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帧旧像阅百年，清末民初的浮生千面

老照片是时光封存的书信，穿过百年风霜，依旧能清晰窥见旧时光里的万千人生。

这是一张20世纪20-30年代民国时期照相馆拍摄的女性肖像照，该女性上身是碎花斜襟大袖衫，下搭深色长裙，是当时“上衣下裙”的主流穿搭。

她倚靠在栏杆、正视镜头，神情端庄略带拘谨，是当时女性首次面对镜头的典型状态。

民国初年，上海照相馆拍摄的的男子，面容清秀温婉，眉眼柔和，神态娴静，完全是传统审美中“大家闺秀”的气质，他叫陆子美，中国早期话剧史上以“悲旦”闻名的传奇艺人，也是当时上海文艺界公认的“女儿貌男儿身”的美男子。

陆子美是清末民初极具才华的进步青年，一生短暂却光芒万丈，他毕业于江苏师范学校，精通书画，1913年以画家身份加入民国最大文人社团南社，介绍人是南社领袖柳亚子，还曾为柳亚子绘制《分湖旧隐图》，引来数百位南社文人题咏，可见其画技与文坛地位；

同时，他是中国早期话剧的标杆性演员，尤其擅长悲旦——男扮女装，饰演受封建礼教压迫的悲情少女角色。他的表演以温婉细腻著称，最擅长演绎受委屈后低头啜泣的神态，在上海舞台上极受欢迎，是当时新剧界的顶流。

1915年，年仅22岁的陆子美在上海病逝。当时的舆论认为，他常年沉浸在悲情角色的情绪中，“哀感伤神，劳瘁伐性”，最终耗尽心力早逝；也有史料推测，他可能因肺结核（当时的不治之症）离世，成为民国文艺界的一大憾事。

这是一张晚清科举考场（贡院号舍）的影像，真实还原了古代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的非处境，考生身处的是科举考场的核心设施——号舍，用砖墙隔成的独立小隔间，宽不足1米、深不足2米，仅容一人容身。左右高墙完全隔绝，彻底杜绝作弊可能，更像一个专为考试打造的“囚笼”。

隔间内只有一块简易木板，白天架起是书桌，晚上放下就是床，考生只能蜷缩着身体睡觉，连伸直腿都做不到。这名清代考生身着传统长衫，正伏在桌上奋笔疾书，神情专注却难掩疲惫，是无数科举考生的真实缩影。

清代乡试分三场，每场3天，考生从入场到出场，整整九天六夜，吃喝拉撒睡必须全部在这个号舍内完成，绝对不能离开隔间，否则直接按作弊论处，号舍内无公共厕所，考生只能用自带便桶，臭气熏天，极易爆发疫病；考生需自带干粮、笔墨、铺盖，一旦生病、食物中毒，只能在隔间内硬扛，每年都有考生直接死在考场上。

1913年，上海，一位身着中式童装、头戴吉祥发饰的富裕家庭幼童，正好奇地摆弄着客厅里的西式共电式电话机，一旁的长辈含笑注视。

据《上海邮电志》等史料记载，1882年2月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外滩建立上海首所电话交换所，初期实装用户仅约25户。这些用户主要为外商、洋行大班及极少数绅商，每户年费高达150银元（当时普通工人月薪仅5-10银元）

至1913年，上海电话用户已显著增长，但住宅电话仍属稀缺奢侈品。彼时英商华洋德律风公司的住宅电话用户虽从1900年的6线增长至数百线量级，但在全市数百万人口中占比依然极低，能在客厅私享电话的家庭无疑是社会顶层。

1929年，天津，照片里这个老太婆是天津西天宝妓院的掌班、老 鸨小李妈，她手持拐杖，尽显在市井底层摸爬滚打多年的气场。

小李妈不是普通的市井妇人，她是天津娼 妓业的大佬，早年从妓 女出身，攒下资本与人脉后，盘下了西天宝这个高级妓院，成为掌班，管理着一众妓 女，接待着天津的军阀、买办、达官贵人，在天津的灰色圈子里呼风唤雨。

在小李妈眼里，西天宝的妓 女从来不是人，而是用来换钱的商品、摇钱树，是她的私有财产，西天宝的妓 女，绝大多数是被拐卖、诱骗、绑架来的良家女孩，甚至有未成年少女。小李妈用毒打、私刑、关小黑屋等极端手段，强迫她们无底线接客，哪怕妓 女身患重病、怀孕、遭遇客人的变态虐待，也必须强撑着服务，稍有反抗就会遭到非人的折磨，不少妓 女直接被打死在妓院里。

这是林徽因继母程桂林与子女的合影，程桂林是林长民的第二任妻子，怀抱幼子林暄，身边站着女儿林燕玉（程桂林唯一的女儿）、儿子林桓、林恒（抗战空军烈士，林徽因《哭三弟恒》的主角），当时她最小的儿子林煊尚未出生，因此照片仅记录了四个孩子。

1925年，林长民在参与反奉战争时不幸遇难，年仅49岁，此时程桂林仅三十多岁。她没有选择再嫁，而是独自扛起家庭重担，含辛茹苦将五个子女抚养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