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宏上纽大开讲气候变化与公卫风险，鼓励年轻人“永远不要悲观”

4月20日，上海纽约大学邀请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来到前滩校园，围绕气候变化与公共卫生议题展开分享。当晚，学校当当大礼堂座无虚席，约600名师生员工及校外观众共同聆听了这场兼具学术深度和现实意义的讲座。

张文宏教授

此次讲座是纽约大学全球公共卫生学院和上纽大共同创办的“中美气候与健康合作卓越讲堂”（NYU Distinguished Lecture on US-China Cooperation on Climate and Health）的第二场。

致欢迎词时，吴蓓教授表示，再过两天就是世界地球日。在气候变化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围绕气候与健康开展深入探讨和对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她指出，“中美气候与健康合作卓越讲堂”搭建了一个跨越国界、连接学术与实践的平台，推动围绕气候变化与全球健康等共同挑战的交流与合作。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性问题，跨学科、跨文化、跨国家协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以“气候敏感型传染病的演变：通过全球合作塑造科学视野”为题，张文宏教授结合丰富的临床与公共卫生实践经验，深入浅出地解析了这一复杂议题。他首先提出，气候变化不应被视为一个遥远而抽象的环境议题，它更像是一只“灰犀牛”，是一场已经逼近的公共卫生危机。气候变化除了带来人们肉眼可见的生态变化之外，也正在通过更隐蔽、更系统的方式“重塑”传染病风险。然而全球社会至今仍更多“停留在口号”层面，尚未形成与风险规模相匹配的协作与应对机制。

随后，他回顾了艾滋病、西班牙流感和SARS三次人类历史上重大传染病危机，强调许多灾难的共同机制，都是自然界中的病原体不断试图突破物种屏障，进入人类社会。这些灾难的根源往往与人类活动、环境改变和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自然界与人类之间存在一道看不见的屏障，而病原体“叩门”从未停止。

“就像这个礼堂，我们不知道下一个进来的是谁，这个人有可能会影响到全世界。”

他借此提醒听众，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某一次单独事件，而是这些看似分散的信号正在不断累积，提示人类与自然之间原有的边界正在变得更加脆弱。

讲座中，张文宏教授特别强调了“生态阈值”这一概念：一旦气候、环境和人类活动共同推动生态系统越过某个临界点，原本局限于特定宿主、地区或媒介的病原体，就可能迅速获得扩散条件。他用寨卡、登革热、基孔肯雅热等案例说明，气候变暖、降雨模式变化、蚊媒栖息地扩张、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叠加在一起，会让一些原本主要出现在热带地区的疾病，逐渐向新的地区蔓延，甚至进入此前并不被视为高风险的区域。他指出，今天即便在较冷地区也已能看到登革热等疾病的出现，这说明气候变化正在改写传染病的地理边界。

除了公共卫生危机，放眼未来，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不只是新发病毒，也包括更长期、更具“确定性”的健康威胁。他特别谈到，例如到2050年前后，耐药菌感染可能成为老龄化社会面临的最严峻的健康风险之一。随着人口老龄化、免疫功能下降，以及抗菌药物暴露和耐药传播累积，细菌耐药问题可能成为未来几十年公共卫生领域最难回避的一大挑战。换句话说，在他看来，未来的威胁并不只是下一场“大流行”，而是一个由病毒、细菌、生态变化、人口结构和医疗系统压力共同构成的复杂风险网络。

谈及应对之道，张文宏教授再次回到“全球合作”这一核心主题。他认为，无论是病原体监测、早期预警、诊断能力建设，还是治疗、疫苗研发与信息共享，单靠某一个国家、某一门学科或某一个系统都不足以应对未来风险。真正关键的是形成跨学科、跨国家、跨制度的协同能力，在危机真正到来之前把预警、准备和响应机制建立起来。面对下一场大流行，国际社会需要提前100天研发出诊断、治疗和疫苗，并建立真正的全球监测与预警系统。

他呼吁，“如果今天仍在拒绝全球合作、拒绝携起手来，危机终有一天会到来。“

讲座最后，面对持续变化的人类与自然关系，张文宏教授表示，能否迅速识别风险、及时协作并作出反应，将决定谁能在未来的不确定性中更好地生存下来。他引用达尔文名言：

“能够生存下来的不是最强大的，也不是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可以做出最快的调整，对于改变能够迅速作出反应的物种。”

在讲座结束后的问答环节，面对现场听众的踊跃提问，张文宏教授也以一贯诙谐而坦诚的方式作答。在回应有关理想主义与现实压力的提问时，他鼓励年轻人保持积极的态度和面向未来的信心——“永远不要悲观，这是人类能够活得久的最重要的信念。”

澎湃新闻记者 徐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