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格勒幸存者回忆：我的亨克尔111上塞了15名伤员

从今天起，本号将开始翻译《斯大林格勒幸存者回忆》一书，希望各位读者能多多支持。

主人公简介：赫伯特·昆茨（Herbert Kuntz，1915年2月15日生于萨尔州迪弗伦，1998年8月26日逝世）是一位优秀的飞行员，因在斯大林格勒空运中的优异表现，在1943年3月14日被获颁骑士十字勋章。
在地中海战区反舰作战中，昆茨击沉盟军弹药船、货船各一艘；
被调往东线后，昆茨取得了更多战果，仅在1942年10月31日-11月1日间，他就击沉了七艘苏军船只（1500吨级货船一艘、拖船两艘、小型货轮两艘、驳船两艘）。

1943年1月29日，KG-100联队第一大队指挥官召开作战会议：
“众所周知，皮托姆尼克已落入俄国佬手中，他们把那里改造成了一个遍布防空炮的战斗机基地，请大家务必与那里保持距离。
我们新的降落点是是古姆拉克临时机场，傍晚在那里降落会非常困难，起飞更是难上加难，每位飞行员都有便宜行事权，不必强行降落！”
（译者注：原书这里标注是引自KG-100战史，这里出现了记载错误，古姆拉克机场在1月23日已被苏军攻陷）
在我们下方，斯大林格勒城内那些被烧毁的电车残骸，在灰色的积雪中显得格外扎眼，宽广的伏尔加河将大地分开，到处都是耀眼的火光。
紧接着，是同样节奏的持续炮火轰鸣，苏军炮兵正猛烈轰击着第六集团军不断缩小的阵地。

KG-100轰炸机联队的标志

一场悲剧正在皮托姆尼克上演，斯大林格勒空运行动组织的十分仓促，参与空运的机组中，既有从作战部队调来的，也有从后方航校抽调的教官，甚至还有经验不足的航校学员。
他们驾驶着老旧的Ju-52运输机在机场上空盘旋，苏联人让机场在夜间继续保持灯火通明状态，并发射绿色信号弹，试图骗他们降落，
有些人真的降落了，他们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惨痛代价。发现错误的飞行员试图逃离陷阱，但为时已晚，几乎没有一架能成功逃离。我们不知道他们使用的无线电频率（尽管苏联人可能知道），因此我们无法警告他们。
他们第一次，恐怕也是最后一次从空中俯瞰斯大林格勒，却在混乱中把皮托姆尼克当成了古姆拉克。

在敌占区上空冒着苏军战斗机和高炮的威胁飞行数百公里后，这些首次参战的菜鸟们，估计以为这座灯火通明的机场就是安全区。苏军甚至可能还利用无线电为这些德军飞机提供了“导航”。
他们怎能知道，只有在我们身后那座紧邻斯大林格勒郊区，只有三盏微弱的绿色导航灯的机场，才是正确的降落点古姆拉克机场。
如果他们观察得再仔细些，或许能发现，下面那条狭窄跑道边上堆满了Ju-52和 He-111的残骸，这些残骸被费力地拖到一旁，仿佛在以它们特有的方式告诉我们：从现在起，德国飞机必须在这里降落。
我架机从低空飞过，辨认出了下方的德国步兵。他们带着希望仰望天空，疲惫地向我挥手，但我对降落尝试仍心存疑虑，我得能安全起飞才行，无谓的牺牲是毫无意义的！
今天的跑道刚经过清理，大约有 50 米宽，而一架He-111轰炸机的翼展就有 24 米，这意味着那些残骸对于我的飞机而言是近在咫尺的。

