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与晋商

内容提要

本文就《金瓶梅》所反映出的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私生活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商业暴发户西门庆的发迹史与同时代迅速成长起来的晋商大贾作了几个方面的对比:第一,商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及企业管理的文化精神;第二,商人与政府、官宦的关系程度;第三,对待功名取仕、儒家文化的心理状态。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1.二者在商业资本的原始积累方面都有很大的偶然性、暴发性,并且带有很多残酷性成份,这一点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有相似性。2.西门庆、晋商与官府的关系非常密切,贿赂政府官员,从而达到政治上的庇护和某个经济领域的垄断性经营,反过来又用高额垄断利润来买官或操纵官员、政府,西门庆本人就是官商一体。3.晋商使山西形成了重商轻儒的社会风气,形成了与当时社会不同的职业定位序列。

《金瓶梅》研究学会

《金瓶梅》与晋商

刘泽 石巨文

《金瓶梅》是对明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具体表现的一部现实上义小说, 也可以认为是反映明朝生产关系的一部经济小说。 据吴晗考证,《金瓶梅》所写的是万历中期的社会情形,它抓住社会的一角,以批判的笔法,暴露了当时新兴的结合官僚势力的商人阶层的刊恶生活,客观地反映了明末的商业文化。

14世纪中、后期,明朝政府为了对付退居漠北蒙元残余势力的威胁,在绵亘万里的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闹原和山西的偏关等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为了解决电军的饷糈配给,推行“开中法”,号召各地商人输粟支边。商人为免飞挽之苦,相继在北方边地招民屯垦,就近纳粮上仓。山于山西上厚水深,气候干燥,谷物经年不腐,所以“三晋富家,藏粟数百万石,皆窑而封之;及开,市者拿至,如赶集然”。①据说有位粮商亢某拍着胸脯自夸道:“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力石。”以窑粟起家的土财主之骄横得意之态,溢于言表。随着倭寇的肃清和蒙古俺答汁与明政府握手言和,商业和手工业的发达,海外贸易的扩展,国内市场的扩大,计亩征银的一条鞭赋税制度的实行,货币地租逐渐发展,高利贷和商业资本更加活跃。这一切使农产品的商品化过程加快了。 [微信公众号\金学研究会\文章].商人阶级兴起,最著名的就是晋商。山西商人在沿边各地开设茶马互市,西口(归化,归绥)、东口(张家口)也就成为中原与蒙古通商的两个主要市场。他们外出经商发财致富后,往往携带巨资返归乡里,窑藏货币,成为不折不扣的土财主。明人王士性曾指出:“平阳、泽、潞豪商大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②指的即是16世纪末叶的情形。也就是《金瓶梅》作者所描写的社会时代。此后,晋商的财富显然又有所增殖。《金瓶梅》产生的时代也是晋商开始发则致富的时代,下面就他们之间的理财手段、与官府的关系、对科举文化的态度作一粗略比较。

