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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的小说,与“声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曾说:“我一开始写小说就是要它成为能说的。”无论是早年受到戏曲的熏染,还是后来处理人物对话、安排叙述节奏,他都始终保留着很强的“听觉”特点,他在声音里构思、节奏中落笔。
“满腹锣鼓”练就的写作功夫
要理解赵树理怎么写小说,得先回到他的童年。
他父亲赵和清被村里人称“万宝全”,八音会里少不了他。赵树理从小被父亲领进这个世界,各样乐器都上过手,到后来,甚至可以一人在唱戏的同时演奏多种乐器。赵树理还会打鼓板。一个合格的鼓板手,掌控全剧缓急节奏,需把整出戏的唱白、台词烂熟于心,何处要快,何处要慢,哪里要紧,哪里松弛,得全凭肌肉记忆。
中国现代文学馆藏有严文井1993年的一篇手稿,题为《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写的是两人20世纪50年代同住东总布胡同时的一些旧事。文中提到,赵树理写《灵泉洞》时,常常给自己定下每天五千字的任务。起床以后,他先在脑子里把人物、情节、语句想好,五千字按顺序安排妥当,再坐下来一口气写完。和许多作家手稿上常见的勾画、旁注和涂改相比,赵树理的稿纸显得整洁得多,可以想见,在很多内容落纸前,他在脑海中已经想得比较成熟了。这种写法,和他早年在八音会里练出来的功夫,恐怕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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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文井写于1993年的《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手稿,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对赵树理而言,声音亦是创作的归处,小说写完了,抄起三弦再来一回。写完《三里湾》那天晚上,赵树理弹奏了“上党梆子”的三个曲牌,飘逸、缠绵、激昂。
一亮嗓子,人就活了
从早年的戏曲经验,到后来小说里的对话和叙述节奏,声音始终是理解赵树理写作的一个重要线索。他的作品里,对话往往很多,人物一张嘴,读者大体就能知道是谁在说话。譬如他早年写过一篇对话体小说《打倒汉奸》,一家人围坐争吵,说的是该不该出门弄钱:
“谁能不上外边?难道要我一天看你几眼?”
“谁要你看?人家的男人都会弄钱,你偏不给人争脸,让人家一个‘下贱’,两个‘讨饭’,天天对着人揭短!”
“那算什么短?谁愿意讨饭?真讨了饭,又有什么下贱?如果外国人把咱这地方一占,我看谁也得讨饭!”
这段几乎没有叙述铺垫,也没有细致的心理描写,但声音勾勒出了人的形形色色,人物的身份、脾气和彼此之间的关系也通过对话跃然纸上。
到了《小二黑结婚》,这套声口的功夫越发成熟。同是封建老脑筋,二诸葛张嘴离不开“不宜栽种”,凡事先翻皇历再开口,连阻拦儿子的婚事也要搬出阴阳八卦;三仙姑则全然另一副腔调,装神弄鬼的神婆偏要做年轻媳妇的派头,拿腔拿调,和二诸葛判若两人。
上党梆子里生旦净末丑一亮嗓子,身份就立住了,赵树理小说对人物的掌握亦有此意,李有才的快板腔、二诸葛的算卦嘴、三仙姑的神婆调、老恒元的官腔……每个人物各有声口,不必写“他说”“她道”,谁是谁,一听便知。
赵树理对声音的敏感可以说是一种长期形成的感受方式。有一回严文井放花腔女高音的唱片,赵树理悄悄推门进来,听了一会儿,冒出一句:“猫尾巴又被门夹住了。”严文井没搭腔,他倒坐下来,面带微笑,陪着把那段“猫叫”听完。又有一个夜晚,他主动来找严文井谈上党梆子,说上党梆子里头也有和声,“演员的歌唱和伴奏的乐器不是一个声部平行进行的”,还举了实例当场示范。严文井后来感叹,这个“老师范生”学过乐理,具备相当的西方音乐知识。赵树理听得出来花腔女高音的门道,也讲得清楚自家梆子的讲究。真到写作里,他最熟悉、最信任的,还是生于乡土的地方声口。
我只想上“文摊”
赵树理中意梆子,并非只凭趣味。他早年回乡给农民念新文学作品,“无论他怎样吹嘘,农民就是听不进去”,倒是拿来《七侠五义》请他念。那次碰壁对他刺激很大,后来他说过一句话:“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
文坛与文摊,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文坛上的文章是给识字的人默读的,文摊上的小本子是给赶庙会的人听的。事实证明赵树理后面这条路走通了。《小二黑结婚》印了几万册仍供不应求,各地剧团纷纷拿各路地方戏将它搬上舞台。那些在地头上、炕头上、戏台下听故事的人,本来就是赵树理心里一直装着的读者。
走文摊的路,不等于退回旧小说。赵树理曾说,真正使他能够成为职业写作者的,主要得自五四以来世界进步文学那一面。翻开《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会发现那里面确实还留着说书、唱本、地方戏的一些气息,但“却说”“欲知后事如何”一类旧套数已经不见了,留下的是一种更轻快、更灵活的叙事声音。
后来赵树理主编一本通俗文艺杂志,刊名迟迟定不下来。他提议叫“说说唱唱”,同事们嫌土,可谁也拿不出更好的,拖了许久也无定论。赵树理火了,拍着桌子喊:“小说要能说,韵文要能唱,我们叫《说说唱唱》,正好体现我们的主张,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大家想不出话反驳,刊名就此落定。从上世纪30年代乡间碰壁,到50年代拍桌子定刊名,赵树理认的始终是同一个理。
严文井的回忆里有两个画面:一个是赵树理“送戏上门”。他推开严文井的房门,不等人让座就在书桌旁坐下,双手敲打桌沿代替锣鼓,口哼过门,高吼一段上党梆子。窗外是有轨电车的隆隆声,屋内却是太行山沟的高腔。另一个是深秋降温时,赵树理裹着一件从商场买来的女式皮大衣,“缩着头,只把那个长而勾曲的红鼻子从那个长长的翻皮领中伸出来,像个寒风中的老母鸡,可他还显得有些陶然自得。”
两个画面合在一处,就是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的样子——寒风里裹着不合身的旧皮大衣,敲着桌沿,陶然自得地守着他认定的声音。而赵树理留在纸面上的梆子腔,至今仍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独特的声部。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公共服务部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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