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数量赶超美国！创新黄金期来临，这些快消品牌价格已超国际！

一、当前经济形势评估

今年年初一二月份数据比预期好，但仍有两个问题须在未来进一步思考。

第一个问题，过去一直担心在“供强需弱”情况下，低通胀问题会成为非常大的挑战，低通胀造成的后果很严重。但去年第四季度通胀起来了，今年年初也还不错，现在大家讨论中东局势、石油价格，一方面价格水平比较低，消化空间适度大一些；另一方面是否意味着将来走出低通胀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值得观察。客观来说并没有结论，因为未来一段时间经济会再平衡，增长有可能持续，但“供强需弱”也许会持续一段时间。

第二个问题，今年开局很好，“开门红”会如何演变，此事也不很确定。2023-2025年均呈现年初经济状况良好，但年中开始下行，今年到底会如何，有很多不确定性。但确实有一个以前没有的可能：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政府有很多规划、很多项目，这些是否能维持下去，经济能否保持稳定增长，需要观察。总之，每年特殊的格局值得关注，经济增长年初过去之后，往后如何演变。

此前，国际市场曾有一些讨论，主要源于我国今年将增长目标适度下调至4.5%至5%区间，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安排。类似于跑步，如果起跑时过于用力，很容易导致体能透支、无法持续；而保持较慢的配速，反而能够跑得更久。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经济发展——若将增长目标设定得过于紧张，每年都必须全力达成，则后续面临的压力将逐年递增，最终难以为继。

二、经济再平衡的进展与争议

对我国而言，关键在于全要素生产率。我们所指的经济可持续增长，其中一个核心指标便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改善，唯有如此，增长方能得以延续。但这仅是从效率维度考量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关于此前提及的“供强需弱”现象，客观而言消费需求不足的成因较为复杂。其中既涉及政府行为因素，也涉及居民自身行为因素，还包括历史因素——过去劳动力供给充裕，长期来看工资水平偏低，但依托大量劳动密集型制造品出口，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由于劳动力富余，工资水平未能同步提升，导致一定时期内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实际消费随之走低。这一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过去几十年在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均曾出现。在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后，工资水平大幅上升，消费占比开始回升。日本的数据清晰呈现了这一趋势：1970年其消费占比处于最低水平，历经40年，至2010年已回升至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消费占比最低时出现在2010年，目前正处于上升通道。但当前亦面临新的问题。据蔡昉老师判断，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约在2006年前后，按常理此时应出现工资大幅提升、失业率下降的局面，尽管经济减速对劳动力市场及就业市场形成了一定压力。此外，另一重要因素在于数字技术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虽提升了效率，但对就业市场造成了一定冲击，从而使消费回升态势更趋复杂。但必须指出的是，消费已然处于回升通道，并非持续下降。

另外一个指标来看，近期参与国际讨论，议题涉及全球经济再平衡，各方关注点均集中于中国。有一点需要指出，不少国外专家对此并不认同。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其实已在发生。二十年前增长模式不够平衡，过度依赖投资与出口。与二十年前相比，投资占比已明显下降，消费率已显著上升。经常项目顺差最高时曾接近GDP的10%，而2018年以来年均已降至2%以下。若二十年前向国际专家提出，争取用十至二十年时间将经常项目顺差压降至GDP的2%左右，想必其会表示满意，当时其所提目标实为4%。去年确有反弹，达到3.7%，但仍低于G20讨论时所提4%的指标。因此，从比例来看，再平衡确已发生，进展颇为显著。

但为何时至今日，不平衡程度已显著收窄，该问题在国际上仍受高度关注？重要原因在于，在此期间中国已从过去的小国经济转变为大国经济。需意识到，虽顺差占中国GDP的比例下降，但占世界GDP的比例可能上升。这意味着我国仍在出口，自身感知比例下降，但对世界其他地区而言，已对其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带来一定影响。这一观点合乎情理，即发展过程中，成为大国经济后，需考虑与经济伙伴共同成长，方是可持续之道。

三、新增长模式的核心支柱

如前所述，我国经济确实面临一定压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按照二十年前的判断，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与出口，现需实现再平衡。再平衡即“双循环”，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构建与畅通涉及供给与需求两个层面。供给方面，过去多为传统产业，具有低附加值、低技术、低劳动成本的特征，该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此类领域的竞争力已然消逝。因此，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十五五”规划中至关重要。若能成功转型升级，未来便有机会持续保持竞争力；若未能实现，后续困难将显著加大，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若无法创新、无法持续向上突破，便会被困于特定发展阶段。

