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摆摊卖老鼠药城里女干部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怎么干这行

1988年，我在县城老汽车站对面摆地摊卖老鼠药。摊位不大，一块塑料布铺在地上，四角用石头压住，上面摆着几个玻璃罐和纸包。玻璃罐里装着黄白色的粉末，纸包里是拌了药的麦粒，罐子上贴着手写的标签，“一步倒”“闻即死”，字写得歪歪扭扭的，是我自己用毛笔蘸墨汁写的。墨汁是供销社最便宜的那种，写的时候要兑水，兑多了洇纸，兑少了拉不开笔。我练了大半宿，手指头上全是墨印子，洗了好几遍都没洗干净。

旁边是卖鞋垫的老刘和修自行车的老周。老刘的鞋垫是用碎布头一层一层糊出来的，他老婆糊，他卖，一双能挣一毛钱。老周补胎的时候不爱说话，低着头把内胎从钢圈里扒出来锉刀在橡胶上来回蹭，粉末子扑了他一手一脸。我们三个各干各的，谁也不碍谁。有人路过看看我的老鼠药，又看看老刘的鞋垫，再看看老周摊子跟前那辆链条断了的自行车，各取所需。

腊月的风像刀子一样往脖子里钻。我穿着一件军绿色棉大衣，是退伍的邻居刘叔送我的，袖子长出一截，翻起来缝了个边，袖口磨得起了毛，棉花从缝线的针脚里往外钻，一小团一小团的，像刚出生的蒲公英。我的脸被风吹得皲了皮，耳朵根子冻得通红，脚上那双解放鞋底子磨得薄了，踩在水泥地上能觉出地面的凉意。

生意不好。卖老鼠药全靠一张嘴。我不会吆喝。旁边卖水果的老赵嗓门大，从早到晚不停嘴，他的摊子前总围着人。我蹲在那里，有人走过来，我就抬眼看一看。他要是也看我，我就问一句，买老鼠药不？十个人里有八个扭头就走，剩下的那两个问一句“管用不”，我说管用，他拿起纸包来看了看，又放下了。

那天特别冷，冷的程度连老刘都提前收摊了。他把他那些鞋垫拢进蛇皮袋里，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跟我打了声招呼。他走了以后修自行车的老周也走了，整条街只剩下我一个人还蹲在那里。

我低头看着地上那几个玻璃罐，罐子口结了一层薄薄的白霜，是我的呼吸凝上去的。我伸出食指在那层白霜上划了一道，那道线划过玻璃发出细微的吱呀声，像一只老鼠踩着碎瓦片跑过去的声音。我卖老鼠药，老鼠没药死几只，我自己倒快被冻死了。

天快黑了，太阳早已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西边的天际只剩一线灰白色的光，那一线光很快就没入了暮色里。

我正准备收摊，把纸包一个一个码好装进塑料袋里，再把几个玻璃罐用旧报纸裹了，塞进挎包。这时候一个女人走到了我的摊前。

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大衣，领口露出一截灰色的围巾，围巾的流苏在风里轻轻飘着。她的头发是烫过的，短卷发，别在耳后。她的脸很白，不是那种擦粉的白，是天生皮肤白，被冷风吹得两颊泛着淡淡的红。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人造革提包，提包的拉链上系着一只铜色的小锁，不知道是锁什么东西的。

她低头看着我的摊子，看了一会儿，蹲了下来。

“你这些老鼠药，效果怎么样？”

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不是本地口音，普通话里带着一点软软的味道，后来我知道那是南京口音。

“管用。”我说，“这罐是粉剂的，拌了饵料放墙角。这包是麦粒的，直接撒。半晚上就见效，明天早上起来收死老鼠就行。”

“你配的？”

“嗯。”

她拿起一个纸包，在手里翻了翻。纸包上写着“闻即死”三个字，那个“闻”字写得太宽，挤到纸边去了。她看着那几个字，嘴角微微动了一下，那个弧度很轻，轻到不能确定她是在笑还是在抿嘴。

“你字写得还不错。”

我没说话。

她又拿起另一个纸包，打开封口，凑到鼻尖闻了闻。我想说别闻有毒，还没来得及开口她已经放下了。

“你自己做的药？”

“嗯。”

“配方呢？也是你自己配的？”

“嗯。”

