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聊聊：马克思真的是“反犹主义者”吗？

打开网络搜索“马克思 犹太”，几乎满屏都是争议——“马克思是反犹主义者？”“他为啥要狠批犹太人？”更有学者直接给他扣上“反犹代言人”的帽子。

那么问题来了，现实情况真的是这样吗？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马克思与恩格斯

1）全是断章取义惹的祸？

很多学者之所以会给马克思贴上“反犹”的标签，核心证据就是这个——即后者在《论犹太人问题》里，曾犀利地批判犹太教和犹太人，比如那句被反复曲解的“犹太的世俗基础是实际需要、自私自利，世俗上帝是金钱”。

然而，他们故意掐掉这句话的后半段，更刻意忽略了马克思的写作语境，硬生生把“批判犹太教的功利性”，扭曲成了“厌恶犹太人本身”。

这种断章取义的解读，从19世纪末起就从未停歇：

早在1899年，捷克资产阶级政治家托马斯·G.马萨里克就凭借该文，首次提出“马克思的反犹太主义”，武断判定他厌恶犹太人。

1949年，希伯来大学学者埃德蒙·西尔伯纳，更是直接在论文中将马克思视为“反犹代言人”，其观点被后世广泛引用，让误解越传越深；即便到了1992年，《犹太百科全书新标准版》依然称马克思对犹太人“充满了厌恶与轻蔑”。

不过话说回来，这些学者全都刻意回避了一个关键事实：

马克思本身就流淌着犹太血脉。他的祖父是犹太拉比（注：“拉比”指接受过系统犹太教经典教育的特定阶层，主要工作之一是解释宗教律法），母亲也出身拉比世家，6岁时受洗礼成为基督徒，成年后则成为无神论者。

一个从小浸润在犹太文化里的人，怎么可能真心厌恶自己的同胞？

马克思主题绘作

所以，要想读懂马克思的批判，必先搞懂他所处的时代。

据史料记载，法国大革命（1789）前，世界犹太人总数约225万，其中175万生活在欧洲，仅中欧就有40多万人。在这一时期，犹太人的处境堪称“人间炼狱”，而这也正是马克思批判的真正起点。

首先，犹太人一直都是被歧视和隔离的对象。

在普鲁士、奥地利等国，犹太人被强制圈在“犹太区”，不得随意出门；外出必须佩戴特殊标记（比如黄色袖章），与基督徒划清界限，堪比牲畜被打上烙印；甚至不准雇佣基督徒佣人，被彻底孤立在社会之外。

其次，犹太人的就业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知名犹太启蒙运动先驱摩西·门德尔松（1729—1786）曾无奈坦言，待到自己的儿子长大后，只能选择三个职业，即内科医生、商人或乞丐。

在当时，犹太人不准不准参军、不准进入国家机关、不准进入高校，连手工业都被严格管控，只能从事基督徒不屑于从事的放贷、经商等行业。

第三，犹太人一直接受着较为残酷的经济剥削。

德国犹太人经商途经各个公国时，需缴纳与牲口运输同等标准的人头税——在统治者眼中，犹太人的性命与牲口毫无区别。

普鲁士国王更是将犹太人分为四等，等级决定了可从事的生意范围，且每一等都要缴纳高额“保护税”，缴不起就会被驱逐出境。

实际上，这种压迫并非一时之举，而是从中世纪贯穿到了19世纪——1290年英格兰驱逐所有犹太人，1306年法国跟进，1492年西班牙更是下了死命令，犹太人要么改信基督教，要么被驱逐，无数家庭因此流离失所。

被驱逐的犹太民众

长期的系统性压迫，使得部分犹太人只能依附金钱生存。随着时间的推移，“拜金”就成为了外人对他们的刻板印象，而这也正是马克思批判的切入点。

2）为什么要撰写《论犹太人问题》？

厘清了误解的根源，我们再来看《论犹太人问题》的创作背景。

进入18世纪以后，伴随着启蒙运动兴起，欧洲犹太人终于开始争取自由与平等，一场持续数十年的解放运动，藏着他们太多的挣扎与无奈。

1781年，德国学者多姆发表《关于犹太人权地位的改善》，打破了“犹太人不配拥有人权”的固有偏见，这也是欧洲第一篇公开为犹太人发声的文章。

1791年，法国国民议会正式赋予犹太人公民权，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承认犹太人的平等地位。

到了拿破仑执政的19世纪初，欧洲多地犹太人纷纷获得解放，终于取得了自由居住、择业、入学等权利；可好景不长，伴随着拿破仑战败后，欧洲封建势力卷土重来，犹太人刚到手的公民权被全部剥夺，再次沦为“被压迫者”。

进入19世纪30年后，德国犹太人再次掀起了争取平等的运动）以犹太裔学者加布里尔·里塞尔为首的犹太裔知识分子们不断奔走呼吁，但遭到了欧洲封建势力和反犹分子的强烈反对，解放之路举步维艰。

