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昌娶姨太太，与众不同，喜欢牛高马大的白俄美女，一人找五个

1926年6月，济南火车站外蒸汽机车长鸣，一群金发碧眼的女子踩着高跟鞋从车厢下来，路人顿时围成一圈。领头的军官一身雪白呢大衣，腰间斜插手枪，正是被奉系新近委为山东督办的张宗昌。自此，齐鲁大地第一次见识到“洋姨太太”排成队的场面，议论声像热浪在街巷翻滚。

他为何钟情白俄女子，得追溯到20年前的哈尔滨码头。1906年，19岁的张宗昌为了躲避山东土匪纠纷，跟着茶商北上，成了北站搬运工。那座城市混杂俄语、东北话和山东腔，他不会念书，却学会了几句颇管用的俄语单词，一开口就带着山东味，惹得俄国老板哈哈大笑，也因此给了活路。

一年后，他被“宝局”招做护卫。手脚利索，出枪快，加上能和俄商掰手腕，短短数月便成了头目。有意思的是，雇主发的工资大半被他拿去酒馆，剩下的全用来同舞厅里的白俄姑娘跳舞。高挑的身材、碧色眼眸对他有种莫名吸引力，“像草原上的狼，骨头都长在外面。”他曾半真半假地感慨。

1904年日俄激战旅顺，俄军急缺翻译。张宗昌凭那点儿俄语混进参谋部，一手端枪，一手提皮箱，从此在两条阵线上讨生活。行伍出身的他眼见俄军败退，也学到狠辣：打仗要快，谈判要狠。战后，他跟着溃兵横越乌苏里江，闯到西伯利亚淘金，腰里揣满卢布，身边围着的全是流落边疆的白俄寡妇。

一战结束，革命浪潮卷走沙皇，十余万白俄沿中东铁路南逃。张宗昌看准了机会，干脆把这些无家可归的士兵收编，自称“特设白俄独立营”。他们装备精良、枪法凶悍，冲锋时不吼口号，只咬着烟斗往前冲，令奉系老兵看得心惊。凭着这把“洋刀”，他在济南立足，张作霖不得不高看三分。

钱粮到手，张宗昌开始修建府邸。外墙仿彼得堡冬宫，内院却摆着鲁式八仙桌，混搭得离谱。更显眼的是，院落专辟西式起居室，供五位白俄姨太太轮流演奏钢琴。风一吹，离槐荫几条街都听得到叮咚声。老济南人背地里说：“张大帅养的哪是女人，分明是活人洋画。”

五人中排首位的，是1919年海参崴逃出的安德娜。她原随俄军军官聂赫罗夫来到哈尔滨。1922年夏夜，张宗昌设局赌牌，让聂赫罗夫先赢后输，最后欠下巨额码洋。聂赫罗夫脸色煞白，张宗昌拍拍桌子：“兄弟，账总得还，要么钞票，要么美人。”寥寥十余字，赌局终结，白俄军官低头签字。

安德娜随之入府，张宗昌给她配专车、请俄侨教师教汉语，还命厨子照着圣彼得堡菜谱做饭。那段时间，他连打仗都带着她随军，说是“有她在旁，听得见钢琴声，心里不燥”。可惜1925年北路讨赤战役，驻地遭流弹袭击，安德娜胸口中弹，当场毙命。张宗昌抱着尸体跪在雨里，仆从劝不动，他亲自挖土立碑，碑上刻俄文“亲爱的星”。

其余四位来历各异：有人原本在中东铁路担任报务员，有人是哈尔滨百乐门舞女，还有一位竟是旧俄贵族后裔。张宗昌将她们集中管理，规定出行需穿皮草、戴欧式礼帽，在济南街头一字排开，引得小贩愣神。

不得不说，这些女子并非只是“赏心悦目”。白俄营士兵与她们交流无障碍，军纪因此收得更紧；山东商贩见“洋人”随行，也觉得这位督办有门路，不敢轻举妄动。所谓宠爱，更多是一种政治符号和心理筹码。

随着1926年北伐枪声由南向北，奉军接连败退。张宗昌判断不妙，先后将部分装备卖给日本人，筹得现银，准备转进大连。临行前夜，他召集剩下的白俄姨太太，低声说：“散了吧，各找生路。”女人们沉默，最终摘下戒指作别。第二天清晨，她们坐上东去的列车，从此行踪成谜。

1932年9月3日凌晨，济南站灯火通明。一声枪响划破夜色，张宗昌在站台倒下，手还捏着船票。赶来的宪兵队只在他衣袋搜出一张旧相片：五位金发女子围坐钢琴旁，背后是鲁式砖墙与洋式彩窗。照片下缘用生硬的俄文写着：“命运无常。”

张宗昌离世后，关于那五个白俄女子的流言始终没断。有人在满洲里见过疑似安德娜的墓，也有人说她们在天津法租界开了家咖啡馆。档案里只留下几行俄文姓名，历史的尘埃渐渐覆盖。外界记住的，是那个喜欢牛高马大白俄美女的山东军阀，以及他一掷千金的怪诞行事。本质上，他拿异国美色筑起了一道安全篱笆，同时也把自己困在其中。

人走茶凉，琴声停歇，往昔豪赌与喧嚣不过数声汽笛，倏忽散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