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主席给了宋学义两根烟，他回乡后对大家说：每人吸一口

张贺兆上前搭话：“老乡，可见过一个叫宋学义的人？”汉子抬头憨笑：“我是。”四目相对，张贺兆心里掠过一丝震动——英雄早已归于田野。寒暄几句后，话题一触到1941年的反“扫荡”，宋学义便把话岔开，只谈庄稼、土地和村里缺盐的事。直到妻子李桂荣拿出那枚“坚决顽强”纪念章，张贺兆才确信：眼前的，正是当年被树枝托起的那位副班长。

把英雄找回去，是组织交办的差事。保定之行随即安排。省委领导见到宋学义，连连握手：“留下吧，好好养伤，也能继续干些工作。”省会的电影院、商场、兵工厂，老战友们轮番现身劝留，气氛热烈。可半个月后，宋学义还是收拾了简陋的行李，谢绝好意：“俺离不开那片地，村里人还等我领着种庄稼。”

1947年返乡至今，宋学义从未向任何部门提过要求。腰伤时常疼得他直不起身，他便干些挑肥运粪的活儿；干部不计工分，他就把自己的名字缩写成一个“宋”字写在草帽顶上，省得乡亲们看见他在《课本》里出现过的全名而分心。从北方盐碱滩到南方稻田，他始终认准一句老理：庄稼不长，啥都白搭。

1958年秋，电影《狼牙山五壮士》在门头沟开机，剧组把葛振林、宋学义请去当顾问。拍摄间隙，葛振林嚷着要去公共浴池洗个痛快。宋学义皱眉摇头：“家里那几亩薄地谁种？大闺女还老病号呢。”葛振林劝他可以向组织反映困难，宋学义只是摆手；那一次，他还是在片场蹭了盆热水，默默弯腰洗了把脸。

翌年9月，新中国迎来十年华诞。组织特邀各地革命伤残军人代表赴京观礼。1959年10月3日下午，中南海怀仁堂气氛热烈，毛泽东主席走到宋学义面前：“你就是小宋？当年你们可真硬气！”一句称赞让宋学义红了眼眶。主席递来一支大前门，他手一抖，烟掉在地上。毛泽东笑着又递一支：“别急，拿好。”会见结束，宋学义把两根烟都珍而重之地揣进贴身口袋。

三天后，他回到北孔村，第一件事就是招呼社员开会。队里的青壮挤满了土屋，连窗外的孩子也探头观望。宋学义掏出那两根烟，郑重其事地说：“这是毛主席递给咱们的烟，谁会吸就抽一口，不会吸也含一口味儿，记住咱得对得起这份恩情。”烟雾在低矮的屋顶里散开，谁也舍不得多吸，生怕辜负那份沉甸甸的温暖。

同年冬，北孔村刚改完盐碱地，家家户户收了第一茬高粱。宋学义仍负担最重的事务：修渠、打井、推广良种。腰伤旧疾更甚，他常泡在浑水里测坡度，腿脚发黑，回家只用冷水抹一把脸。有人看不过眼，劝他去保定治疗，他嘿嘿一笑：“药贵，钱得留给生产队买化肥。”

1969年春，九大代表名单公布，宋学义入选。北京开会的间隙，他在大会堂门口碰到陈永贵，两人居然一见如故。多年后到大寨取经，陈永贵坚持设家宴接风，宋学义愉快赴约。饭桌上，陈永贵举杯：“山上土干，也得学老宋挖渠。”两位老农式干部相视大笑，杯中文酒却一口没剩。

1970年初夏，医院诊断：肝癌晚期。医生建议住院，他要求先回狼牙山。车到山脚，他抬望绝壁，喃喃：“当年那棵树还在吧？”同车的人扶他下车，他却摆手：“不爬，就远远看一眼。”灌木丛随风摇曳，他的目光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许久未动。

返家不到一月，他自费赶往洛阳拖拉机厂，为北孔村讨来一台DF12，这在当年堪称“宝贝蛋”。工人请他演讲，他连讲四场，把整段战斗史与农村改革经验交织，道理浅显，掌声热烈。拖拉机开进村时，老少爷们围得水泄不通，有个孩子喊：“这是毛主席给的吧？”宋学义摆手：“是咱自己挣的，谁也不白给饭吃。”

1971年6月26日凌晨，宋学义在郑州病房中合上双眼。临终前，他握着大女儿的手，把那唯一剩下的一根大前门递过去：“好好保存，它不是烟，是嘱托。”此话讲完，再无声息。53岁的生命停在盛夏，却在乡亲们心里留下永不褪色的剪影。

多年以后，北孔村的拖拉机早已报废，村委会却在机棚旧址立了一块小牌，上书“宋支书当年为集体换回此机”。牌子下，每年清明都能看到孩子们摆的野花。人常说，英雄是顶天立地的，其实他们也会腰伤，也会为几块化肥钱精打细算；可一到用命的关口，又能写下“誓与阵地共存亡”。这样的平凡与壮烈，才撑起了那四个字——中国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