清代，长时间的地方割据与国家分裂局面再未出现。然而，这种绝对的中央集权也衍生出诸多弊端，这些问题将在后续章节详细阐述。

五代时期的政权更迭，大多源于军事政变。后晋石敬瑭在契丹辽国的支持下，率领五千骑兵攻占都城开封，后唐随之灭亡。951年，后汉枢密使郭威在澶州被军队拥立为帝，随后挥兵返回开封，灭汉建周。仅仅九年后，赵匡胤几乎沿着郭威政变的路径，在陈桥驿上演黄袍加身的一幕。因此，政权初步稳定后，对于赵匡胤而言，牢牢掌控军事指挥权以防止内部变故显得尤为重要。

“杯酒释兵权”的故事，清晰地展现了宋太祖彼时的心境。

公元961年夏天，也就是陈桥兵变后的第二年，宋太祖赵匡胤召集石守信、王审琦等主要将领一同宴饮。酒至酣处，太祖感慨道，自己觉得做皇帝远不如做节度使自在，如今常常难以安枕入眠。石守信等人听闻此言，大惊失色，惶恐不已，赶忙向太祖表明自己的一片忠心。然而，宋太祖接下来的话却击中了他们的痛点。他说：“虽说我相信你们的忠心，但倘若有一天，你们的部下为了谋取更多的荣华富贵，逼迫你们也来个‘黄袍加身’，那又该如何是好呢？”于是，宋太祖劝说这些曾与他一同发动兵变的大将们主动交出兵权，以保富贵余生。次日，石守信等人便纷纷称病，主动请求解除职务。

石守信等人交出兵权后，宋太祖打算让已居高位且与赵家有姻亲关系的宿将符彦卿执掌兵权，却遭到了赵普的反对。太祖不解地问他：“符彦卿待你也不薄，你为何一直反对这一任命呢？”赵普反问道：“那陛下当初为何又会辜负周世宗呢？”

赵匡胤为了消除禁军将领利用兵权夺取政权的潜在威胁，采用了“杯酒释兵权”这种温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不过，对于守边大将，太祖却是全力支持。

当时，镇守北部重镇高阳关（今河北沧州河间一带）、抵御契丹的李汉超麾下仅有5000人。有一天，李汉超派其子觐见赵匡胤，太祖质问其子，此次前来是不是请求增加兵员的。他对李汉超之子说：“要是你父亲无法胜任守边之责，我自然会换能胜任的人，到时候就等着契丹来取你父亲的性命。”太祖这番话虽给李汉超带来了巨大压力，但他也深谙宽柔相济之道。于是，太祖授予李汉超财政上的绝对自主权。在李汉超的治理下，“契丹摄缩，不敢内侵”，而他所依靠的，正是精锐的士兵和专断的权力。

在太祖时代，并非只有李汉超有如此魄力，当时还有其他大将也有类似风范。比如贺惟忠驻守易州（今河北易县）、赵赞驻守延州（今延安）、冯继业驻守灵武（今宁夏灵武）、姚内斌驻守庆州（今甘肃庆阳）等等。这些守边将领财力雄厚，拥有专断的事权，豢养死士，招募间谍，从而保证了十余年里边境防务没有出现大的紧张局面。

由此可见，军人出身的赵匡胤所关注的，只是军队将领实力的合理性，以防止出现威逼皇权的情况。他这种“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防范心理，是很容易理解的。与汉高祖、明太祖在立朝后与开国功臣们的惨烈争斗相比，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显得人性化许多。这种温和的处理方式，似乎也预示着宋朝的气质将与前朝大不相同。

摘编自 蔡晓琳《北宋崛起——庆历新政与鼎革之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