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龙：“供强需弱”的内在逻辑及重回均衡的路径

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

以下观点整理自杨瑞龙在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6年4月）（总第83期）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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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供强需弱”的表现

2021年以来，供强需弱的宏观现象愈演愈烈。在需求端，表现为消费不足、投资偏弱，尤其是房地产投资和消费需求多年处于低迷状态，叠加资产缩水（主要是房地产价格下跌），预期转弱。需求不足从短期现象逐渐演化为中长期现象；在供给端，表现为供给能力相对较强，存在超额供给。这主要源于强大的制造业与相关产业链以及由科技进步带来的供给效率提升。目前商品原材料和工业品库存持续偏高，去库存周期越来越长。同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通过维持较高开工率追求更高销售额以实现盈利。

供强需弱最终表现为产能过剩，在市场上体现为CPI、PPI持续走弱。反映“供强需弱”的宏观核心指标为国民收入平减指数为负。自2023年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平减指数已持续近3年、约9个季度为负。一季度虽有所收敛，但仍处于负值区间，反映出供强需弱的宏观经济基本面。

二、“供强需弱”为什么会长期存在？

按照经济学一般理论，在市场有效的假设下，供强需弱的市场现象不可能长期持续，因为市场存在自动再平衡机制。该机制基于市场有效的重要假设：市场主体在硬预算约束条件下根据成本收益的比较做出选择，供给和需求均取决于价格。如果价格随着供求波动能够自由波动，价格波动可以从供给和需求量端会促成市场重新回到均衡，即价格上涨会抑制需求，刺激供给；价格下跌会抑制供给，刺激需求，从而供求重回均衡。

但在当下供给与需求都由市场调节的情况下，中国却出现了供求长期非均衡。在我国历史上，作为反映供强需弱的宏观指标的国民收入平减指数在1998-1999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约7个季度为负；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约3个季度为负。而自2023年以来，国民收入平减指数已延续约9-10个季度为负，远超以往。背后的逻辑在于：当前的需求（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与供给并不完全取决于价格，而且微观供给主体与需求主体的市场调整方式并不一致，从而当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达到均衡时市场上存在超额供给，已经是市场处于短边均衡。

1、从需求角度分析：需求首先决定于收入，然后决定于价格，市场主体更倾向于选择数量调整。

有效需求并非首先对价格变动做出反应，而是首先取决于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经济下行导致工资性收入下降，房地产价格下跌导致财产性收入缩水，资产负债表变弱导致预期转弱。在预期转弱的情况下，价格下跌时，消费者并非增加需求，而是倾向于数量调整——通过减少消费应对收入减少。企业投资需求同样如此：在目前经济大环境下，企业经营困难，房地产价格下跌导致资产缩水，再加之价格下跌导致实际利率偏高，企业预期转弱，投资需求下降，同样也采取数量调整，即降低投资。

2、从供给角度分析：企业面对价格疲软并非降低产量，反而是采用价格调整，实施价格竞争。

按照市场逻辑，当价格下跌时，厂商本应采取数量调整来降低产出，从而较少供给量。但我国企业当下并未采取此行为，而是普遍采取降本增效策略，以更低的价格优势来赢的市场。企业通过维持开工率、追求销售最大化来维持利润水平，即选择“薄利多销”的策略，从而导致价格进一步下行，这就是所谓的“内卷式竞争”。也就是说面对价格下跌，企业没有采取数量调整，而是采用价格调整，通过进一步降价获得更多的销售收入。再加上不少企业是地方的GDP贡献或纳税大户，即使在既有价格下面临经营困境，或地方政府也会给于保护，地方政府支持性招商引资政策扭曲进入成本，地方资源偏向生产性供给以及重复建设，“僵尸企业”存在，超额供给的退出机制存在障碍，即使价格下行也无法自动实现市场出清，这导致“内卷式”市场竞争愈发残酷。

3、“内卷式”竞争的自我加剧机制：短边均衡。

由于我国市场的特质以及市场的不完善，市场供需行为出现了异动。当面临价格持续性疲软时，需求端倾向于进行数量调整（降低投资和需求），供给端倾向于价格调整（进一步降价以增加销售额）。这种反向操作产生了“短边均衡”（即“非瓦尔拉斯均衡”）：在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达到均衡的条件下，存在大量产能过剩和超额供给，此时无论是供给者还是需求者，既无意愿也无能力改变这种市场状态，从而导致供强需弱的长期化，这是“内卷式竞争”的微观基础。供强需弱是市场作用下的短边均衡，单靠市场短期力量难以重新回到均衡。

