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长江通商后的首例中外交涉（上）

文 / 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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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2026年4月18日《九江日报·长江周刊》，总第1063期，以下为原文。

全文较长，故分上下两篇连续刊出。

第一次租界冲突

——长江通商后的首例中外交涉

咸丰十一年四月十二日（1861年5月21日）和四月二十六日（6月4日），江西巡抚毓科、在京主持政务的恭亲王奕䜣，先后向仍在承德避暑山庄“北狩”的咸丰皇帝呈递奏折，详述此前发生在九江的一起中外冲突的经过及其处理情形。

恭亲王奕䜣的奏折中，另附有两份外交照会。这些照会与奏折本身一道，构成了一组相对完整的档案文本：既有英方自九江呈报的事发经过，也有在京英国使臣的正式交涉文件；同时，还保留了总理衙门对英方的复照，以及江西方面的调查报告和善后处理情形。

九江民众抗英案，是一桩直达“天庭”的案件。就现存官方档案而言，它也是长江通商之后，最早进入清廷正式处置程序的中外冲突事件。风波本身并不算大，但其处理过程，后人读来，却颇有值得玩味与叹息之处。

总理衙门录九江英人租地案卷

租界，一个地产项目

在解读这两份奏折之前，有必要先交代事件发生的背景。

1861年3月25日，中英双方在九江签署《九江租地约》，标志着九江进入近代史上的开埠通商阶段。若从当代史观出发，这也意味着九江自此被纳入半殖民地半封建体系之中。

签约结束后，英方签约官员巴夏礼等人随即乘船离开九江，返回上海。英国驻九江领事官许士及少数随从，则在英国水兵的保护下留驻当地，着手推进租界的具体事务。

许士，1869年 来源：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

许士（Patrick Joseph Hughes，1834—1903年），英国外交官，19世纪中后期长期在华任职。他随巴夏礼参加长江通商行动，出任首任英国驻九江领事。1880年3月，调任英国驻上海总领事。Hughes一名，今多译作“休斯”，而在中方早期档案中多译为“许士”，英方所取中文姓则为“胡”，因此在江西与北京的官方文件中，其姓名译法并不一致。本文统一称为“许士”。

为确保外交人员安全，同时维持通信、补给并对地方形成必要的威慑，英方在各开埠口岸通常都留下两艘舰艇：一艘炮艇，一艘运输舰，长期停泊于江面。浔阳江上，自九江开埠之日起，便始终有外国军舰游弋其间。直到1927年租界收回之前，九江就是个在外国炮舰监视下的城市，，从未真正中断。

许士等人初至九江时，所见的仍是一座尚未从湘军屠城中恢复过来的城市。城廓残破，居民寥落，百废待兴。租界建设自然也只能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他们先租用本地民房作为临时领事馆，继而开始推进租界建设的第一步：划界。

从某种意义上说，租界的设立，与其说是外交行为，不如说更像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地产开发项目。租界既非军事基地，也非单纯的外交使馆，其核心目的，是为前来中国经商的洋行与传教机构，提供一块享有治外法权的活动空间。在这一区域内，外国人可以依据本国法律行事，而领事馆与驻军的存在，是为这一商业秩序提供制度与武力保障。租界，正是19世纪欧美重商主义在中国落地的一种具体形态。

然而，租界毕竟建立在中国的土地之上。早期租界普遍禁止中国人居住、经商，这意味着，在租界建设之前，必须先清空原有居民，拆除既有房屋与商铺，修筑道路，再将土地分割出售或出租给外国公司、教会等机构。

1861年2月至3月间，镇江、汉口、九江相继开埠。三地新到任的领事官们，几乎同时面临一个现实而棘手的问题：如何在条约所允许的范围内，获得一块“干净”的地段？以九江为例，英租界范围内原有三百余户居民，同时还涉及田地、商铺及税卡等既有利益关系。英方不可能直接以武力驱逐——毕竟，他们是来通商，而不是公开劫掠。于是，拆迁事宜只能在地方官府的配合下推进。《九江租地约》中，也因此专门设立了条款，对征地与补偿方式作出规定。

但凡熟悉中国近代城镇发展史的人都清楚，在多重利益交织之下，在一块商业价值迅速显现、且预期必然升值的江岸地段，要拆迁三百余户居民，几乎不可能风平浪静。

事实也正如此。九江开埠不过两三天后，围绕租界拆迁的纠纷便已浮出水面，并迅速演变为长江通商之后最早的一起涉外冲突事件。

冲突，从划界开始

江西巡抚毓科就此事所上的奏折，题为《江西巡抚毓科奏英在浔拆房设码头民众心怀不甘打入领事馆现查办情形片》。奏折中并未明确记载第一次冲突发生的具体日期，只是笼统地交代，英国领事官许士在九江城外设立领事馆，办理通商事务，而当时九江城内局势混杂。上游黄州、下游安庆皆为太平军所据，大批湘军兵士往来其间，骤然见到衣着、言行皆异于常人的洋人，便生挑衅、侮辱之举。