她点了点头，把纸包放回原处，手指在塑料袋上轻轻掸了掸，掸掉并不存在的灰尘。她抬起头看着我。那双眼睛里没有审视，没有嫌弃，没有居高临下的打量，只有一种我说不上来的光。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她问。

我看着她，没答话。她的手还停在半空中，手指头微微蜷着，像一朵还没完全张开的花。她等了我几秒钟，又问了一遍。

“我看你这字，像练过的。”

她说的“练过”，指的是练字。我看着她，嘴唇动了一下。

“县一中。”

我说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不大，被风吹得散了一些，我不确定她听全了没有。

她的睫毛动了一下，像蝴蝶扇了一下翅膀。“县一中？”她重复了一遍，不是质疑，是确认。“你是一中毕业的？”

“嗯。”

“哪一届？”

我把头低下去，看着地上那些已经被我码好装进塑料袋里的纸包。塑料布上还剩下一些散落的碎纸屑，是刚才打包的时候掉下来的。风把它们吹得滚来滚去，像几只没头没脑的小虫子在原地打着转。

我蹲在那里，两只手搭在膝盖上，手指头冻得通红，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墨印子。那墨印子是昨天晚上练字的时候留下的，写那个“闻”字怎么写都写不好，写了十几遍，手指头蘸了墨又擦，擦了又蘸，墨水渗进指甲缝里洗不掉了。

“半年。”我说，“念了半年，不念了。”

那两个字太沉了，沉到我把它说出来的时候，不得不呼出一口白气来缓一缓。

她没说话。

“家里穷，念不起。”我说，“我爸走得早，我妈一个人种地供我们兄妹三个，我是老大，该出来挣钱了。”

我说着话的时候没有看她，把手伸进布袋子里，把那些已经码好的纸包又拿出来重新摆好。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只是觉得手不能空着，一空下来就不知道该放在哪里。

风从街那头灌进来，把她围巾的流苏吹得飘起来，流苏擦过我的手指尖，痒痒的。

“你成绩好吗？”她问。

我成绩好吗。这三个字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带着1984年秋天的气味，粉笔灰的气味、新课本的油墨味、食堂里白菜豆腐汤的味道。

我成绩好。那年全县统考我考了全校第八，班主任说你要是保持这个成绩，考大学没问题。我妈听了很高兴说考上大学就吃商品粮了，不用再像她那样土里刨食了。那一天我妈破例去供销社买了半斤猪肉，包了一顿饺子，饺子馅咸了，她放的盐多了。可那顿饭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饺子，咸归咸，香得很。

“成绩还行。”我说。

“那你为什么不去念高中？”

那时候初中毕业可以直接考中专，考上就有城市户口，毕业包分配。这是农村孩子跳出农门最快的一条路，我没有报中专。班主任找我谈过话，他说你成绩好，念高中考大学，将来前途更广。我妈没拦我，她说你自己拿主意，妈不懂这些。我听了班主任的话报了高中，那时候我以为只要成绩好，一切就有办法。

我妈种地供不起三个孩子念书了。我妹妹那年上初一，学费交不上，在家哭了好几天。我妈去学校求老师先欠着，老师说欠着吧。欠了一个学期了，第二学期的学费又该交了。

我不念了。

那天晚上我把书包从学校背回家，把课本一本一本地从书包里掏出来，码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的。我妈从地里回来，进门看见那摞书，站在门口没进来。她站了很久，一句话都没说。

第二天一早她照常下地去了。我背着挎包坐上进城的班车去找活干，在食品厂扛过麻袋、在建筑工地搬过砖，卖过菜、贩过水果、收过废品，后来跟人学了配老鼠药的方子，就开始摆摊卖老鼠药。这行不需要本钱，也不需要门面，一块塑料布几个玻璃罐就行，只要毒得死老鼠就有人买。

卖老鼠药没什么丢人的吧？我不知道。我每次蹲在这条街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从我摊前走过，有些人看我的眼神里带着那种东西。我说不上来那是什么，不是瞧不起，也不是可怜，是一种更让人不舒服的、仿佛在看一样不属于这条街的东西。