古姆拉克机场的跑道大概只有 800 米长，而一架满载起飞的He-111通常需要 1500 米长的跑道。我前面说过，是否降落由我们飞行员自行决定，我迅速做出了决定：我看到下方战友的一架飞机安全降落，便立刻侧转机身切入同一航线，并将决定告知了其他机组成员。
侧风让降落变得很棘手，我们以每小时 100 公里的速度轻轻地降落在雪地上，虽然飞机颠簸了几次，但我们成功穿过了积雪，没有发生事故。
我停好飞机后，一群伤员立刻一瘸一拐地围了上来，为了防止有人撞上螺旋桨，我关掉了引擎，其实我更想让引擎一直转着，毕竟小心驶得万年船。
其他几架飞机也安全着陆了，我们迅速卸下了带来的物资——实在是杯水车薪。我们这区区六架He-111飞机，此刻几乎就是那位帝国元帅在包围圈内能指挥的全部飞机了。
时间紧迫，一大群伤员挤在舱门前，在沉默中等待命运的裁决。在前两个月的皮托姆尼克空运中，上峰命令我们只能带 6 个人走，但我们通常会偷偷带上 9 个人。
而现在，对这些伤员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时刻，我们显然带走无法所有人，我们是最后一批降落在斯大林格勒的飞机。

两张昆茨机组的合影

不管谁留下来……对于我手指指到的那些人来说，我赐予了他们第二次生命，这真是可怕的权力啊！
无线电员沃尔特·克莱勃斯向我报告，说舱内塞满了，不能再塞人了。“要确保我们的后方载荷不能过重！”我对他喊道。
我爬向我的座位，我的观察员汉斯·安嫩军士长也回到了原位，一名伤兵坐在了弹舱的辅助座位上，对着我们微笑，或者说，至少他的眼神看上去是在微笑。我启动了发动机，点火声第一次响起时，那种哒哒声听起来格外令人欣慰，机舱内嘈杂的喧闹声随即被引擎声淹没。
“沃尔特，后面的舱门都关上了吗？”我通过通话器询问。“不行，关不上，等一下！”坐在我们中间的那名伤兵被身后的人群挤进了驾驶舱，紧接着，另一个人立刻抢占了他的座位。他拼命抵挡后面人群的挤压，但他失败了，被挤进了驾驶舱。

那些在敞开的机腹舱口处拼命挣扎的人，心中只有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存的强烈渴望。
他们的头探进机身，脚还踩在地面上，而引擎已经启动了！
我的一位战友正在附近起飞，他的飞机在摇晃中起飞，飞得异常吃力。现在，我们是倒数第二架起飞飞机，挤在驾驶舱里的伤兵挡住了我右侧的视线，这意味着在起飞时，我的右侧将是盲区！

已经起飞的飞机扬起积雪，使三盏绿色标识灯被包裹在雪堆中。在跑道尽头，我看见一盏绿灯在闪烁--一名步兵站在那里挥舞着信号灯，他就是我们的参照点，是我们整条跑道上唯一的光亮。我加大转速，让引擎得到更充分的预热，这次起飞需要用尽全部动力，雪花向四面八方飞溅。

螺旋桨卷起刺骨的寒风，飞机附近的人群在风雪中纷纷避开我们，奔向不远处最后一架He-111，试图挤进那架飞机的机舱。
苏军炮兵开始炮击了！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再次检查所有仪表和操纵杆档位，稳了稳心神。
推油门！超过3000马力的动力驱动着螺旋桨飞速转动，我们沉重地向前滑跑，雪花被高高扬起，将我们彻底包裹，使我瞬间失去了所有视野。几秒过后，飞机冲出了雪雾，这架15吨重的飞机，必须加速到时速150公里以上才能离地，速度表缓慢攀升——实在太慢了！我们已经滑过了一半的跑道，飞机重心严重向尾部偏移，我迅速调整配平片，并全力向前推操纵杆，飞机的速度才快了起来。
跑道尽头那位勇敢的步兵，正用力挥舞着绿色信号灯，恰在此时，又一轮炮火袭来。