三、重回市场均衡的路径选择

“短边均衡”是在不健全市场机制作用下所形成的市场环境。面对价格下行需求端不增反降、供给端不降反增的困局，超额供给和产能过剩难以通过市场力量自身消化。因此，通过解决内卷式竞争来消耗差额供给，重构市场出清机制，仅靠市场的自发力量难以迅速收效，而是需要采取短中期措施让市场重回均衡。

1、短期措施：加大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力度

应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有效的货币政策，从需求端刺激需求、抬升需求，从需求端来解决供强需弱的问题。同时加大逆周期与跨周期政策的相互协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及中央近期一系列会议均在加大政策刺激力度上做出了重要部署。

但需正视现实是，由于底层原因和政策传导机制的变化，宏观经济刺激政策的边际效益正在逐步递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供强需弱是多年来形成的市场格局，单靠短期宏观政策难以根本解决问题。宏观刺激政策重要，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2、疏通提振消费需求的堵点

消费低迷的堵点在于居民家庭收入受到影响，从统计数据看，消费较为低迷，其中最重要的堵点是居民家庭收入受到影响。只有家庭收入增加，消费才能自然增加。而家庭收入增加与就业有关，就业与企业有关。而稳收入必须稳就业，稳就业就必须稳企业。

因此，当前应为企业发展创造必要环境，通过产权制度改革与保护产权，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激活微观主体活力，从而通过扩大就业增加百姓收入，就可以从这一链条上提升消费。宏观政策上提升消费，应推进“投资于人”。“投资于人”提出后仍有较大政策空间，因为其通过增加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开支减少居民后顾之忧，从而提升消费。

3、疏通投资需求的堵点

今年一季度投资数据有所回升，但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提振投资首先要努力改善企业投资预期，若他们对投资丧失信心，再好的政策也无济于事。我们可以采取很多措施来提振企业投资预期，我这里主要强调三个方面：一要进一步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更加强调产权界定，通过产权明晰化来激发国有企业活力；民营企业发展更加强调产权的平等性与产权保护。要坚决贯彻“两个毫不动摇”原则，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民营企业发展保驾护航；二要重点放到降低实际利率上。当前名义利率已较低，央行降息的空间并不大，但由于价格低迷，实际利率并不低。由于企业的利润率低，激励企业投资就需要在降低实际利率上下功夫；三要推动价格合理回升。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努力实现2%的全年通胀率这一宏观调控目标。价格上行可激发厂商的投资欲望。

4、推动房地产价格止跌回升

房地产价格对家庭、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有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其投资和消费预期。最近几个月，一线城市出现“小阳春”，但二三线城市（尤其是三线城市）房地产市场仍处疲软状态。需出台一系列措施推动房地产价格止跌回升。

5、进一步治理“内卷式”竞争

“内卷式”竞争的本质是产能过量，因为过量供给难以通过市场自动退出。平抑“内卷式”竞争的关键是构建市场导向的退出机制，包括：一要解决地方竞争下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二要解决政策刺激下的地方政府优惠政策竞争导致的进入成本扭曲的问题；三要解决“僵尸企业”的退出问题。

6、稳出口

过去几年出口表现良好，在“三驾马车”中表现突出，出口增加对需求不足起到了较好的弥补作用。当前出口面临挑战，保证出口的稳定增长，一方面关系到能否延续今年第一季度的“开门红”，关系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也能进一步缓解供强需弱的非均衡市场格局。

7、加大市场化改革，打通内循环堵点

能否构建市场出清机制对于从跟不上改变“供强需弱”的局面非常重要，而打通内循环堵点有助于构建市场出清机制。打通内循环的关键是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而完善统一大市场的核心是市场基本制度的建设。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的市场基本制度构建，包括产权界定与产权平等保护、完善市场准入制度等。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赖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且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有助于资源和商品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这种自由流动对改善供强需弱的非均衡市场格局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应加大改革力度，推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

供强需弱格局的形成及其长期化，其背后的逻辑在于：当下中国需求面的逻辑和供给面的逻辑，无法在市场信号作用下形成相向而行的调整过程，反而可能不断拉大供需缺口。因此，解决这一问题，既需要短期宏观刺激政策，更需要一系列中期和长期政策及体制改革的配套。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CMF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