一、理财文化的比较

首先从商业资本的积累开始,无论是晋商还是《金瓶梅》中的西门庆都有过一个财富骤增的事件。例如山西著名商号复盛公的鼻祖——乔贵发在包头经营草料铺时,传说一个严寒的冬天,有一个“鹤发童颜、慈眉善眼”的老年客商牵着高头大马,带着个沉重包袱,找到那时还是个无名无号的乔氏小店来投宿。小老板照例侍侯得十分周到。次日一早,这位客商说要出去访友,临行叮嘱小心保管好留存在店里的行李。一天天过去了,不见这位客商回店。小老板怕行李受潮发霉,想替他晒晒太阳,打开一看,大吃一惊,原来都是足金的元宝。他当即跪下向苍天磕头,心里想这位客商准是财神的化身。正由于他平时为人正直善良,这件事传了开去也没有人怀疑他得了不义之财,反而作为善有善报的见证。靠了这笔启动资金,他发起来了。到他儿子手上,立了个商号叫复盛公,成了包头这个水旱码头的支柱产业,因此至今传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与李瓶儿勾搭,无意得了一笔不义之财。《金瓶梅》第十四回写道:“妇人(指李瓶儿)道:‘多的大官人收去,奴床后边有四口描金箱柜,蟒衣玉带、帽顶绦环,提系条脱,值钱珍宝玩好之物,亦发大官人替我收去,放在大官人那里……’。西门庆收下他许多软细金银宝物,邻舍街坊俱不得知道”。其次,从经营手段来讲,《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尤其是晋商已懂得财东(也就是资方)与经营分开,他们的企业中每一行号都有一个“掌柜”,也就是现在的总经理,生意一旦交给掌柜以后,财东的任何人都不得干涉,盈亏赔赚都由掌柜负责。每三年为结帐期,到期由掌柜向财东报告经营情形,此时财东可提出原则上的意见。因此掌柜者都能充分发挥才能,把生意经营得很好。从这种情形看来,晋商和西门庆已有了现代资方与经营严格分开的理念,而且有知人善用的眼光。如《金瓶梅》第二十三回:“那韩道国坐在発上,把脸儿扬着,手中摇着扇儿,说道:‘学生不才,仗赖列位余光,在我恩主西门大官人处做伙计,三七分钱。掌巨万之财,督数处之铺,甚蒙敬重,比他人不同……学生先一个行止端庄,立心不苟,马财主兴利除害,拯溺救焚。凡百财上分明,取之有道。就是傅自新,也怕我几分。不是自己夸奖,大官人正喜我这一件儿’”。正如此,《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才能整日花天酒地、吃喝嫖赌而丝毫不影响他的生药铺、绸缎庄的红火生意。

晋商乔财东不但有现代企业经营观念、知人善用,而且懂得如何建立一套合理的制度,然后交给经营者去运作。乔氏商业行号对职工的管理极严,但对工作人员也有鼓励、优厚的一面,他们的行号中有所谓的“顶身股”的制度,也就是高级职员可依其任职的年分取得不同程度的股权,每三年结帐期可取得优厚的股份红利,去世后,家属也可得到长期抚恤。

山西明清商人除去懂得建立经营制度之外,也有他们的一套商业伦理。这套伦理还是以中国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或者也可以说还是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结构上说是以亲属和乡土关系为轴心的,从内容上说还是治家要勤俭,对人讲信义,讲厚道,反对营私巧取。这些不都是沉淀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伦理基因么?从山西的理财文化看来,我们这些传统伦理基因还是演变出与西方现代企业管理可以相比的企业精神的。