我们能成功吗？现在放弃起飞已经太迟了，那只会让我们机毁人亡，成败在此一举！飞机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剧烈震颤，机轮碾过积雪，机翼正在承载越来越重的负荷。
就是现在！我猛地一拉升降舵——我们脱离了跑道，在最后一刻，那个挥舞着绿灯的士兵不得不扑向一旁躲避撞击，我瞥见了他那张如幽灵般的惨白脸庞。我们飞起来了！谢谢你的帮助，无名战士，感谢你的冷静，感谢你的忠于职守！当你望向我们，看着我和我后面的那位同中队战友，看着我们这最后一批离开斯大林格勒飞回西边故乡的人时，心中在想着什么？
我们在德军阵地上空盘旋爬升到 2,000 米高度，以便尽可能地避开苏军高炮，剩下的航程就简单多了，我们的目的地机场在亚速海附近的罗斯托夫；
自从平安夜那天在苏军坦克集群的猛攻下被迫放弃莫罗佐夫斯克机场以后，我们已经退了这么远了，在那场战斗中，我们曾试图用炸弹和航空机枪来阻挡他们疯狂的进攻，但一切都是徒劳。

深夜，我们在新切尔卡斯克机场安全降落，伤员们从舱口一个接一个地爬出来，我们竟然带了15个人！他们被冻得浑身僵硬，一路饱受折磨，但总算捡回来一条命，在场的人都没说话，一切尽在不言中。
汉斯·安嫩握住了我的手，我心里清楚，我将因这次行动获得骑士十字勋章。

一年前，我们还在与汤米（德军对英军的蔑称）的空军、海军、高炮战斗，我经历过伦敦、马耳他、北非的战斗，那些战斗艰苦但公平，那时的我们意气风发，坚信我们会取得最终的胜利，我怀念这样的日子。
然而现在，我们不再坚信德国会取得胜利，我们的内心充斥着怀疑，我不确定我们是否站在正义的一边，尾舵上的万字旗，此刻也显得面目全非，但作为一名中尉军官，我必须咬紧牙关，以身作则。

我们最后一次在斯大林格勒上空执行任务时，浓雾笼罩着整片草原，友军用无线电为我们引路，让我们得以确定方位。苏军的高射炮沉寂着，我从两千米高度开始下降，依靠仪表操控，越飞越低，地面依旧不见踪迹，四周都是望不透的灰蒙蒙雾气，我们该把物资投在何处？高度表显示100米、80米，这已是我敢下降的极限了——仪表根据是遥远的起飞机场的气压设置的，数据未必准确。

刹那间，一片灰白、满是焦土的土地在下方出现，我们离地面近得惊人！我猛地将飞机拉回浓雾中，升至安全高度，事后回想起来简直脊背发凉。

全速撞向地面就意味着我们会在爆炸中灰飞烟灭！我们只能盲目将面包盲目地投下，但愿这些食物能帮助那些勇敢的步兵熬过漫漫突围长路。

昆茨机组在机首机枪处拍摄的一张照片

那些留在斯大林格勒的人都是我们的兄弟，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

昆茨在战争中幸存，他的最终军衔是上尉，他在战后从事滑翔机教学工作。

他的学员汉斯.甘希特为这篇回忆文章做了补充：

“在新切尔卡斯克降落之后，我们提交了战斗报告。机械师立刻为飞机加油，负责给飞机挂载炸弹的技术人员人员将250公斤补给弹（弹壳内装填的是补给物资）装入飞机的炸弹舱中。
当晚机组人员返回飞机时，装载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五名机组人员登机后，飞行员驾机滑向跑道。
登机通常要从机腹下方的通道进入，无线电员座椅下方有一条狭窄的通道（宽度约50至55厘米），通道两侧便是悬挂炸弹的炸弹舱。
在无线电员座椅下方原本供飞行机械师和机枪手使用的狭小空间里（他们可在此操作两侧的机枪），伤员们只能蜷缩着身体。想要在炸弹舱之间向前爬行，挤入驾驶舱内那狭小的空间，更是极为艰难。

译者注：由于昆茨对苏军占领古姆拉克机场的日期回忆有误，笔者认为他们那六架飞机应该不是最后一批在斯大林格勒德军机场降落的德军飞机，因为在古姆拉克机场失守后，第六集团军还曾开辟过斯大林格勒斯基临时机场，虽然该机场只使用了两天便被苏军攻占，但确实有德军飞机在这里起降过，我认为昆茨可能是最后一批在斯大林格勒上空执行空投任务的德国飞行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