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双全的彭雪枫，在嗜爱读书上和毛主席灵犀相通

1942年初冬的一个凌晨，皖东北管镇前沿指挥部的煤油灯还亮着。外面北风呜咽，屋内硝烟味掺着墨香。战斗间隙，三十六岁的彭雪枫合上《战争论》，在扉页写下批注：“以兵以笔，并重。”第二天清早，他又要带队出击，可睡前那几个钟头，他全给了克劳塞维茨。

行伍出身，却日日与兵书为伍，这几乎成了彭雪枫的习惯。自1928年入党、1930年参加红军，到1944年牺牲，他在前线时间远多于书房，可军刀与线装书从未冲突，反倒相互砥砺。镇压反动派、长征万里、东渡黄河、奔赴苏北，彭雪枫是枪林弹雨里的“拼命三郎”；夜半挑灯，他又是沉浸在纸墨的学子。这种两面性，让曾与他共事的张爱萍感叹：难再见第二个如此兼具铁血与风雅的统帅。

说到读书，他常自嘲“如饥如渴”。1937年至1942年，新四军辗转鄂豫皖，条件艰苦，他仍自备木箱一只，枪声甫歇，书声便起。有人统计，他随身携带的小册子、剪报和手写笔记竟装了半箱。

彭雪枫的读书脉络里，曾国藩占了显要位置。1942年7月，他给妻子林颖写信，满纸都是“曾文正公如何克己复礼”的心得。他干脆把《不忮诗》背诵一遍，附在信里，又边抄边注解。林颖笑他“旧体字看不懂”，他故作诙谐：“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一晚，他自称“曾氏研究者”，可见痴迷。

毛泽东对曾国藩亦多次评点。1917年致黎锦熙信中，毛泽东直言“独服曾文正”。彭雪枫了解这些往事，更笃信治学与治军不分家。正因认同领袖的阅读观，他才在战火纷飞的豫皖苏，坚持把“深夜诵读”列为每日必修。

陈毅军长在1941年到师部视察，手捧一本新翻译的《战争论》塞到他怀里：“好好看看，打仗离不开它。”彭雪枫大喜过望，立誓十日读毕。第二天他对参谋说：“文件先放一边，克劳塞维茨着火烧眉。”五日读半部，十七天写下百余条眉批，红蓝黑三色铅笔跋扈其间。读完后，他又取出《孙子兵法综合研究》，要把“知彼知己”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放到一起揣摩。七月，他兴奋地给林颖报喜：“两大名著，已包本！”接着又列清单：《忠武志》《死魂灵》乃至《茶花女》，一一在列。

值得一提的是，他并不满足于枯燥的兵学文本。古典小说在他眼里同样妙用无穷。一次与团长罗应怀交谈，他递过一本《水浒传》：“’三打祝家庄’为何前败后胜？看完了，再来和我摆一摆。”罗应怀回营苦读多遍，后来指挥伏击战，兵分三路、虚实结合，俘敌千余，正是从那段小说悟出的“侦察—牵制—突击”三段法。

不久，彭雪枫又补充：“中国人不读《三国》《红楼》怎么行？那是咱们的战略地图。”他自己则随手翻到《三国》里的“草船借箭”，当场对教导队学员提问：“诸葛亮为何能借来十万支箭？”学员答得磕磕绊绊，他摆手笑道：“把人心摸透，比摸清水路还要紧。”这种谈兵方式，既亲民又入骨，官兵们听得津津有味。

战争年代，书是奢侈品。日军扫荡激烈时，部队转战宿北、泗阳、高邮一线，随身难免轻装。有人建议把厚重的《战争论》留在后方，彭雪枫摇头：“丢枪可以再抢，丢书就废了心血。”他干脆把书分拆成几册，每人揣一卷，宿营时再凑起来。战士们说：“这是师长的宝贝疙瘩。”其实，这也是用事实给大家上的一课——文化即战力。

1944年9月11日，新四军车桥战役打响前夕，彭雪枫在泗县小李庄不幸中弹，47载传奇戛然而止。搜救他的战友在血衣里摸出两样东西：一张折得四四方方的作战图和一页写满细密小字的书摘，主题依旧是孙武的“奇正之变”。

彭雪枫牺牲后，《战争论》辗转落到下属赵汇川手中。书页上密布的批注，红线勾出要点，蓝色笔迹标注疑义，黑色字体归纳心得，共计三千余字。1986年，这部战场上被汗水血渍浸染的译本，被军史部门收藏，成了研究新四军战史的重要实物。

有人统计，彭雪枫一生指挥大小战斗110余次，战功卓著；也有人整理出他留下的笔记、家书和批注，厚厚一摞，字数不下百万。两相对照，很难分清哪一面更耀眼。张爱萍后来回忆：“雪枫让我们懂得，枪杆子和笔头并行不悖。”这句话在那个炮火纷飞的年代，是最好的注脚，也是他与毛主席“灵犀相通”的最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