二、官商关系比较

中国的商人无论何时也摆脱不了官府的制约,他们与政府、官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发财致富的商人往往通过种种途径将钱财转送给各级各种官僚以求庇护,实则将所求得的高额利润无形中已转化为平均利润。商人为取得更高的平均利润,不得不再次向政府官僚行贿送礼,这样循环不断、周而复始地进行,山西票号由办理汇兑、存放款业务,逐渐发展到替清政府汇解军饷和军协各饷;收存中央和各省官款,吸收官僚存款和给予借垫款等等,因此有人戏称山西票号为清政府的“财政部”。到20世纪,山西票号发展到33家,分号多达400余处,在全国的各大城市、商埠中均设立分号。“中国二十二行省,支分派别,尤有万里同风一气,贯注之势。晋人遂以善贾闻于宇内。”③不仅如此,票庄分号还曾走出国门,一直远伸到日本的东京、大阪、神户,俄国的莫斯科,南亚的新加坡,以及英国的殖民地香港等地。山西票号的成功,客观上依赖一个稳定的可靠的政府和大量官僚的庇护,历史事实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从微观方面来看,票号商家或托庇于张巡抚或托庇于李巡抚。电视剧《昌晋源票号》就显示了票号与当时的山西巡抚曾国荃的特殊关系,电视剧《东方商人》展现官僚和商人之间既斗争又合作的局面。瑞蚨祥商号还有袁世凯的“干股”,这“干股”实质就是政治庇护金,变暗中行贿为名正言顺得红利罢了。清末李宏龄的《同舟忠告》载:“再,户部尚书赵次山,前在湖南曾为我号追过欠款,受益非浅。昨在京号用银二千两,自未便立券索利。今弟下班,原当将经手之事清理,然如赵处所借,似与寻常不同,碍难过于追索,应待其有钱自行归还,方为合体。此关号事大局,以后难免有事相求,已嘱琴轩随时收结。”“再,现放川北道张麟阁观察临出京时,向我号挪借京平足银二千两,分两卷。其一卷系写库平归还,虽未写利,但其人名望素佳,现在所授之缺纵不见好,他日升阶正未可量,此举全为将来起见,并不在目前之利。到川后倘及时归还,自可照收,如稍迟亦不必催索。到川见面时,可将此意达到,并云京号来信所言,以取信于朋友。又及,寄成都信尾。”从以上两封票号内部信件来看,票号对有政治前途的官僚格外垂青,,实行“放长线,钓大鱼”,长期从政治上得到庇荫,经济上得到更高的回报,归结到一点就是“损公肥私,权钱交易”。对于这一点明人《金瓶梅》更有深刻的揭露。 [微信公众号\金学研究会\文章]. 我们且看西门庆和税关官吏勾结的情形,第五十八回写道:“西门庆叫陈经济后边付五十两银子来,令书童写了一封书,使了印色,差一名节级,明日早起身,一同去下与你钞关上钱老爹,叫他过税时,青目一二……。西门庆听见家中卸货,吃了几盅酒,约掌灯以后就来家。韩伙计等着见了,在厅上坐的,悉把前后往事说了一遍。西门庆因问:‘钱老爹书下了,也见些分上不曾?’韩道国道:‘全是钱老爹这封书,十车货少使了许多税钱。小人把缎箱两箱并一箱,三停只报两停,都当茶叶、马牙香,柜上税过来了。通共十大车,只纳了三十两五钱钞银子。老爹接了报单,也没差巡捕拦下来查点,就把车喝过来了。’西门庆听言,满口欢喜,因说:‘到明日,少不得重重买一份礼,谢那钱老爹。’”还有西门庆和地方官吏勾结,把持内廷进奉的情形,第五十八回写道:“应伯爵领了李三来见西门庆。……李三道:‘今有朝廷东京行下文书,天下十三省,每省要万两银子的古器。咱这东平府,坐派著二万两,批文在巡按处,还未下来。如今大街上张二官府破二百两银子,干这宗批要做,都看有一万两银子寻。……’西门庆听了说道:‘批文在哪里?’李三道:‘还在巡按上边,没发下来呢。’西门庆道:‘不打紧,我这差人写封书,封些礼,问宋松原讨将来就是了。’李三道:‘老爹若付去,不可迟滞。自古兵贵神速,先下来的先吃饭,诚恐迟了,行到府里,乞别人家干的去了。’西门庆笑道:‘不怕他,没使就行到府里,我也还教宋松原拿回去就是,胡府尹我也认的。’”

历史上的官商结合互惠互利,久经不衰,余毒很深,这是中国商人与西方商人的一大区别。商人至今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历史上或依附于封建地主阶级,或依附于后来的外国资本成为买办,真正的中国资本家阶级始终不能出现,或许根由就在此。