据毓科奏折称，在许士会同德化县官员“履勘地基、钉立界石之际”，有游兵散勇在旁喧哗滋扰，甚至向许士及随行英国水兵投掷石块。周边民众因英方购地拆屋之事心怀不满，也在现场聚集哄闹，局面一度失控。

恭亲王奕䜣呈递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则附有英方提供的《九江领事官胡呈》。该报告所记更为具体。许士称，咸丰十一年二月十八日（1861年3月28日）中午前后，有本地衙役在领事官住所门前被民众以石块击伤。许士随即派兵，将一名为首滋事者拘捕，交由九江官府处理。

从英方的叙述来看，冲突的直接起因，与江西方面的说法并无二致：皆缘于“竖石定界”，遭遇“不法匪徒聚众滋事”，投掷石块，致使中英官员只能中途退回。

两相对照可知，围绕钉立界石的首次冲突，最迟发生在3月28日，而中英双方正式签署《九江租地约》不过是3月25日。也就是说，条约签订尚不足三日，九江租界的划界工作便已引发正面冲突。九江民众不仅在现场围堵哄闹，甚至追至领事官住处，用石块砸伤了中方办事人员。

两日之后，即3月30日，九江镇台（总兵）调派士兵三百名，护送许士等人再次前往现场丈量土地、竖碑定界。此次在重兵护卫之下，民众不敢再行阻拦。

然而局势并未就此平息。数日之后的4月6日、7日，两天之内，又有湘军兵士前往英领事馆滋扰生事。至4月12日，许士拟与中国官员清点需拆迁房屋时，领事馆再次遭到围攻。

江西方面的报告称，有游勇前往英领事馆窥探，遭守门人阻拦后，“击碎大门，闯入卧室，旋即一哄而散”。许士在其报告中则称，领事馆大门被撬坏，但英国水兵当时正在馆内“排队”，来犯者见状退去。

双方在具体细节上的表述略有差异，却在时间节点上基本吻合。江西巡抚强调的是：房门被毁，但无人受伤，未发生抢掠，也无人被捕；而英国领事官则着力说明：仅有大门受损，中国人并未闯入领事馆，水兵的存在维护了英方的体面与秩序。

需要说明的是，许士初到九江后所租用的，乃是西门外的民房，并非官署衙门。彼时民居多为木门，本就不甚坚固。这或许是为何，双方有“受损”与“击碎”的不同表述。

余波，一起外交事件

6月4日，驻京首任英国公使卜鲁斯（Sir Frederick William Wright-Bruce，1814—1867年）就英国驻九江府领事官遭滋扰一事，正式向清朝总理衙门发出外交照会，提出抗议，并将原本发生在地方层面的冲突，上升为一桩需要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外交事件。与此同时，卜鲁斯还派遣使馆参赞威妥玛前往总理衙门，当面交涉。

威妥玛像，1877年 来源：《The Far East》（英国远东月刊）

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年）是19世纪英国最重要的对华外交官与汉学家之一，曾在中国生活四十余年，后任英国驻华公使、剑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他与翟理斯共同创制的威妥玛拼音，对近代西方理解和书写汉语影响深远。威妥玛是《天津条约》的首席英方谈判代表，1858年底曾以中文秘书身份随额尔金伯爵首访九江。在其拼音体系中，九江被记作“Kiu-Kiang”。

英方在照会中明确强调，九江英国领事馆内设有水兵守卫，驱逐无故闯入者，“实属理所应行”；而领事官当时未命士兵开枪，以免误伤百姓，更属“心地仁慈之举。但照会同时也不加掩饰地指出，若今后类似事件再度发生，英方恐怕将不得不以武力确保安全。

基于此，英方要求江西省各级文武官员，切实承担起保护九江英国领事馆人员与财产安全的责任，否则后果“惟其是问”。此外，照会还要求中方对九江民众加以宣谕，强调中英两国人民应当团结友爱。整份照会语气强硬，几乎没有给中方留下回旋余地。

总理衙门，1878年 来源：《1889-1891年北京海关》

接到英方抗议后，总理衙门于次日即向英方回复，称已责成地方官员迅速查明情形。若系匪徒滋事，必将从严惩办，绝不宽恕；但若是在协助英方办理租地过程中，因民众情绪激动而导致地方官受伤，则应由九江地方官妥为安抚民情。

这一回复颇具分寸，也颇具技巧。整份照会只反复强调中方官员亦有受伤，却对冲击领事馆本身只字未提，可谓典型的外交辞令。

然而，外交照会只是对外的说法。6月12日，恭亲王奕䜣向咸丰皇帝呈递奏折，题为《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奕䜣等奏与英使办理英商在九江租地界定典房与民冲突一案来往照会情形片》。在这份对内奏折中，对事件的解释则更为具体：地方传闻称英方欲将租地范围内某民房房主逐出，且不给补偿，因而激起民变。

奕䜣在奏折中表示，一方面需回复并安抚英方，以免激化外交纠纷；另一方面亦须督促江西巡抚妥善处置地方事务，“固不可有失民心，亦不可致启衅端”。这句看似中庸的判断，恰恰点出了九江事件在清廷眼中的真实位置——既不是单纯的民乱，也不只是外交纠纷，而是两者叠加之后的一道难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