该“陷阱”并非仅存在于中等收入阶段，部分经济体在低收入阶段即长期停滞，亦有经济体在达到高收入一定水平后难以突破。关键节点并非中等收入，而是人均GDP达16000美元之时，进入高收入区间后再难上行。总之，各发展阶段均可能面临停滞风险，关键在于能否持续实现向上突破。

从这一视角观察，过去一段时间已看到一些积极信号。近年来，中国已在诸多领域实现专利数量的显著赶超，与美国不相上下；日本虽原有领先优势，目前仅在部分领域保持一定地位，但数量已呈缩减态势；欧洲则基本已无特别明显的领先领域。这一格局变化对我国意义重大。

同时亦有“索罗悖论”之讨论。当前各方热议人工智能，但其最终能否体现于全要素生产率，简要结论如下：微观层面，提高效率、改善生产率的证据较为清晰，无论企业数据抑或行业数据均可佐证；但宏观层面，目前尚未观察到人工智能已显著提升全国全要素生产率。

同时，需意识到创新不仅限于技术层面、生产过程及供给端，消费端创新亦在持续涌现。我们曾构建“线上消费品牌指数”，基于淘天全系统数据对线上产品进行品牌评分。研究发现，优秀品牌主要涵盖两类：一类为传统品牌，其质量优异、声誉卓著，诸如苹果、华为等产品，价格虽高但品质上乘。

另有一类颇具特色的快消新锐品牌，此前多未听闻，现开辟全新赛道，迅速成为热门领域。例如婴儿专用防晒霜，传统认知中防晒霜仅区分强度与防护等级，无需按年龄段细分，然而产品推出后即成爆款。此外，宠物用品亦属热门，据称当前最火爆的两大领域即为宠物用品与女士用品，儿童用品亦属热门范畴。在这一领域，存在一个颇具意义的现象：当前火爆的快消品牌绝大部分均为中国品牌，而非国际品牌。且中国品牌定价高于国际品牌，这表明我国已具备创新能力，跨越了过往依赖低成本竞争的阶段。因此，创新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宏大概念。

当然，我国当前亦面临诸多问题与压力，其中最为突出的包括房地产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地方债务问题，今日或可再增列国际局势问题。

展望未来发展态势，总体而言，我国正迈向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该模式主要涵盖三个重要方面：

1、产业层面，需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一批新兴产业持续引领未来经济增长。客观而言，压力颇为巨大，但在各领域均已观察到积极信号，大批企业涌现。近期与投资者及创投机构交流，各方普遍认为现已进入创新创业的黄金时期——新技术浪潮之下，几乎所有行业均面临提升、改造与重构的机遇。因此，创业又逢黄金时期。

2、提升需求。此非易事，消费需求归根结底需落实两方面：一为有收入，二为有信心。各项政策最终需落脚于此两点，消费方能提升。日本历时四十年提升消费需求，我国期望更快，但需更大力度举措。

3、国际秩序层面亦发生一定变化，我国能否通过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共同助力、改进或提升现有经济秩序，特别是使其更契合发展中国家需求。

四、政策取向

1、本轮增长下行恐非简单周期性因素所致，故所需不仅是宏观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用尽后经济自然回升。或需一套组合拳：宏观政策固然必要，但创新创业尚需诸多行业政策支撑，最终更需改革政策与之相配合。因此，关于如何保持“开门红”态势延续，关键在于落实可持续性，而非将下一季度、下下季度GDP拉升作为重点。故首要之策为政策组合。

2、本轮经济转型过程中，涉及政府功能与政府行为的转变。过去数十年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将来当然仍需发挥重要作用，但功能应有所调整。一方面，二十届三中全会已明确改革方向，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政府或需让渡部分资源配置权予企业与市场；另一方面，过去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工业化推进方面成效显著、获益颇丰，但政府是否仍最擅长支持创新活动，需重新考量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分工问题。

3、聚焦于“投资于人”这一议题需制定一系列政策。“投资于人”颇具独创性，但确有道理与独特之处：一方面，发展至现阶段，人的因素愈发重要；另一方面，“投资于人”内涵丰富，既包括提升人力资本，亦包括增强生活安全感，同时亦可反哺新质生产力发展。因此，可以增设相关讨论，“投资于人”或将成为下一轮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关键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