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与高丽、宋朝的交往及金丽、金宋交聘制度的确立

一份国书里用什么称谓，一个使团住哪家驿馆，看似琐碎的礼仪争执，放到十二世纪前期的东亚语境下，其实就是国与国之间权力排序的明文宣告。

金朝崛起之后，围绕交聘制度与高丽、北宋展开的漫长角力，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女真人立国之初，外交资源极为有限，完颜阿骨打对高丽采取了一种罕见的低姿态。他在致高丽王的国书里自称＂兄＂，对方为＂弟＂，更把高丽称作＂父母之邦＂。

这套话语放在后来金朝的强势语境里显得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有其现实考量——金国正与辽朝鏖战，东面的高丽既是潜在的后方威胁，也是可能争取的盟友。用族源上的亲近感来拉拢对方，成本最低。

高丽方面对这种＂兄弟＂定位接受得很坦然。天辅三年，高丽遣使回访，国书中特意强调＂彼源发乎吾土＂，既回应了金太祖的善意，也暗含一层意思：既然同出一源，那就没有谁臣服于谁的道理。金太祖读懂了这层潜台词，当场拒收国书。一段短暂的蜜月期就此画上句号。

问题的根源在于，金朝的战略目标发生了根本位移。随着对辽战争节节胜利，金朝不再满足于兄弟之谊，转而要求高丽按照事辽旧例向金称臣。保州归属的争端加剧了这种转向——领土纠纷让金朝意识到，没有制度化的等级关系，边境摩擦就永远无法根治。

金太宗继位后把这条路线贯彻到底。天会元年十二月，他遣高随等人赴高丽，结果使团在边境就遭到冷遇，高丽官员明确拒绝按臣属礼仪迎接。高随不敢硬闯，只能折返请示。金太宗面临两难：坚持原则可能激化冲突，而当时天祚帝仍在逃亡，金朝不愿在东线树敌。最终他选择了退让，召回使团，两国关系一度冻结。

天会三年，天祚帝被俘的消息传到高丽，仁宗立即派出使臣赴金。但高丽的试探仍然留有余地——国书用的是普通书信体，既不称＂表＂也不称＂臣＂。金太宗看透了这种文字游戏，果断拒收。

到了天会四年，金兵大举南下击溃北宋的战报传来，东亚的力量天平彻底倾斜。高丽仁宗再无犹豫的空间，遣郑应文入金，正式表达称臣之意。

金太宗以优诏回复，态度明显缓和。当年七月，金使高伯淑抵达开京，仁宗在大明宫设宴，按事辽旧制附表答谢。翌年起，两国开始互派贺正旦使和贺生辰使，金丽交聘的基本架构总算落地。

但故事并没有结束。在当时东亚的外交惯例里，臣属国向宗主国递交誓表是确认关系的最后一道程序。辽夏之间有此先例，宋夏之间同样如此。金朝自然也对高丽提出了这一要求。

高丽的抵抗策略相当巧妙：事辽二百年都不曾有誓表，凭什么金朝要另开先例？这个说法在史实上未必站得住脚，但至少让金朝一时语塞。此后数年，金朝＂累使要约，皆不得要领＂，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反复拉扯。

最后出场的韩昉打破了僵局。这位金朝使臣深谙经典，搬出《舜典》和《周官》中的朝觐制度，给高丽摆了一道选择题：进誓表，或者亲身朝觐。

后者在礼制层面的屈辱程度远超前者。高丽官员权衡之下，于天会七年十一月遣卢令琚等人赴金进献誓表。至此，金丽之间从称谓到仪制的全套臣属体系终于闭合。

金朝与北宋的交聘制度走的是另一条路径。＂海上之盟＂时期，双方虽然使者不断，却没有形成系统化的制度安排。一切都处于边摸索边实践的状态，宋辽旧制成了双方最方便的参照模板。

转折点发生在天辅六年。金使乌歇、高庆裔赴宋交涉燕京交割事宜，席间主动援引宋辽旧制要求对等待遇——入住都亭驿、上殿面奏、配置馆伴使副。

宋朝推说＂两国往来之仪未定＂，想含混过去。高庆裔毫不退让，直接拿出辽朝留存的礼仪档案当面对证，宋朝只好部分照办。一个新兴政权用前朝的制度遗产来争取外交对等权，这在操作层面堪称老练。

次年二月，金使银术可把问题挑到了台面上：＂今后通好，不知或为弟兄，或为叔侄，或为知友？＂宋朝权臣王黼给出的方案是＂知友之礼＂，也就是对等往来。金使没有反对，双方暂时按平等国家的规格互动。这一时期金宋使团的编制也逐渐正规化，正使、副使、三节人从的架构已经成型。

天辅七年八月金太祖去世，继任的金太宗沿用既有框架运转外交事务。告哀、吊唁、遗留国信、告即位——一系列程序性使节有条不紊地往返于两国之间。到天会二年下半年，贺生辰使与贺正旦使开始常态化派遣，金宋交聘中最核心的＂常使＂机制正式运行起来。

回过头来看，金丽和金宋这两套交聘制度虽然同期成形，内在逻辑却截然相反。对高丽，金朝从拉拢走向施压，最终以绝对军事优势迫使对方接受不对等的臣属框架。

对北宋，金朝反而是从下往上争取对等地位，借助辽朝遗产一步步把自己抬到与宋平起平坐的位置。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勾勒出的是一个新兴政权在不同方向上同时进行身份建构的完整图景。

这些围绕国书称谓、使团规格和誓表进献展开的拉锯，远不只是礼仪层面的计较。它们构成了那个时代东亚国际秩序的骨架，每一次妥协或坚持，都在重新定义区域内的权力格局。

参考文献：

赵永春：《金宋关系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

赵永春：《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