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生产队分给我一个女知青，洞房夜，她哭着求我做一件事

那一年我二十三岁，在生产队干了五年，皮肤晒得比锅底还黑。

队长把李念领到我面前的时候，是七月的傍晚，蚊子在头顶嗡嗡地转。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头发用橡皮筋扎着，低着头，看不清脸。队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陈，组织上照顾你，这是从省城分下来的知青，以后就是你屋里的人了。”

我说不出话来。李念的肩膀在微微发抖，不知是热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生产队的窑洞不大，土炕上铺着新编的高粱秆席子，窗户上糊着报纸，墙角堆着几麻袋红薯。邻居王婶帮着贴了个红双喜字，又送来半碗红糖和一把红枣。这就是我们的新房了。

李念坐在炕沿上，始终没有抬头。我把煤油灯捻亮了一些，给她倒了一碗水。水是早上从沟底挑上来的，搁了一天，温吞吞的，碗底沉着细细的黄沙。

“喝口水吧。”我说。

她接过碗，手指细白，和我见过的所有女人都不一样。她喝了一小口，把碗放下，又开始抖。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说实话，我心里也慌。我爹死得早，我娘改嫁到了外县，我在这世上没有半个亲人。队长说这是组织的安排，我不太懂，但也没敢问。那年头，组织说啥就是啥。

夜深了，外面的狗不叫了。我从炕席底下摸出那包好不容易买到的“大前门”，抽出一根，又想起她可能闻不惯烟味，把烟塞了回去。

“你睡吧，”我抱着那床打了补丁的被子，指了指墙角那团草垫子，“我睡地上。”

李念终于抬起头来。

煤油灯的光映在她脸上，我看见她的眼睛红肿着，脸上有泪痕，鼻尖也是红的。她比我想象的要年轻，可能还不到二十岁。她的嘴唇动了动，声音小得像蚊子叫：“你……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你说。”

“别碰我。”

那三个字说得很轻，轻得像风吹过窑洞口的声音。但她说完之后，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瘫坐在炕沿上，眼泪无声地淌了下来。

我愣在那里，手里的烟卷被捏弯了。

窑洞里安静了很长时间。远处传来生产队的驴叫，然后是更夫敲梆子的声音——邦、邦、邦，一下一下，敲得人心慌。

“好。”我说。

李念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我，似乎没听清。

“我说好。”我把那根被捏弯的烟塞回烟盒里，站起来，把那床破被子抱到墙角草垫子上，铺好，然后躺下去，面朝墙壁。

“我不碰你，”我对着墙壁说，“你别哭了。”

身后的哭声没有停，反而更大了。但不是那种嚎啕大哭，是捂着嘴、压着嗓子、肩膀一耸一耸的那种哭，比放声哭更让人难受。我想起小时候邻居家的小女儿掉进井里被捞起来之后，她妈就是这么哭的。

那一夜我几乎没有睡。土炕太硬，墙角有风灌进来，吹得后脑勺发凉。李念的哭声断断续续，后来渐渐变成了抽噎，再后来彻底安静了。我以为她睡着了，翻了个身，看见她还坐在炕沿上，抱着膝盖，把脸埋在膝盖里。

月光从糊着报纸的窗户缝里漏进来，细细的一线，落在她散开的长发上。

“你没睡？”她忽然说。

“没。”

“你叫什么名字？”

“陈建国。”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叫李念。”

“我知道，队长说了。”

又是一阵沉默。煤油灯不知道什么时候灭了，窑洞里弥漫着灯油燃烧后的焦糊味。外面的风大了，吹得窗户纸呼呼响。

“陈建国，”她的声音在黑暗里显得很远，“你为什么不问我？”

“问你啥？”

“问我为什么……不让你碰。”

我想了想，说：“你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

她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回答。黑暗里，我听见她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吐出来，像是一个人终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我在省城有对象，”她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们约好了，等知青返城就结婚。我不知道队里会把我分给你……我，我不能对不起他。”

窑洞里又安静了。

我看着墙上那个模模糊糊的红双喜字，忽然觉得那两个字有些刺眼。

“他叫什么？”我问。

“……你别问了。”

“好，不问了。”

那一夜剩下的时间，我们都没有再说话。天快亮的时候，我终于迷迷糊糊睡着了。梦里我站在生产队的麦田里，麦子熟了，金黄金黄的，但没有人来收割。我一个人站在地头，手里攥着一把镰刀，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醒来的时候，炕上已经没人了。我的被子被叠得整整齐齐，墙角草垫子上放着一碗红薯稀饭，上面架着一双筷子。

碗底下压着一张纸条，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上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娟秀的小字：

“陈建国，谢谢你。早饭在碗里，我去上工了。”

我端着那碗已经凉透的红薯稀饭，站在窑洞门口，看着沟对岸的太阳刚刚爬上山顶，把整个村庄染成了金黄色。远处的地里，已经有人在弯腰干活了。我分不清哪个是李念，但我看了很久。

后来的事情，是另一段故事了。

但在那个七月的清晨，二十三岁的我站在窑洞门口，忽然明白了一件事——这世上有些东西，不是组织分的，也不是队长能安排的。它得自己长出来，像地里的庄稼一样，急不得，也强求不得。

我喝完了那碗红薯稀饭，把碗洗了，扛起锄头，也上工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