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克的漫长告别

“要获得光荣的人，必须及时跟荣誉告别。”

文丨刘意默

执掌苹果 15 年后，65 岁的蒂姆·库克终于决定退场。

4 月 21 日，苹果公司宣布，现任 CEO 蒂姆·库克将于今年 9 月正式卸任，转任执行董事长。接替他的是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约翰·特努斯（John Ternus）。

库克在位期间，虽然没有复刻乔布斯的产品颠覆式创新，却以极致的运营效率，将苹果打造成全球市值最高、盈利能力最强的商业帝国。

然而，在 AI 的浪潮中，苹果的迟缓格外刺眼。特努斯面对的局面，并不比库克接棒时更轻松。

漫长告别

库克退休的传闻，早在 2025 年底就开始发酵。

《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称，苹果董事会已在寻找接班人；今年 1 月，《纽约时报》透露库克向高层坦言 “感到疲惫，希望减少工作量”。爆料与辟谣交替上演——彭博社的马克·古尔曼一度断言库克至少干到 2028 年，库克本人也动情表示 “无法想象没有苹果的人生”。但仅仅一个月后，他就宣布了卸任计划。

倒推苹果过去 2 年的组织变动，会发现库克或许很早就开始为退休铺路。

从 2024 年下半年起，苹果经历了一场静默的权力交接：资深的 CFO 卢卡·马埃斯特里（Luca Maestri）退居二线、曾被认为是头号接班人兼 COO 的杰夫·威廉姆斯（Jeff Williams）正式退休、AI 主管约翰·贾南德雷亚（John Giannandrea）黯然出局、设计负责人艾伦·戴（Alan Dye）出走 Meta。

这些人的离开各有原因，方式各不相同，再加上时间区隔，导致市场并没有把这些变动理解为权力交接的组合拳。但回看时发现，这些人正好对应库克执掌苹果时的三板斧：财务、供应链、微创新。

马埃斯特里 2013 年进入苹果，2014 年开始担任 CFO，几乎完整经历了苹果从千亿美元市值变为 3 万亿市值的过程。在任期间，通过建立严格的财务纪律，推动股票回购，让苹果在华尔街的可信度大大提升。

杰夫·威廉姆斯的离任曾被马克·古尔曼评价为 “苹果近十年来最重大的一次高管离任，也是一次重大的权力更迭。” 他的运营背景和库克极为相似，也是库克管理哲学下的核心支柱，曾被外界认为是库克的接班人。

更值得玩味的，是他们离开后的安排。

马埃斯特里的接替者为苹果财务规划与分析副总裁凯文·帕雷克（Kevan Parekh），虽然上任时已经在苹果待了 11 年，但在核心决策圈却是新人，比特努斯资历低很多。

威廉姆斯作为曾经的二号人物曾大权在握，接任者萨比赫·汗（SabihKhan）却只继承了 COO 职权下最基础的供应链运营，原来分属威廉姆斯的其他权力分给了其他高管。比如 Apple Watch 硬件就给了特努斯，健康业务给了服务业务主管艾迪·库（Eddy Cue），软件主管克雷格·费德里吉（Craig Federighi）分到了 Watch OS。

另两位高管离开后，权力安排也大抵如此。继任的 AI 主管甚至不再是直接向库克汇报的高级副总裁（SVP），而是要向费德里吉汇报。

这场漫长的告别仪式后，苹果内部再无 “权臣”。特努斯上任后，不会因为权威不够而无法推动变革。

为什么是特努斯？

苹果的组织架构在全球科技巨头中堪称异类。

大多数同等规模的科技公司（谷歌、亚马逊、微软）早已进化为 “事业部制（Multi-Divisional Form）”，每一个业务单元（BU）负责各自的业务线。

而苹果在 1997 年乔布斯回归苹果后，解散了原有的事业部结构，取而代之的新结构让每个高管只管各自的一个 “截面”，按条而不是按块进行运营。

这就意味着，目前苹果的三个核心高管：软件负责人费德里吉、服务业务负责人艾迪·库和特努斯，只对自己负责的领域负责，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独立完成一款产品从设计到销售的完整闭环。所以，如果苹果所有产品都只有一个产品经理的话，那这个产品经理都署一个名字——CEO。

正如哈佛商学院教授乔尔·波德尔尼（Joel Podolny）在著名的评论文章《苹果如何为创新而组织》中说，“在苹果，除了 CEO 之外，公司实际上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总经理——即那些能够控制从产品开发到销售的完整流程、并依据损益表被考核的人。CEO 是组织图上唯一一个让设计、工程、运营、营销和零售在一款产品上汇聚的职位。”

