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叔铭：老蒋旗下空军将领，背叛我党，晚年丧家之犬

1936年12月14日清晨，西安南郊的白鹿原雾色未散，城区上空忽然传来螺旋桨轰鸣。城墙上的卫兵抬头，只见一架P-1侦察机掠过低空，机腹喷出黑色尾烟，这正是王叔铭驾机“援救”蒋介石的那一次尝试。许多人不清楚，眼前这位神情慌张的飞行员，六年前还在莫斯科中央航空学院的宿舍里，和身穿列宁装的同窗高谈“世界革命”。

再往前推，1905年腊月，王叔铭出生在山东诸城一户书香之家。祖辈希望他继承科举遗风，走读书做官之路。可战乱让旧梦迅速破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飞机这种新奇玩意儿频频出现在报纸上，年轻人对蓝天充满向往。1924年，黄埔军校在广州开张，招生简章里那句“择优送苏联深造”像磁铁般吸住了王叔铭。家里东拼西凑路费，他赶往南粤，在第三期学生名单里写下自己的名字。

那时国共正处“第一次合作”，不少热血青年选择“两党都报”，为的是多一条出路。王叔铭亦然。次年，他随首批航空学员启程赴苏。对红场上升起的镰刀锤子旗，他不乏好奇，决定加入共产党，以期获取更多便利。酒桌上他半真半假地说过一句：“人往高处走，革命也讲风向。”同行者当时只当玩笑，事后想来却颇不是滋味。

1928年回国之际，北伐余波未息，宁汉分裂已将两党推向对立。王叔铭发现，自己那张印着“共产党员”字样的介绍信，在南京反而成了烫手山芋。为了自保，他干脆一把将信撕得粉碎，转身求见国民党航空委员会，声称“痛改前非，愿为党国效命”。军方初闻其来历，先把他按卖国奸细扣了几个月，审了个底儿掉。这段囚禁，王叔铭后来讳莫如深，只字不提。

被放出来后，他在杭州笕桥机场打杂，替航空署翻译苏制教材，偶尔蹭到教官的副座练习特技。无根基的技术官，一旦晋升无望，很容易被边缘化，他的郁闷由此日益加重。直到“西安事变”爆发，他抓住了机会：自荐驾机赴陕侦察，并声称“若有必要，可俯冲投弹”。蒋介石闻讯大喜，亲笔批示“此人可用”，一纸调令便把他带到南京中央航校。

抗战全面爆发后，王叔铭先后在广德、武汉、长沙多次执行轰炸“红区”与日本后方的任务。抗战的大旗下，他的枪口对准日机，却也不忘时不时把炸弹倾泻在八路军控制的太行山区村镇。不少老乡在烈焰中呼号，这些情景日后成为解放区报纸谴责“空中刽子手”的罪证。王叔铭却在日记里写道：“既已无回头路，为自保，唯有彻底斩断旧情。”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握有全国空军主导权。王叔铭的军衔升到空军少将，手下指挥一个轰炸机大队，常驻南京大校场。每逢饭局，他爱向后辈吹嘘“空战三十分钟，胜读十年书”，可提到自己早年“红底”，却总是支吾。他清楚，延河里的炮声越来越大，只能卖力表现，以求留在蒋介石的视线中。

1948年秋，济南、锦州相继失守，华北大势已去。南京国防部密议将主力空军夜迁台湾。王叔铭跟着飞机走，一别故土。登上基隆码头那天，他咬着仍带山东口音的普通话嘟囔：“迟早能再飞回去。”可岛内的山风告诉他，机会已经渺茫。1950年岛上空军编号重整，新秀辈出，他被编进“航空教育司令部”，左手酒杯右手教鞭，只能给年轻飞行员讲当年在苏联“垂尾失速”的段子。

日子一晃几十年。1960年代初，解放军空军列装米格-19，他在营区里隔着海峡看新闻照片，默不作声。有人起哄：“老王，你不是号称俄文顶尖吗？这些飞机你肯定熟。”他干笑几声，转身离开，背影透着显而易见的落寞。

到了1990年代，岛内政坛换血，他的黄埔履历不再稀罕；年轻军官更关心经济腾飞，对那段轰炸史既陌生也无感。王叔铭的退休金还算体面，却买不回一句故乡话。每逢中秋，他会独坐阳台，看着微黄月盘浮上海峡，喃喃自问：“诸城的煎饼卷大葱，现在是啥味儿？”

1998年深秋，台北市立医院传出讣告：王叔铭因心肺功能衰竭去世，终年93岁。葬礼冷清，几位同乡会代表献了花圈，随后迅速离去。报纸简短讣文里，把他列入“抗战老兵”，对早年履历只字未提。大陆新闻资料馆在查询中写下一行注释：“叛党分子，生卒已明。”

有意思的是，诸城老宅的堂屋门楣原刻“忠义”二字，文化积淀深厚。可王家后人自50年代迁居台湾后，再无人返乡修缮，房梁早被雨水侵蚀。村里老人偶尔带孩子路过，笑说那是“逆子屋”，小辈们却稀里糊涂，只当传说。

若要总结王叔铭的一生，离不开两个字：算计。他先算黄埔能出国，后算投蒋有前途；等到败局已定，又算着远走海峡。算计给了他短暂的官帽，却也截断了归家的路。历史留给他的，不是勋章，而是一抔孤坟与村口乡音的永远缺席。

有人问：背叛是否值得？答案或许埋在台北那方不起眼的墓碑下。如果灵魂真有知，王叔铭大概会明白：缺少信念的人，哪怕飞得再高，终归难逃坠地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