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祖母：一所“流动妓院”创造的奇迹

楔子

1790年6月3日，悉尼港的哨兵在晨雾中看见了地平线上缓缓升起的帆影。

整个殖民地沸腾了。

这是将近两年半以来，第一艘出现在海平面上的船。自从第一舰队在1788年1月卸下那批半死不活的囚犯后，悉尼湾就像被上帝遗忘在了地球的屁股上——没有补给，没有信件，没有任何来自文明世界的消息。

饥荒已经把这些人逼到了人吃人的边缘。

士兵们冲上码头，伸长脖子，眼巴巴地等着船上卸下粮食、咸肉、面粉——总督菲利普在信里哭天喊地要的那些救命物资。

船靠岸了。

舷梯放下了。

然后，岸上的男人们集体傻了眼。

从船舱里走出来的，不是什么面粉和咸肉，而是两百多个穿着丝绸裙子、面色红润、精神饱满的女人。更要命的是——这些女人，几乎个个挺着大肚子，有的怀里还抱着嗷嗷待哺的婴儿。

拉尔夫·克拉克中尉当场爆了粗口：“好多该死的婊子！”

大法官戴维·柯林斯在日记里气得直哆嗦：“这不是补给，这是222个无用且无利可图的女人！”

但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错得离谱。

这群女人，这帮被伦敦抛弃的罪犯、小偷、妓女和骗子，将用她们的子宫、智慧和那股子死不服输的狠劲儿，在世界的另一端，生生造出一个国家。

这艘船名叫“朱莉安娜夫人号”。

历史送给它的绰号，更直白——“流动妓院”。

第一章 垃圾场的崩溃

故事要从头说起。

18世纪末的英国，正处在工业革命的癫狂之中。有钱人越来越有钱，穷人越来越没活路。失地农民涌进城市，找不到工作就去偷，偷不着就去抢。伦敦的监狱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塞满了人，厕所里的蛆都比狱卒吃得好。

英国政府解决犯罪问题的方式简单粗暴：往外扔。

17世纪开始，他们就把囚犯往北美送，当廉价劳工使。一百多年下来，送得挺顺手。但1783年，美国独立了，人家不干了——你们英国人犯了罪，凭什么叫我们给你擦屁股？

英国政府傻眼了。

国内监狱里的囚犯每年新增好几千，泰晤士河上停满了废弃的旧船改成的水上监狱，条件差到犯人像苍蝇一样成片地死。政府头疼得快要炸了。

这时候，有人想起了库克船长发现的那块南方大陆。

那地方够远，远到犯人跑不回来；够大，大到可以随便扔垃圾；够荒，荒到没人会在乎你往那儿倒了什么。简直是天赐的垃圾场。

1787年5月，第一舰队从朴茨茅斯出发，装了759个囚犯，浩浩荡荡驶向世界的尽头。

11艘船，1000多号人，其中191个是女人。

568个男人，191个女人。

这比例，不出事才怪。

到了悉尼湾，总督阿瑟·菲利普站在干裂的红土地上，看着他的这群“子民”——男人扎堆，女人稀缺，没有家庭，没有孩子，没有定居的欲望。

这些男囚犯每天想的不再是开荒种地，而是怎么偷东西、怎么越狱、怎么把狱友弄死。

暴力和绝望像瘴气一样笼罩着整个营地。

更要命的是，带来的种子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根本长不出像样的庄稼。粮食一天比一天少，配给一天比一天紧，每个人都像行尸走肉一样在慢性自杀。

