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米亚战争与欧洲地缘政治的转折：兼论欧陆均势背后的海洋霸权

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是19世纪欧洲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它不仅是维也纳体系治下所谓“百年和平”的一次断裂，更深刻地重塑了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同时，这场战争破除了英国的“孤立主义”叙事，也由此揭示了英国海洋霸权对欧洲大陆均势脆弱维持的重要意义。

维也纳体系概述图（来源：百度百科）

一

克里米亚战争对欧洲地缘

的标志意义

泰勒认为，“克里米亚战争是为了重建欧洲体制而打的”。克里米亚战争起源于维也纳体系下维系欧洲均势的两个侧翼大国——即英国和俄国——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英国作为主导性海上强国，与位于欧洲东翼的大陆强国俄国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虽然两国存在潜在的霸权挑战关系，但反对拿破仑的共同利益和维也纳体系暂时掩盖了这种矛盾。两个侧翼大国之间的紧密关系原本就是维特涅体系精心设计的一环，正是梅特涅促使英、俄两国保持友好，奥地利才得以成为维也纳体系的核心，欧洲均势才得以在1815年后维持了数十年的基本稳定。然而，两国分属海陆权的事实还是难以永远掩盖他们在“东方问题”上的分歧：英国希望欧陆的平衡不被破坏，即使是当时尚不被认为是欧洲体系之内的奥斯曼帝国，英国难以容忍俄国在奥斯曼帝国扩张势力，因为这对英国通向亚洲的航道构成潜在威胁；而俄国虽然以“欧洲宪兵”自诩，但在东方问题上仍有很大的扩张倾向，尤其是当奥斯曼帝国逐渐衰落、巴尔干地区出现权力真空后，甚至提出和英国共同瓜分奥斯曼帝国。这一分歧让英、俄之间产生裂痕，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走向决裂，由此破坏了梅特涅体制对两个侧翼大国亲密关系的期待。

克里米亚战争因英俄的分歧而起，但随着战争进程，尤其是英国阵营扩大的进程进一步破坏了梅特涅体制的精心设计。首先是法国与英国结盟，这一事件直接摧毁了1815年维也纳体系的安排，使法国很大程度上从战败阴影中走回到欧陆争霸斗争的中心。其次是奥地利与英法的交好，这绝对是在俄国意料之外的：原先与它一起站在维持欧洲现状战线上的奥地利，现在反而与它的敌人站在了一起，这导致了两国在这之后几十年的矛盾。普鲁士虽然在这一问题上最终保持中立，但也破坏了它和俄国的感情。自此之后，神圣同盟不复存在，维也纳体系之下的大国协调机制也沦为空谈。

此外，战争的结果对欧洲大陆的权力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一，克里米亚战争的现代性暴露了俄国的落后。克里米亚战争是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战争，使用了最新的工业技术、现代来复枪、蒸汽机船和铁路，还采用了新型的后勤和通讯手段，电报、军事医学上的一些重要发明，以及战地记者和摄影师也出现在了战场上。俄国在战争中的惨败一方面使俄国在此后的外交中心从争霸转向了废除巴黎和约，使俄国失去了介入和主导欧洲大陆事务的能力；另一方面，战争暴露了俄国内部的落后，迫使其转向内部改革。此外，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很多行为都在随后的时间里得到“报应”。奥地利则因在战争中背弃了与俄国的传统友谊，战后陷入了外交孤立，为日后在德意志统一进程中的失败埋下了伏笔。法国在拿破仑三世的精心算计下，通过参与战争逐渐摆脱了维也纳体系的舒服和反法战争失败的阴影，但它在战后与俄国媾和的行为虽然在日后的短期时间里成为欧洲大陆的中心，但也是后来法国陷入比维也纳体系建立之初更严重的外交孤立的原因之一。

塞瓦斯托波尔的埃里库尔纪念碑（图片来源：奥兰多·费吉斯《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二

英国孤立主义叙事的破灭：

欧洲均势背后的海洋霸权

英国作为一个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的海上强国，其对欧洲大陆的外交政策一直存在着孤立主义叙事，但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因奥斯曼问题同俄国宣战，说明了英国对欧洲事务的干涉与孤立是英国海上利益这枚“硬币”的两面，而“哪一面朝上”取决于欧洲大陆能否依靠内部力量维系均势，换言之也取决于欧陆的权力争夺是否会对英国的海上利益造成威胁。同时，克里米亚战争也再次证明了海上霸权的存在是欧洲均势的一个重要条件，它往往会在欧洲大陆内部难以阻止一个霸权国诞生时采取干涉，从而维系这种脆弱的稳定。

英国作为海洋霸权国之所以会干涉欧陆事务，原因在于欧陆的均势是其海洋权力的一环，它们总是以推进全球范围内的商业、金融和海军力量来界定自己的利益，一旦某个大陆强国取得欧洲区域霸权,它同时也将有能力使整个欧洲大陆的市场对主导性海上强国完全封闭。如果没有了大陆市场的开放带来的经济交往，海洋霸权国的利益就会受损，所以海洋霸权国希望大陆国家保持均势状态。对于海洋霸权国来说,维持大陆均势能达到两个目的：一是能够维护海洋霸权地位和安全；二是能够保持大陆市场开放，为维护海洋霸权的经济发展与繁荣提供前提。因此正如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所说的：“历史上的阵营，总是某些边缘地区国家和大不列颠一起对抗另一些边缘地区国家和俄国，或大不列颠同俄国一起对抗一个边缘地区的强国。”19世纪中期，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的贸易额超过俄国，因此在英国看来，俄国在黑海和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可能会影响英国的海上贸易，也就从根上威胁到了英国的海上利益和海上霸权。从这一点看，英国放下孤立转向支持奥斯曼帝国同俄国开战就是意料之中了。

另外，英国海上权力的限度既保证了欧陆国家对其海上权力的默认，也保证了在长时段内俄国作为欧陆东侧侧翼大国的存在，这是欧陆均势的另一个稳定器。那些主导性海上强国多为岛国和半岛国家，导致大陆国家认为海上强国很少对欧洲大陆强国的生存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主导性海上强国也很少会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它们的战时陆军有很强的临时性，《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一书中就指出了英国陆军在克里米亚的表现远逊于法国，其后勤和指挥暴露出严重问题。因此，英国参与欧洲大陆战争时，其目标往往不在于摧毁、而在于制衡。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的目标从来不是摧毁俄国，那会导致欧洲大陆出现权力真空，反而不利于英国。当《巴黎条约》规定黑海中立化，俄国退回到黑海以北、其舰队被限制在黑海后，英国的“有限胜利”就已经达成。这种海上权力的限度难以突破欧洲大陆的纵深，也就保证了在长时段内俄国作为欧陆东侧侧翼大国的存在，为欧陆均势的维系留下一个重要的角色。德约认为，近现代历史上的“大洋机理”之所以能一如既往地遏制并击败旨在取得欧洲区域霸权的“大陆机理”，其关键原因就在于主导性海上强国对欧洲大陆局势的干预：不仅是激发了其他大陆国家对霸权觊觎国的反抗，同时也导致了霸权觊觎国同那个位于欧洲东翼的大陆强国（这其中主要是俄国）的冲突——这在历史中得到了反复验证。

本文作者是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学专业硕士生李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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