“怎么干这行？”她问。

我看见她眼睛里那种光。它不同于审视，不同于嫌弃，不同于怜悯，而是一种我更难以承受的东西。她想知道答案，不是随便问问，是真的想知道。

“干这行怎么了？”我说，“干这行不偷不抢，不欠谁的不该谁的，凭本事吃饭。老鼠药再不好听，也是正经营生。我卖的每一包药都能药得死老鼠，不会让人买回去白花钱。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我吃得下饭，睡得着觉。”

我的声音有点大。大到最后那几个字的时候站在旁边卖干货的老杨都扭头看了我一眼。我声音大不是冲她，是冲那些年所有用那种眼神看过我的人。也是冲我自己，冲那个书包和那摞课本，冲那顿咸了的猪肉饺子，冲现在蹲在街上吹着冷风被人家问“怎么干这行”的这个人。

她愣了片刻，那片刻很短。她站起来从提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开，撕下一张纸。纸是那种灰色的方格纸。她蹲下来把纸放在我的摊位上，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拧开笔帽，在纸上写了几个字。她的字也是练过的，比我写的那些歪歪扭扭的老鼠药牌子好看多了。

她把纸推过来，朝我这边推了推。纸在风中差点被吹跑，她用手掌轻轻按住纸角。

她把那支钢笔也留在了纸上。“这支笔也给你。你字写得不差，别用毛笔画了。墨水是蓝黑的，别沾水。”

她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并不存在的灰尘。她站在暮色里，深蓝色的大衣在路灯映照下泛着一层柔和的暖光。“你有多大？”

“二十一。”

她才点了点头。“二十一，还年轻。别卖一辈子老鼠药。”

她转身走了。她的脚步声在大街上哒、哒、哒地响着，一下一下的，像我的心脏在跳动。她走得很快，头也没回，快到街口拐弯的时候，她的身影被路灯拉得很长很长，最后融入了暮色深处。

我还蹲在那里。那张纸还压在摊位最上面的一层布上，她用钢笔压着，笔帽朝上。我拿起那张纸，上面写着几行字。市教育局的地址和电话，还有她自己的名字。

“叶丽君。”

我没打那个电话。

不是不好意思，是不敢。我蹲在街上卖老鼠药穿着一件袖口破了洞的军大衣，手指头冻得跟胡萝卜似的。拿什么去拨那个电话号码？电话接通了我跟人家说什么？我说我是农贸市场门口卖老鼠药的，想来你们这儿找个班上？我没疯。

我把那张纸叠了叠，叠成一个小方块，塞进棉大衣内侧的口袋里。口袋里有一个破洞，我怕它漏出去又拿了出来，重新叠好夹在那本不见了封面的书里。

那本书是在废品收购站论斤称买回来的，《电工技术基础》上册，封面没了，第一页被人撕掉了，我翻到断裂处看到了那一行字。“第三章，交流电路”，前面的缺了，后面的还在。我一本一本地买，买了好几本，搁在床头。白天卖老鼠药，晚上自学，也不知道学这些有什么用，就是觉得人不能什么都不学。课本上那些字密密麻麻的，有些公式我硬啃啃不懂，不懂就翻来覆去地看，看到最后连那几行字都背下来了，还是不懂。

不懂也得看。不看这些，我还能看什么？

日子照旧一天一天地过。我出摊，收摊，配药，卖药。生意有时好有时不好，挣的钱够吃饭，够交房租，够把每月定额汇给我妈的数目加上几块，够我妹妹的学费不那么紧张了。

我不再叫我妹别念了，那句话在喉咙里堵了二十一年，我说不出来。

过了年，开春了，街上的风不那么硬了。我又去老地方摆摊，太阳晒在身上暖洋洋的，我把棉大衣脱了搭在腿上，穿着那件藏青色的线衣。线衣是隔壁王婶帮我织的，毛线是处理品，颜色不均匀，买回来线圈里还有好几个接头。王婶说这线便宜，织出来能穿就行。线衣穿在身上毛乎乎的，有点扎人。

鞋垫老刘还没来，他老婆的风湿病犯了，他在家伺候。修车老周也没来，他儿子今天相亲，他去镇上帮着张罗了。整条街又是只剩我一个人。

我蹲在那里，看着远处那个街口。她就是从那个街口拐弯走的，腊月的风把她的围巾吹得飘起来。

我低头看着面前那一排玻璃罐和纸包。阳光照在罐子上，里面的黄白色粉末在阳光下亮晶晶的，像碎金子。

“还卖老鼠药呢？”