菲利普总督在1788年给英国内政部写了一封近乎哀求的信。他的意思很明确：给我女人。

没有女人，就没有家庭；没有家庭，就没有社会；没有社会，这群暴徒将在这一代人死绝后彻底消失。

英国政府这才如梦初醒。

他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狱卒，不是更多的粮食——他们需要的是子宫。

第二章 最豪华的囚犯之旅

1789年，一个特殊的计划诞生了。

英国政府没有选择常规的运兵船，而是征用了一艘名叫“朱莉安娜夫人号”的商船。这艘船1777年下水，原本跑波罗的海贸易，吨位401，不大不小，正合适。

船长叫托马斯·埃德加，这人来头不小——他跟着库克船长跑过最后一次远航，是个见过世面的老海狗。船医理查德·阿利，在当时也算是一把好手。

但最关键的人物，是船上的管事约翰·尼科尔。这人后来写了一本回忆录，把这次航行记得比小说还精彩，成了我们今天还原这段历史的主要依据。

1789年7月29日，“朱莉安娜夫人号”载着226名女囚，驶离普利茅斯港。

按理说，这是去服刑，是去受苦，是去世界的尽头等死。

但事实上，这群女人踏上的是当时世界上最豪华、最荒诞的一次航行。

为什么说豪华？因为英国政府给了这艘船一个特殊的指标：保证这批“货物”的存活率。

在那个年代，流放船的死亡率通常在30%以上，被称为“浮动棺材”。船舱里塞满了人，空气污浊得能毒死老鼠，坏血病和斑疹伤寒像收割机一样成片地收割人命。但“朱莉安娜夫人号”不一样——它承载的是大英帝国在南半球唯一的生机。

所以，规矩被彻底颠覆了。

没有镣铐，没有鞭打，没有暗无天日的底舱。女囚们被允许在甲板上自由活动，呼吸新鲜空气，晒太阳，聊天，甚至做针线活。

更离谱的还在后头。

船一出英吉利海峡，船员们就开始从女囚里“挑人”。美其名曰找个“航程伴侣”，说白了就是搭伙过日子。船长和政府代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女囚们身体健康，船上秩序不乱，管她们跟谁睡呢？

尼科尔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得很坦诚：“等我们到了海上，船上的每个男人都从女囚中挑了一个老婆，她们也毫无不情愿之意。”

他自己也挑了一个。

姑娘叫萨拉·惠特拉姆，18岁，林肯郡人，因为“借”了朋友一件披风，被判了七年流放。尼科尔说她是个“害羞而矜持的姑娘，世间最善良、最忠诚的人”。他对她一见钟情，从他用铁砧敲掉她脚镣上的铆钉那一刻起，就认定了她。

“我追求了她一个多星期，”尼科尔写道，“如果船上有牧师，我会当场娶她。”

船上没有牧师，所以这些“婚姻”根本不合法。但这有什么关系呢？在大海上，在漫长的309天里，规则是由活下来的人制定的。

女囚们为什么愿意？很简单——跟船员好上，能得到额外的食物、更好的待遇和男人的保护。在茫茫大海上，有人罩着和没人罩着，那可是天壤之别。

但这只是开始。

第三章 流动妓院

“朱莉安娜夫人号”的航程漫长得令人发指。

整整309天，将近11个月。

为什么这么慢？因为这艘船压根儿就不想走。

每到一个港口，特内里费、圣地亚哥、里约热内卢、好望角，船长都会长时间停靠。在里约热内卢，他们足足待了45天；在好望角，又停了19天。

停靠期间，船只向当地开放。消息一传开——英国囚犯船上全是女人——当地的富商、水手、闲杂人等蜂拥而至。船员们收费让人上船，明码标价，生意兴隆。

女囚们也不傻。她们从伦敦带来的不仅是犯罪记录，还有时尚嗅觉和生存智慧。她们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向当地人出售自己缝制的衣服，甚至出卖肉体。换回来的是糖、新鲜水果、肥皂，甚至丝绸。

在里约热内卢，这群女囚过得比伦敦的贵族小姐还滋润。热带水果随便吃，坏血病？不存在的。阳光沙滩，美食美酒，精神状态好得不得了。

当其他流放船上的犯人正在坏血病和斑疹伤寒中腐烂时，“朱莉安娜夫人号”上的女囚们正在甲板上晒太阳、谈恋爱、做生意。

最传奇的人物是一个叫伊丽莎白·巴恩斯利的女人。她是伦敦的老江湖，祖上三代都是骗子和小偷，她本人因为偷了17码平纹细布被判刑。在船上，她成了女囚中的“大姐大”，像女王一样被众人簇拥。

每到一处港口，巴恩斯利就组织姐妹们“做生意”，确保每个人都拿到公平的报酬，不让一个穷姐妹吃亏。尼科尔在回忆录里说她“对其他穷苦的囚犯非常仁慈，大家都愿意为她效力”。