这种组织设计让 CEO 天然具有权威，但也让 CEO 承担更大责任——尤其在前任是乔布斯这种背景下，CEO 的权力、责任和压力都被无限放大。

正因如此，在特努斯成为接班人之前，库克对他进行了 “特训”：在 2024–2025 年期间，特努斯被库克刻意安排在多个跨部门项目中担任 “执行赞助人（Executive Sponsor）”，甚至横跨了硬件和工业设计领域。执行赞助人这个职位通常由苹果高管担任，为某些特定项目协调资源，保驾护航。

库克的这个安排，让特努斯名正言顺地跨越硬件部门边界，去接触、理解设计等其他核心业务的逻辑，以积累职能整合的经验。

为什么库克如此看好特努斯？

今年 51 岁的特努斯是一个典型的老苹果人。2001 年进入苹果后，一直负责硬件，主导或深度参与了苹果多个产品的硬件设计，iPad、AirPods、M 系列芯片等背后都有他的身影。虽然 2021 年才晋升为高级副总裁（SVP），进入最高管理层，是三巨头之中最晚的一个（费德里吉和艾迪·库分别在 2012 年和 2011 年晋升为 SVP），但业务能力毋庸置疑。

特努斯的协作能力也是他坐上 CEO 这个位子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第一任上司史蒂夫·西弗特（Steve Siefert）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详细描述了一个细节：当特努斯有机会从开放式办公区搬入独立办公室时，他拒绝了，选择继续留在团队中间。

古尔曼在彭博社的一篇报道中，用 “赋权型（empowers employees）” 和 “善于沟通（good communicator）” 来描述特努斯的管理风格，并将其与库克的风格相提并论。《纽约时报》也指出，特努斯的管理风格是 “审慎的、协作的（careful, collaborative）”。

但同时，古尔曼也指出特努斯在决策上更加果断，甚至会绕过中层管理者直接与一线工程师对话，这也构成他与库克的区别之一。

在苹果这种极度依赖协作的组织中，特努斯的特质恰好契合 AI 时代对软硬件深度融合、云侧端侧协同的需求。这让他成为了库克最需要的接班人。

最好的退场时刻

现在或许是库克最好的退休时刻。

库克接手苹果时，苹果市值不到 3500 亿美元——不算小公司，但也不大。库克发起了供应链改革，极致化全球分工，在产品维持优势的前提下不断进行微创新。到 2025 财年，苹果营收 4161.6 亿美元，净利润 1120.1 亿美元，为 2011 年的约 4 倍，市值超过 4 万亿。

然而，支撑这个帝国的基础正在松动。

2025 年 4 月，关税冲击之下，苹果被迫将 600 吨 iPhone（约 150 万台）紧急从印度空运至美国；同时，反垄断也开始逐渐挤压苹果：欧盟依据《数字市场法》对苹果开出 5 亿欧元罚款、美国司法部指控苹果通过封闭 iOS 生态系统垄断智能手机市场、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的监管机构也相继对苹果发起调查；App Store 的高额佣金体系也受到监管的关注。

如果说外部环境变化是钝刀割肉，那么在 AI 浪潮前的战略失焦与创新乏力，就显得格外致命。

在产品上，苹果被赋予极其高的对创新甚至颠覆的期待。改变世界的产品当然不可能每年都有，但对苹果来说如果每年都没有，也是令人失望的。而现在距离 2007 年 iPhone 发布，已经近 20 年。

在 AI 上，苹果的失败更加引人瞩目。即使不纠结苹果过去在 AI 上连续的决策失误（详见云见 Insight 《苹果 AI 往事》），当下苹果在 AI 上的迟缓也令人震惊。2026 年苹果资本支出计划约 140 亿美元，而亚马逊、微软、Meta、谷歌的资本支出合计高达 6500 亿美元。

同时，苹果没有自己的大语言模型，海外的苹果智能只能外包给 OpenAI 的 ChatGPT 和谷歌的 Gemini。新版 Siri 的发布一推再推，库克画饼又不兑现的风格已经直逼马斯克。《财富》杂志就曾直白地批评道：“在他（库克）的领导下，苹果优化了运营效率……但突然间，他的弱点在 AI 时代暴露无遗。”

苹果在 AI 领域的迟缓，作为 CEO 的库克难辞其咎。这道难题需要新人来解。而特努斯，被库克视为最合适的人选。

AI 正在寻找它在物理世界的身体，而硬件一直是苹果的强项，也是特努斯的强项。Wedbush 证券的知名科技分析师丹·艾夫斯（Dan Ives）评论这次交棒：“硬件创新将是苹果未来成功的心肺，并可能塑造特努斯作为公司领导者的历史定位。”

苹果也已经在这么做了。古尔曼等记者披露，苹果内部正在探讨 AI 眼镜、带摄像头的 AirPods、以及全新形态的 AI 吊坠设备。在这个领域，苹果内部恐怕没人比特努斯更合适。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写道，“要获得光荣的人，必须及时跟荣誉告别，而且练习这种难度大的本领：在恰当的时候离去。” 库克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