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4月上旬，台当局劳动部门负责人洪申翰在立法机构说明：首批印度移工最快今年底到台湾，人数先约1000人，后续目标上看10万人，主要用来填补制造业以及长期照护的人力缺口。消息一出，社会情绪立刻升温。短短4天，“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联署冲到3.3万人；社交频道投票约2.5万人参与，其中93%表达反对。
争议的第一层，落在赖清德的前后说法。2023年大选辩论时，“引进10万印度劳工”的质疑出现，赖清德当场定性为“假新闻”“认知作战”。一年多后，同一件事却以政策形式推进。政治人物调整政策并不罕见，但社会更难接受的是：过去把别人指为造谣，如今却由自己把同样内容变成正式推动事项。
第四层争议，当局在把“补缺工”当成政治操作工具时，并没有先把既有管理漏洞补齐。岛内失联移工数量已到9.4万人，外劳总量80多万，管理体系原本就存在不少缺口，衍生出的治安疑虑、劳务纠纷以及管理成本，最后往往会回到社会与地方政府来承担。
大陆推出十项惠台利民措施，涉及直航恢复、金门马祖“四通”、农渔产品准入、影视合作等。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把这些形容为“糖衣毒药”，赖清德也强调“和平不是赏赐”，整体态度偏冷。但一般民众评估政策，往往更像在衡量日常得失：费用会不会下降、运输会不会更顺、商品能不能卖得出去、工作机会会不会增加，而不是只听政治话术。
同时，国民党与民众党签署2026选举合作协议，从提名机制、联合辅选到选后治理都做了安排。社会更在意的是算计之后生活是否更难、成本是否更高。谁能把所谓“和平红利”转化为订单、就业、航班与物流成本的下降，谁就更像在解决问题；谁把民生包装成“战略需要”却不把风险与配套讲明白，谁就更容易被认为是在把社会当成试验场。
政治路线最终都会在民生账本上被对账：程序是否透明、责任是否愿意承担、风险由谁支付、利益落到哪里，这些才是民众每天在衡量的“真实民调”。当社会用联署与反对票表达不安时，如果执政者仍主要依靠贴标签、转移责任、硬推政策来应对，社会又凭什么持续为其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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