那个声音从我头顶落下来。我抬起头，阳光有点刺眼，我眯着眼睛才看清了她的脸。她还是穿着深蓝色的大衣，头发比上次烫得更卷了，别在耳后露出一只银色的耳钉，小小的，像一颗星星。

她站在我面前在那片阳光里。

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觉得鼻子酸了一下。不是想哭，是一种更复杂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一个在黑夜里走了很久的人突然看见了一盏灯，那盏灯不远不近地在前面亮着，你知道它不会灭，可你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到那里去。

叶丽君站在1989年春天的阳光里，等我回答。

“嗯，还卖着呢。”我说。

她看了看我的摊子，又看了看我，然后从提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那个信封是牛皮纸的，没有封口，里面装着几页纸。“你去考个电工证吧，我帮你问了，像你这种情况可以参加成人培训。这是报名表，你填了交到劳动局，找这个人。”她指了一下信封上的名字和电话。

她把信封递过来。我看着她，没接。

“拿着。”她说，“二十一岁，学什么都来得及。”

我把信封接过来。牛皮纸信封上用工整的字迹写着一个人的名字、职务和电话号码，电话号码后面还加了一个括号写着“办”。她用手写了一个“办”字，字迹工整，笔画清楚。

“学费我先帮你垫了，等你考上了挣了钱再还我。”

我张了张嘴想说话。她摆了摆手，像不耐烦，也像不好意思。

“别磨叽了，大男人痛快点。考上了给我打个电话通知一声，考不上就别打了，丢人。”

她没等我回答，转身走了，步伐依然很快，头也不回。走到街口拐弯的时候，她还是没回头。

我蹲在那里，手里捏着那个牛皮纸信封，信封的边角戳着我的掌心，微微的疼。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响了一下又一下，阳光落在我的脚面上，暖洋洋的。

春天了。

那个春天我报了名，参加了电工培训。白天在街上卖老鼠药，晚上去夜校上课。夜校在城西的一所中学里，隔一天上一次课，每次两小时。那条路我走了好几个月，春天走到夏天，从穿毛线衣走到穿短袖。下课了同学们结伴去校门口的烧烤摊吃夜宵，我一个人骑着那辆二八大杠吱吱嘎嘎地回出租屋。

不下雨的天很多，风很暖，车轮碾过柏油路面发出沙沙的声响，像蚕在吃桑叶。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投在前面的路面上，像一个沉默的同行者。

我没给她打电话。不是考不上，是考上了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那个“谢谢”两个字太轻了，轻到不管说多少遍都填不平那个沟。她知道，她知道不需要我当面说什么。

1990年我拿到了电工证。

我去了一家建筑公司应聘，工地上缺电工，活儿苦，钱也不多，比起卖老鼠药强不了一点半点。可那是一个开始，是我从这条街走上另一条路的第一个台阶。

后来我才知道，当年我摆摊卖老鼠药的那条街拆了。老汽车站搬走了，那些摊子都不在了。卖鞋垫的老刘后来开了个鞋店，修自行车的老周转行跑运输。不知道他们走的时候有没有回头看过那条街一眼，有没有想起那些年在冷风里、在烈日下，蹲在塑料布后面的那个人。他们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我进了公司以后从基层干起，考了二级建造师，又考了一级建造师，一步一步往上走，从工长做到项目经理，从项目经理做到分公司经理。我买了房，结了婚，生了孩子，日子过得不算富裕但体面。我儿子今年高二，成绩中上，班主任说考个一本没问题。他不用像我当年那样在风里蹲着卖老鼠药，也不用犹豫要不要念高中。

他妈今天包了饺子，馅是猪肉白菜的，放了盐，盐正好。

三十多年了。那本没有封面的书还在我书柜里，《电工技术基础》。书页黄了，边角卷了，那页纸还夹在里面——“叶丽君。市教育局。电话33187。”

那个号码早就打不通了。1989年的电话号码，到九十年代中旬就连区号都变了，怎么可能打通。

我去市教育局找过她。门卫说叶丽君？早调走了，调到省城去了，哪一年记不清了。我问他有没有她的联系方式，他翻了翻一个旧本子，指着一行被水洇得模糊的字。“这个号码早就不用了。她是南京人吧？好像是调回南京了。”