就在犹太人苦苦挣扎、寻求解放之际，德国哲学家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发表《犹太人问题》一文，抛出了一个荒唐的结论——犹太人要获得解放，必须先放弃犹太教。

原因很简单，犹太教“狭隘又落后”，犹太人之所以被社会排斥，根源就是他们坚持自身信仰；他甚至否定犹太人获得解放的可能性，将所有问题都推给“宗教”，完全无视封建制度对犹太人的残酷压迫。

这种观点不仅毫无帮助，反而更像是给反犹分子递了“刀子”——他们借着这个说法，大肆攻击犹太人“顽固不化”，更不肯给予他们平等权利。

布鲁诺·鲍威尔

看着犹太人的解放之路再度陷入到了绝境，看着鲍威尔的错误观点不断误导大众，马克思再也无法沉默。

事实上，马克思一直默默为犹太人发声。

1842年，他主动要求撰写文章反击反犹言论，希望将犹太问题“拉回正途”；1843年，他亲自为科隆犹太社团撰写请愿书，一条条列举他们遭受的苦难，呼吁政府改善犹太人的处境。

为了反驳鲍威尔的错误观点，马克思在1844年写下了《论犹太人问题》，核心目的就是通过剖析犹太问题，揭露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的罪恶，从而帮助犹太人找到真正的解放之路。

3）马克思是如何评价犹太人的？

马克思在文中明确指出：“犹太问题不是宗教问题，而是世俗问题——在德国是神学问题，在法国是宪政问题，在北美是真正的世俗问题。”

他的观点其实很直白——“宗教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是它的表现”。

犹太人被贴上“狭隘”“拜金”的标签，陷入“精神桎梏”，根源并非犹太教本身，而是世俗社会的压迫——是封建制度的人身、职业限制，是资本主义的金钱至上，让他们不得不依附金钱，被“功利性”包裹。

比如19世纪普鲁士的犹太商人，之所以选择一门心思赚钱，并非是因为犹太教教他们拜金，而是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靠经商谋生，且赚来的钱大多要缴纳高额税费，真正能留给自己的寥寥无几。

由此可见，马克思批判的，正是这种“被压迫下的功利性”，是不公的世俗制度，而非犹太人本身。

19世纪末的柏林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只看到了马克思“犹太的世俗上帝是金钱”这句话，却刻意忽略了他紧接着的论述——这种拜金性，已经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法则，“市民社会才从自己的内部不断产生犹太人”。

他的真正意图，正是“借助”犹太教的“拜金性”，戳穿资本主义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金钱异化，所有人都成为了被金钱支配的对象，而犹太人只是这种现象的一个缩影。

最有力的证据，就是19世纪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这个犹太金融家族掌控着欧洲金融命脉，看似是“拜金”的代表；但他们的崛起，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当时欧洲封建势力衰落，金融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而犹太人长期被限制在金融领域，自然成为这一行业的主导者。

马克思批判的，是这个家族所代表的“金钱势力”，是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与他们的犹太身份毫无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还明确强调——犹太人的解放，终极目标是“人类从金钱势力中获得解放”，而不是主动放弃犹太教。他所希望的，是犹太人摆脱金钱与压迫的双重束缚，获得真正的平等与自由。

为了反驳“犹太人要获得解放，必须先放弃犹太教”的观点，马克思在文中多次引用《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宾夕法尼亚宪法》，明确表态——宗教信仰自由是基本人权，犹太人要获得公民权，根本无需放弃犹太教。

他狠狠批判鲍威尔的“双重标准”——鲍威尔要求犹太人放弃宗教才能获得解放，本质上是为封建国家开脱罪责——明明是国家剥夺了犹太人的权利，却反过来要求犹太人放弃自身信仰，这一观点根本站不住脚。

1791年法国赋予犹太人公民权后，很多犹太人依然坚守犹太教，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为法国的发展贡献力量。

这足以证明，信仰犹太教与获得公民权、实现自我价值，完全不冲突。马克思的观点，既是对这一事实的认可，更是对人权的坚定捍卫。

1872年的柏林

除此之外，马克思还给予哲学层面分析指出，犹太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自我异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通俗来讲就是——人被自己创造的东西（金钱）所控制，活得不再像自己——而犹太人，正是这种异化现象的一个缩影。

19世纪波兰的一位犹太小手工业者，原本靠制作手工饰品谋生，坚守着自己的信仰与底线。但随着资本主义兴起，大工厂取代了小手工业，他的制品无人问津，为了生存，只能放弃手艺转而从事放贷行业。

久而久之，他变得唯利是图，眼里只有金钱，甚至不惜牺牲亲情与友情——这并非他的过错，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异化，是世俗压迫的必然结果。