三、对待科举、文化事业的心态比较

义无反顾的出发,并不一定能达到理想的彼岸,在商业领域尤其如此。山西商人的全方位成功,与他们的整体素质有关。这种素质,特别适合于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因此也可称之为商业人格。山西商人在人格素质上至少有一点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坦然从商,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这种心态在我们中国长久未能普及。士、农、工、商是千百年来人们心目中的社会定位序列,商人处于末位,虽不无钱财却地位卑贱,与仕途官场几乎绝缘。为此许多人即便做了商人也竭力打扮或“儒商”,发了财则急忙办学,让子弟正正经经做个读书人。在这一点上山西人确是十分坦然的。在票号的创始地平遥县,至今仍流传着这样的俗语:“人养好儿子,只要有三人,大子雷履泰,次子毛鸿翔,三子没出息,也是程大佩”。“程大佩”亦即日升昌票号的三掌柜程清沣。当时票商被推为“第一高人”,一家人如果有子弟在票号当差,那不啻为前世积德、今生走运的一件事。早在雍正年间,山西巡抚刘干义就曾经说过:“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以故士风卑靡。”对此,雍正皇帝硃批曰:“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④

漫天的经商狂潮积淀为普遍的民众心理已非一日,明朝中后期从亲王勋爵到贫民都经营商业。如《明史周能传》载:“庆云伯周瑛于河西务设肆邀商贾,虐市民,亏国课。周寿奉使多挟商艘……。”明代现实主义小说《金瓶梅》第三十三回有:“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树湾,人的名儿,树的影儿。”沈万三乃明朝江南巨富,由此可见,仰慕之情溢于言表,巨商大贾已得到社会的承认,成为人们追求的理想,然而已先富起来的西门庆既不办学,也不将女婿陈经济送入县学走科举的化途,而是教他学做生意。《金瓶梅》第十八回有:“来保上东京干事,陈经济花园管工。”就是西门庆本人也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无赖子弟,或许连封书信恐怕也写不来。《金瓶梅》第五十八回:“西门庆叫陈经济后边讨五十两银子来,令书童写了一封书,使了印色,差一名节级,明日早起身,一同去下与你钞关上钱老爹,叫他过税时,青目一二。”

相形之下,悬梁刺骨式的皓首穷经就显得相当地微不足道。刘大鹏对于此有十分深沉的感喟:“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竟儒而就商者,亦谓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余见读书之士,往往羡慕商人,以为吾等读书,皆穷困无聊,不能得志以行其道,每至归咎读书……”。⑤

于是,下列的情形在山西一向就见怪不怪:“家有三斗糠,不当猴儿王”,成为晋中一带的著名的俗谚。“猴儿王”也就是半饥半饱的乡村学究。“八月十五熬活的,冬至节里教学的”,将“天.地君亲师”之一的学究与推磨赶驴的长工相提并论。据说在这两天,东家需要分别宴请长工和学究,以示慰劳。

与晋商和西门庆完全不同的另一大商业势力——徽商,他们完全可与山西商人南北抗衡,但徽州民风又十分重视科举文化事业。明朝弘治初年(1488年),有位朝鲜人“以扬子一江分南北”对我国的民俗风情作过一翻观察比照。他指出:“江南人以读书为业,虽里闬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识文字。臣至其地写以问之,则凡山川古迹、土地沿革,皆晓解详告之。江北则不学者多,故臣欲问之,则皆曰:‘我不识字’,就是无识人也。”⑥ [微信公众号\金学研究会\文章]. 但崇尚科举文化事业的徽州商邦在商业成功之后对待自己和后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左右为难,进退维谷。这种情景在山西没有出现,小孩子读几年书就去学做生意了,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最后连雍正皇帝也认为山西的社会定位序列与别处不同,竟是商贾第一。在这种独特的心理环境中,山西商人对自身职业没有太多的精神负担,把商人做纯粹了。尽管徽商聚居的地方市镇发达,文风蔚盛,但那些慕悦风雅的江南商贾,终究没有做到山西票号的宏大规模,能够执中国金融之牛耳。是耶?非耶?

参考文献

① 谢肇淛《五杂俎》卷四

② 《广志绎》卷三

③ 铢庵《人物风俗制度丛谈》

④ 《雍正硃批谕旨》四十七册

⑤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

⑥ 崔溥《漂海录-中国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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