南京。怪不得她的口音里带着那种软软的味道。

南京离我一千多公里。那年我在工地上刚当上工长，走不开。后来孩子出生了更走不开。再后来退休了有时间了，却不知道从哪里找起了。南京那么大，几百万人口，找一个三十多年前连电话都打不通的女人。

我连她现在姓什么都没把握。她结婚了吗？姓什么？在哪个区？哪个单位？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有那本旧书，那本没有封面的《电工技术基础》。一个牛皮纸信封，一张发黄的纸，一个早就没人用的电话号码。

前几年我退休了。儿子上大学了，他妈也不用我操心了。我给自己买了一辆老式凤凰自行车，不是骑，是放家里看。那车跟我当年骑着去夜校的那辆差不多，一样的黑色车架，一样的直把，一样的车铃。

我把它停在阳台上，有时候没事干就过去按一下车铃。叮铃铃，叮铃铃，那声音跟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一模一样。清脆，好听，带着一股子让人想往前走的劲儿。

站在阳台上，扶着那辆老自行车，听它在夕阳里响。隔壁邻居家的孩子趴在窗台上写作业，铅笔在本子上刷刷地划。他的字写得认真，一笔一划，方方正正。

我盯着那孩子的手看了一会儿。

叶丽君，你当初说，二十一岁，学什么都来得及。那六十一岁呢？找一个三十多年前帮过你的人，还来得及吗？我打开那本书没有封面的《电工技术基础》，翻到夹着纸的那一页。

纸彻底黄了，边角脆了，有些地方的墨水洇开了，有几个字已经看不太清楚。可她的名字还在。叶丽君，叶子的叶，美丽的丽，君子的君。三十四年了，那七个笔画一笔都没少，一笔都没模糊。她写的时候钢笔水很足，那个“君”字的最后一笔拖得长了一点，像一条没有尽头的小路，不知道通向哪里，但你看见它了，就想顺着它走一走，看看前面到底是什么。

南京。我在地图上量过，直线距离一千一百公里。我坐过火车，十个小时。现在有高铁了，四个小时。四个小时，我去过更远的地方出差，比南京远得多的地方。可这四个小时我到现在都没出发，不是我懒，是我不知道该从哪里找起。我找过，没找到。

三十四年，她教过的那些学生，她工作过的那些单位，她住过的那些房子，全都像河流一样改道了。我不知道她最后停在了哪里。也许她回了南京，那是我从网上找到的一些零碎信息拼凑出来的。教育局的退休名单里有一个人叫叶丽君，2006年退休，原籍南京。那个叶丽君是不是这个叶丽君，我不知道。也许不是，也许同名同姓。也许她在南京的某个小区里过着安静的日子，养花，带孙子，跳广场舞。她会不会偶尔想起1988年冬天那条街腊月的风，那个蹲在塑料布后面卖老鼠药的年轻人？

她记得我的字。“你字写得还不错。”她说。她不会记得了，那只是她无数个普通日子里的一个普通瞬间，那样的瞬间在她生命里太多了。可那个瞬间凝住了，凝成了我之后几十年里反复翻看的同一页书。书页已经旧了卷了黄了，可那上面的字我每一个都认得。

我的字写得好了。这三十多年没事的时候我就练字，用钢笔不用毛笔。墨水是英雄牌的，蓝黑色，跟她当年留给我那支钢笔灌的同一个颜色。

我把那张纸从书里取出来，纸页脆得跟蝉翼似的，我不敢用力。那支钢笔还在它笔尖已经写秃了，吸不进墨水了。我还是留着它，跟那张纸放在一起，跟那本没有封面的书放在一起，放在书柜的最深处。

那年我在农贸市场门口卖老鼠药，穿一件袖口破洞的军大衣，手指头冻得跟胡萝卜似的。她蹲下来，看了看我的摊子，问我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怎么干这行。她不知道她问出那两句话的时候，已经把一个蹲在泥里的人扶起来了。扶他的人走了，他自己站稳了，腿不抖了，路能走了，他回头找那个扶他的人，找不到了。

叶丽君。她当年写那个“君”字的时候，钢笔拖了一点尾巴，像一条没有尽头的小路。

我站在阳台上，看着那条伸向远方的铁轨，在夕阳里，亮晶晶的，像碎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