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陈毅接管上海却镇不住场子，陈赓推荐了一个人到上海滩。

1949年上海解放，新市长陈毅接手的完全是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原国民党把金库里的黄金外汇全搬走了，差不多七亿美元，城里能开工的工厂不到三成，五百万人口吃饭，官方握的粮煤只够撑半个月，还有三百万难民失业人口等着救济。治安更是烂到没边，陈毅每天收的恶性案件报告能堆一桌子，缺个能立刻稳住局面的公安局长。

本来陈毅想让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兼管治安，可陈赓要带兵南下追残敌，走不开。临走的时候陈赓给陈毅推了个人，叫李士英。陈赓说这人太合适了，长期在上海干地下情报，还两次上过国民党的死刑名单。

李士英1912年生，河南内黄人，十七岁就入了共产党。1929年被组织调到上海，进了中央特科第三科，干的就是保卫机关、清理变节分子的活儿。1932年，两个特科成员叛变投了国民党侦缉队，泄露了不少机密，李士英接到指令，直接在法租界开枪解决了这两个叛徒。任务完成后他被租界巡捕抓住，引渡给国民党，关到了漕河泾监狱。

这一关就是五年，李士英遭了不知道多少次酷刑，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前后两次判他死刑，他在死囚区愣是熬到了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日军飞机炸了上海，监狱坏了不少，看守乱成一团，李士英趁机跑了出来。他一路避开交战区和封锁线，徒步走了几千公里，辗转好几个偏远省份，终于到了延安，之后在中央社会部工作，攒下了扎实的保卫和行政管理经验。

1949年5月底，李士英到上海上任，住进了原来的市警察局大楼。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要处理一万四千多名旧警察，当时内部不少人说这些人背景复杂，全都遣散算了。李士英直接驳了这个提议，他留下绝大多数底层警员，先保住街面巡逻、交通指挥这些基础运转不出错。他把从解放区带来的两千多名公安干部分拆，混编到全市三十个分局和各个派出所，还开了多期训练班，给留用人员分批培训，废掉了旧警衔和捞钱的巡区承包制，只清退逮捕了少数有严重案底的坏分子。就这一手，接管第一个月警务系统就没掉链子，不得不说真是稳得一批。

稳住警务基本盘，接下来就收拾暗藏的特务。李士英出台了管制条例，要求所有特务限期到指定地点自首，上交武器和通讯设备，同时搞了全城户口大清查。他自己当年就在上海干隐蔽工作，太懂这帮潜伏人员的套路，没按时登记的一抓一个准，没几个月就有几千名特务主动登记交枪。

对付青帮这些横行上海几十年的黑社会组织，李士英也抓准了命门下手。当时青帮头号人物黄金荣八十多了，留在上海没走，天天观望风向。李士英直接派工作组进了黄金荣的宅子，要求他切断和底层帮众的联系，还必须交出所有帮派骨干的花名册。拿到名册之后，公安按区抓人，几百个横行码头菜场的恶霸头目落网，到1950年初，上海帮派的架构基本就散了。

治安刚见起色，上海又出了银元风波。因为旧政权时期通货膨胀太厉害，老百姓不信纸币，一帮资本家和炒客躲在证券大楼里炒银元价格。十几天时间，一块银元的黑市价格从一百元人民币涨到了两千元，直接带得大米食盐这些生活必需品价格翻着倍往上涨，搞的人心惶惶。

1949年6月10日，上海军管会联合行动，李士英配合警备司令宋时轮，调了部队和公安干警封锁了证券大楼。所有人把进出口全堵死，切断了大楼对外的所有电话，挨个对里面的人登记核查，当天就抓了两百三十八名核心投机分子，直接端掉了银元炒作的老窝。

银元市场被端了之后，游资又转头去囤积粮食、棉纱和煤炭，继续炒高物价。陈云牵头从全国调运物资，东北的粮食、华北的棉纱、华东的煤炭源源不断运进上海的国营仓库。等投机商把所有资金都砸进去囤货，国营贸易公司直接在全市各大市场集中抛售。物价很快跌了下来，投机商的钱全砸进去抽不出来，一个个资金链断裂破产。到1949年年底，人民币稳稳占据了上海市场，物价全面回落，工业复工率达到了百分之百。

上海彻底稳住之后，李士英也换了岗位。1950年3月，他当上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工作范围扩大到华东好几个省，负责统筹沿海的防谍和基层政权安全建设。后来他调到山东，当过省政法委主任、公安厅长，还当过省政府副主席，帮着保障山东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生产环境。

1955年李士英调到北京，出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从公安战线转到了检察系统。他结合自己多年的经验，定下了不少办案的硬标准，明确要求办案必须重物证旁证，严格按证据定罪，坚决反对刑讯逼供，不能把口供当成定案的唯一依据。1988年他还以顾问身份参与了《检察官法》的起草，提出了不少专业意见，同年当选最高检咨询委员会首任主任，1993年正式离休，2001年在北京病逝，活了八十九岁。

谁能想到，当年把上海滩混了一辈子的黄金荣都治得服服帖帖的公安局长，早年居然在国民党的死牢里待了五年，两次被判死刑都没倒下。他靠的不是别的，就是骨子里那股不服软、不信邪的劲儿，认准了方向就从来没退过。也难怪陈赓会把他推荐给陈毅，这样的人，本来就是专门收拾烂摊子的。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李士英同志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