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通过文物归还法案，中国流失文物即将回家？专家解读：法案不是“绿色通道”

近日，一则重磅消息引发海内外关注：法国国民议会全票通过一项文物归还法案，旨在简化殖民时期掠夺文物的归还程序。消息传来，无数人满怀期待：那些漂泊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终于要“回家”了吗？

带着公众关心的问题，现代快报记者专访了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秘书长张睿锜。

专家划重点：新法案为文物返还打开了“制度之门”

这份法语的文物归还法案，你可能没有细细读过，多年研究中国海外文物的张睿锜给它划出了重点：“此次法国通过文物归还法案的意义，在于推动文物返还从过去的个案式处理，转向框架性、制度化返还”。

长期以来，法国公共收藏一直受“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不可转让”原则的约束。凡是较早进入法国公共收藏的文物，若要返还给原属国，必须通过专门立法逐案处理。不仅程序冗长、耗费巨大，更让文物返还缺乏稳定预期，许多追索案往往陷入“久拖不决”的困境。

此次通过的新法案，拟在法国《遗产法典》中建立一套专门针对“因非法占有而被剥夺的来自相关国家的文化财产”的一般性程序。简单来说，今后符合条件的文物，无需再逐一立法，可通过行政性程序退出公共领域，完成返还。“这对于中国今后针对法国公共机构所藏、来源链条清晰的文物开展追索，无疑是利好的。”张睿锜明确表示。

在她看来，法案的价值远不止于程序简化。“它还会对国际舆论、博物馆伦理以及跨国协商氛围产生积极的外溢影响。”张睿锜坦言，近年来的实践早已证明，仅靠国际公约的约束和道义上的呼吁，很难推动文物真正回归，最终还需要可落地、可执行的制度和程序作为支撑。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近年来也在持续完善文物追索的制度建设。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国家对于因被盗、非法出境等流失境外的文物，保留收回的权利，且该权利不受时效限制。“中法双方都在朝着制度化方向推进，这比任何单一的象征表态，都更具实际意义。”张睿锜强调。

法案不是“绿色通道”，返还需过多重关卡

是不是有了这项法案，流失法国的中国文物就能“一声令下”悉数回国？

面对公众的热切期待，张睿锜给出了冷静的提醒：法国通过的这项法案，并非文物返还的“绿色通道”，其背后还有多重关卡需要突破。

根据法案文本，文物返还需同时满足多项法定条件：须由国家提出请求；文物须来源于请求国现有领土；须有“严肃、具体且相互印证的证据”证明文物在1815年11月20日至1972年4月23日之间因盗窃、掠夺、胁迫或暴力等情形非法流失；个案还需经过双边科学委员会、法国返还委员会等审查，并最终通过法国政令完成程序。

从时间范围来看，法案覆盖的1815年至1972年，恰好囊括了中国近代文物流失最严重的阶段——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不少文物因战争劫掠、非法盗掘、走私贩卖等方式流失海外，公众最为牵挂的圆明园文物，也在这一范围之内。

但张睿锜也指出，时间范围的覆盖，并不意味着所有相关文物都能适用该法案。“法案还叠加了来源地、占有方式、对象属性和程序条件等多重限制。”她举例说明，法国参议院就曾明确表示，对于那些不完全符合现有法定要件的复杂案件，未来仍可能需要通过“一案一法”的方式来解决。

“这项法案的核心价值在于程序性突破，但它的实际效用，最终还要看未来一个个具体案例，能否顺利进入并走通这套机制。”张睿锜的话，道出了文物返还的现实复杂性。

有文物用了20多年才从法国“回家”

事实上，近年来，已有多批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成功“回家”：2015年，流失法国的50多件甘肃省陇南市礼县大堡子山文物被成功追索；2020年，天龙山石窟佛首从日本顺利回归；2023年，7根圆明园流失的汉白玉石柱回归……

一件流失海外的文物需要多久才能“回家”？张睿锜结合近年的实际案例给出了答案：短则数月，长则十几年、数十年。每一段“回家”路，都充满了艰辛与坚持。

“礼县大堡子山文物的追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张睿锜介绍道，该遗址1992年至1993年遭非法盗掘，相关金饰片流失海外。2005年启动海外流失文物调查项目后，经过考古材料比对、科技检测、法律案卷回查以及中法专家联合调查，最终确认法国方面收藏的部分金饰片，正是从大堡子山遗址流失的文物。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2015年，原藏于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的32件金饰片成功返还中国；同年，又有法国收藏家返还其他相关金饰片，最终共有56件金饰片回到了祖国怀抱。“从20世纪90年代文物被盗掘外流，到2015年完成返还，整整跨越了二十多年；即便从2005年系统调查启动算起，也经历了约十年的时间。”

为什么文物“回家”要花这么久？张睿锜解释，海外流失文物的回归，通常要经历识别、溯源、取证、协商、返还等一系列层层推进的过程，每一步都可能遇到阻碍。“目前，追索海外流失文物面临的首要障碍，仍然是证据链不足；其次，国际规则与各国国内法律之间存在缝隙，也会给追索工作带来难度；再加上海外收藏主体和交易市场的复杂性，进一步增加了追索的不确定性。”

圆明园等文物回归，还需要各界共同努力

“法国无疑是海外收藏中国文物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张睿锜介绍，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中国文物约2万件，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直到清代及其后；赛努奇博物馆有中国藏品近8000件；卢浮宫装饰艺术部保存有600余件中国来源艺术品……其中既有历史上经合法贸易、外交往来等多种途径形成的馆藏，更有因战争掠夺、盗掘、走私等非法途径流失的文物。

“如果这项法案最终能够顺利落实，我最期待的，是那些来源和流转历史相对清楚、在法律上有推进可能的文物。”张睿锜表示，她会持续关注礼县大堡子山相关流失文物的后续动态，“这一遗址已经有了较为成功的中法合作返还先例，在溯源研究和法律交涉方面，积累了成熟的经验，未来有望推动更多相关文物回归。”

说到最令人牵挂的文物，圆明园文物无疑是重中之重。张睿锜特别提到了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册。1860年，圆明园在英法联军的战火中被毁，这本图册被一名法国军人从园中取走，1862年被当时的法国帝国图书馆购藏，是研究圆明园原貌的重要图像资料之一。

“就历史记忆和象征意义而言，这类文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张睿锜说，“但能否顺利进入这部新法未来的返还路径，还要看法方如何解释个案事实、证据标准和可返还条件。”

她强调，海外流失文物返还是一项需要长期投入的工作，并不是某条法案通过就能一劳永逸。“系统性的溯源研究、数据库建设、跨机构协作，以及将历史叙事转化为可进入国际法律和外交程序层面的证据，需要国家相关部门、文博机构和研究者共同努力。”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张文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