这哪是囚犯？这分明是企业家的雏形。

当然，这一切并非没有代价。

代价就是，她们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

船上没有有效的避孕措施，船员们尝试过各种土办法，但显然都不管用。越来越多的女囚出现怀孕症状，船医阿利每天检查，记录下来，但只要不生病，他就不管。

在航行途中，至少有7个婴儿在船上出生。玛丽·帕多在好望角附近生下了女儿安，萨拉·多塞特生下了儿子爱德华。更多的女囚则挺着大肚子，在颠簸的船舱里互相搀扶，等待着踏上澳洲土地的那一刻。

当船只驶离好望角，向着澳洲做最后冲刺时，船上的婴儿啼哭声已经此起彼伏。

226名女囚，除了5人因年老体弱病逝，其余221人全部存活。

这在那个年代的航海史上，不是奇迹，是神迹。

第四章 “没用”的女人

1790年6月3日，“朱莉安娜夫人号”抛锚在悉尼湾。

岸上的男人们盯着这群从天而降的女人，眼睛都直了。

他们看到的不是预想中满身污秽、奄奄一息的囚犯，而是一群精神饱满、体态丰腴、穿着丝绸裙子的女人。她们面色红润，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有的怀里抱着孩子，有的肚子里怀着孩子。总督菲利普顾不上欣赏这些女人的商业头脑。他面临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怎么养活这200多张嘴？

殖民地已经到了人吃人的边缘。配给制已经压缩到最低限度，大米里全是象鼻虫，面包里掺着锯末。六个海军陆战队员因为偷粮食被绞死。90%的口粮是爬满虫子的米饭。

现在又多了200多个女人，还有即将出生的婴儿。

这不是添乱吗？

不！聪明的菲利普搜寻遍整座“流动妓院”，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奥妙，这些女人不是负担，是解决方案。

因为这群女人带来的不只是人，还有物资——

由于船员和女囚在沿途港口的“经营”，船舱里堆满了糖、面粉、咸肉、豆类，甚至还有咖啡和茶叶。这批物资不仅可在短时间内直接把悉尼从饥荒的悬崖边拉了回来。还孕育了新的机制和希望。

菲利普迅速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相亲”。对于表现良好的男囚犯和士兵来说，娶一个老婆，成了最大的奖励。短短几周内，悉尼湾就举行了数十场婚礼。

菲利普还颁布了奖励政策：表现好的就分女人，结婚就分地。

那些原本满脑子想着越狱、暴动、搞死狱友的男人们，突然变了个人似的。有了老婆孩子，谁还想跑？跑了老婆谁养？孩子谁管？他们开始想要盖房子，想要开垦更多的土地来养活那个在船上出生的婴儿，或者即将出生的孩子。

这就是人性的底层逻辑：只要有了血脉的延续，人就会从“流寇”变成“定居者”。

两周后，“第二舰队”的其他船只陆续到达。海王星号、斯卡伯勒号、惊喜号——这三艘船上运的是男囚犯，情况惨不忍睹。死亡率高达25%，活着的人也像骷髅一样在地上爬，很多人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

对比之下，“朱莉安娜夫人号”带来的这批健康、强壮、能干活、能生孩子的女人，简直是上帝亲手打包寄来的大礼包。

据当时一位目击者记载：“这些女人全都新鲜、漂亮、健康。”

悉尼的英国报纸后来报道：“由朱莉安娜夫人号运往植物湾的女囚犯，在抵达后不久就生下了37个孩子，恰好等于船上的男人数量！”

第五章 建国之母

很长一段时间里，澳大利亚人对这段历史感到羞耻。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里，这群女人是罪犯，更是“荡妇”。她们在船上的行为被视为道德败坏，她们带来的私生子被视为血统的污点。直到20世纪中叶，许多澳大利亚家庭在追溯家谱时，如果发现祖先是“朱莉安娜夫人号”上的女囚，往往会选择隐瞒。

但真相，往往比道德审判更有力量。

看看这群被鄙视的女人后来都干了什么。

她们中的绝大多数，在登陆后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曾经在伦敦街头偷一块手帕、一条面包的弱女子，在澳洲变成了挥舞斧头砍树、持枪保卫农场的悍妇。