可以说，马克思严厉批判的正是这种“人被金钱支配”的现象，他的终极追求，是让全人类摆脱异化，重新掌控自己的命运。

这既是对犹太人的深切关怀，也是对全人类解放的执着追求。

4）结论：马克思从来都不是反犹主义者

判断一个人是否反犹，别听他说了什么，看他做了什么就足够了。马克思的一生，始终站在犹太人这边，坚决反对一切反犹行为。

1854年，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文章，详细描述了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悲惨处境：

当时那里有8000名犹太人，挤在最肮脏的哈莱特－厄尔－雅胡德地区（锡安山和莫里亚山之间），瘟疫横行、食不果腹，不仅被穆斯林压迫，还遭受正教徒、天主教徒的欺凌，只能依靠欧洲同胞的微薄施舍勉强糊口，“在忍耐和祈祷中等待死亡”。

马克思在文中痛心疾首地表示，“在耶路撒冷，没有什么人的悲惨和痛苦可以和犹太人相比”。

他用文字还原犹太人的苦难，用舆论抨击压迫者，拼尽全力为犹太人发声——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反犹主义者？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批判更像是一种“恨其不幸，怒其不争”——一方面，同情犹太人遭受的苦难；另一方面，愤怒他们被金钱奴役、失去自我——而这份愤怒，最终指向的是压迫者与不公的社会制度。

1870年，三个犹太老人，耶路撒冷的定居者

马克思反复强调，他批判的是“犹太精神中的功利性”，而这种精神，早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通病——“实践中的犹太教无非就是完备的基督教世界”。

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并非只有犹太人才有功利心，基督徒以及其他民族的人同样都是被金钱所支配。

比如19世纪英国的工厂主，为了追求利润，逼迫工人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让工人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并非犹太人，却比谁都“拜金”，同样被资本主义所异化。

马克思明确表示，犹太人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有权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他批判的最终目的，是帮犹太人找到解放之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反犹主义被明确定义为“文化落后的标志”。众所周知，他是一个坚定的国际主义者，视野已经超越了民族、宗教的界限；在他眼里，没有“犹太人”“基督徒”的区别，只有“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分野。

他一生都在反对歧视与压迫，反对种族主义、反对民族压迫，自然也坚决反对反犹主义。他关注的，从来不是某个民族的命运，而是全人类的解放——这也是他撰写《论犹太人问题》的终极意义。

5）《论犹太人问题》的局限性

当然，作为马克思早期撰写的作品，《论犹太人问题》确实存在一些局限性。对此，学界给出了以下几点总结。

《论犹太人问题》内页

首先，过度侧重经济视角，简化了犹太问题的复杂性。

马克思将犹太问题归结为“金钱势力”，却忽略了东欧、西亚等地犹太人的处境——这些地区的犹太人，大多以小商贩、小手工业者为主，他们遭受的压迫，核心是民族、宗教矛盾，而非经济问题。

比如波兰裔美国学者沃尔特·拉克曾指出，马克思的观点对东欧犹太人毫无意义，无法解释前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时期的反犹主义。

其次，理论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

马克思提出的“人类解放”，仅停留在哲学推论层面，没有明确说明实现解放的路径、力量与手段，无法为当时的犹太人提供具体指导。对此，犹太思想家布洛克曾尖锐地将之视为“灿烂的空话”。

事实上，这一理论在当时的犹太人中，也确实没有引起太多共鸣。

第三，低估了犹太民族主义的力量。

马克思与鲍威尔一样，未能看清犹太民族主义的影响力，还对摩西·海斯的犹太复国主义持轻视态度。

但后来的历史证明，犹太民族主义拥有巨大力量——摩西·海斯提出“犹太人需要自己的国家”，得到广大犹太人的响应，1948年以色列建国，便是最好的证明——这一点，是马克思当时未能预见的。

1948年5月14日，大卫·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国”成立

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局限性，源于马克思当时唯物史观尚未成熟，属于早期作品的时代局限而已，丝毫不会影响他核心观点的正确性——他反对压迫、捍卫人权、追求人类解放的初心，永远值得我们尊重。

6）尾声

总的来说，马克思之所以会被贴上所谓的“反犹”标签，本质上是断章取义的解读，是对时代背景的忽略，更是对他初心的曲解。

他的犹太观，本质上是以“犹太问题”为切入点，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控诉世俗压迫的不公，追求全人类的解放。

他批判犹太教的功利性，是想让犹太人摆脱金钱的奴役；他捍卫犹太教的信仰自由，是想让他们获得平等人权；他为犹太人发声，是想让他们摆脱压迫，活成真正的人。

由此可见，很多历史人物与观点，都容易会被片面解读。我们看待历史，我们不能只看片段、听信传言，唯有结合时代背景、读懂原文语境，才能看清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