那个11岁上船的小姑娘玛丽·韦德，活到了82岁。她一生结过两次婚，生了一大堆孩子。到1859年她去世时，在世的直系后代超过300人。今天，她的后代数以万计，遍布澳洲各地。前总理陆克文，就是她的后人之一。

玛丽·韦德被称为“澳洲的祖母”，她的后代每年还搞家族聚会。

伊丽莎白·帕里嫁给了一个叫詹姆斯·鲁斯的男囚犯。这个鲁斯是个有本事的人，在悉尼附近分到一块地，开始种庄稼。1791年，他种出了殖民地第一批成功的小麦作物。伊丽莎白成了首批获得自由身份的女囚之一。

萨拉·多塞特和她的儿子被送到了诺福克岛，后来她的丈夫在南角那边分到了地——那个地方后来就叫沃森湾，现在是悉尼的著名景点。

伊丽莎白·巴恩斯利，那个船上的“大姐大”，到了澳洲后照样混得风生水起。她有手腕，会说话，后来跟一个军官好上了，日子过得比在伦敦时强了不知道多少倍。

蕾切尔·特纳，另一个从“朱莉安娜夫人号”上下来的女囚，和丈夫托马斯·摩尔一起在殖民地发家致富，悉尼的摩尔班克区就是以这对夫妇命名的。

这些女人通过婚姻、劳动和精明算计，逐渐在殖民地站稳了脚跟。她们的孩子长大后继续在澳洲生活，娶妻生子，繁衍后代。到了今天，数百万澳大利亚人可以直接追溯到“朱莉安娜夫人号”上的这221名女囚。

这些女人，构成了现代澳大利亚白人血统的“线粒体夏娃”。

历史学界终于开始为她们翻案。她们不再是“帝国的垃圾”，而是被重新定义为“建国之母”。

为什么？因为她们带来的是一种“幸存者哲学”。这些女人大多出身底层，为了生存可以抛弃尊严，为了孩子可以对抗野蛮。这种实用主义、坚韧不拔、藐视权威的性格，深刻地刻入了澳大利亚的民族性格。

澳大利亚人那种大大咧咧、互助友爱的精神内核，很大程度上就源于这批最早的母亲。她们必须团结，才能在那个男权至上的暴力世界里活下来。

尾声 命运的黑色幽默

从1787年到1868年，英国一共向澳洲流放了约16.6万名囚犯，其中女性约2.4万人。“朱莉安娜夫人号”是第一艘专门运送女囚的船，后来又有许多类似的船只，但再也没有哪一艘像她这么出名。

1868年，流放制度正式终止。这时距离第一舰队到达已经过去了80年，澳洲的人口大幅增长，很多都是早期囚犯的后代。

1986年，《澳大利亚法案》通过，澳大利亚在立法和司法上彻底独立，成为一个完全自主的国家。名义上还认英国国王当元首，但实质上，谁也管不着谁了。

回望1790年，英国政府本意是进行一次“社会清洗”，把工业革命导致的贫困人口中的“渣滓”扔到地球的另一端，眼不见为净。

但命运用最讽刺的方式回敬了帝国。

这些被抛弃的女性，这些被贴上“罪犯”“荡妇”“垃圾”标签的女人，用她们的子宫、智慧和那股子死不服输的狠劲儿，在地球的另一端，孕育出了一个崭新的、甚至比母国更具活力的文明。

那个所谓的“全员怀孕”，听起来像个桃色新闻，但它的本质是什么？

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壮烈的一次“生命突围”。

这些女人在船上怀孕，在荒野上生孩子，在绝望中建起家园。她们的后代如今遍布澳洲的每一个角落，从悉尼歌剧院到乌鲁鲁巨岩，从墨尔本的大洋路到黄金海岸的沙滩，处处都流淌着她们的血液。

“朱莉安娜夫人号”最后出现在1829年的船舶登记册上，之后便没了消息，大约是报废了。船没了，人也没了，但她们留下的东西，是一个国家。

下次你遇到一个澳大利亚人，不妨问问他祖上是谁。

说不定，答案就在那艘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