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一个卖糖葫芦的老头，当街被人扇了几个耳光。

九十年代，一个卖糖葫芦的老头，当街被人扇了几个耳光。

九十年代，一个卖糖葫芦的老头，当街被人扇了几个耳光

那个年代，小城只有一条像样的街。

老周头的糖葫芦摊子就摆在电影院门口，一个固定的位置，谁也不能占。他跟旁边卖瓜子的老刘、卖烟卷的老赵，算是这条街上的“老商户”——虽然连个正经柜台都没有，但摆了快十年，街坊邻居都认得。

老周头六十出头，瘦高个，背有点驼，脸上皱纹深得像刀刻的。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磨出了毛边，冬天外面套一件黑棉袄，棉花都结成了块，一块厚一块薄。他的手常年泡在糖稀里，指缝间永远粘着糖渣子，到了冬天就裂口子，缠着一圈圈白胶布，胶布被糖染成了褐色。

他做的糖葫芦是这条街上最好吃的。山楂是自己一颗一颗挑的，个大，没虫眼，去核的时候用小刀旋一圈，干干净净。糖是用白砂糖熬的，火候刚好，薄薄一层裹在山楂上，咬一口“咯嘣”脆，不粘牙。竹签子是他自己削的，比别人的长一截，串的山楂也多两颗，价格一样——五毛钱一串。

老周头不爱说话，有人来买，就比划一下手指头。不是他摆架子，是他嗓子不行，年轻时候在工厂干活伤了声带，说话像破风箱，他自己嫌难听，索性少开口。但孩子们不怕他，因为他每次都会多给一颗——要是哪串上刚好有颗山楂有点软了，他就不卖，直接塞给旁边眼巴巴看着的小孩。

这条街上的小贩都知道，老周头有个闺女，在省城念大学。那是他最骄傲的事，谁跟他提起闺女，他脸上那道刀刻一样的皱纹就会舒展开，掏出兜里那张折叠得方方正正的照片给人看。照片上是个扎马尾的姑娘，穿着白衬衫，站在校门口笑。

“你闺女有出息啊，大学生。”别人这么说。

老周头就咧嘴笑，露出一颗缺了的门牙。那颗牙是有一年冬天糖稀太烫溅到嘴上，他一激灵咬掉的。

那是九六年的秋天，具体哪天记不清了，只记得电影院门口的海报换成了《离开雷锋的日子》，街上有人开始穿皮夹克，卖烟卷的老赵弄了个扩音喇叭，成天放那英的《雾里看花》。

那天下午三四点钟，老周头刚熬好一锅糖，正把串好的山楂往糖稀里滚。他做糖葫芦有个讲究，必须现做现卖，放久了的糖会回潮，不脆了。所以每天下午他就在摊子后面支个小煤炉，锅架在上面，糖稀咕嘟咕嘟冒着泡，香味能飘半条街。

一辆黑色桑塔纳停在了路边。

在那个年代，桑塔纳可不是一般的车。小城路上跑的最多的是拖拉机、面包车，还有拉客的“黄面的”。黑色桑塔纳，那是当官的和做生意的才开得起的。

车门开了，下来一个穿深色夹克的男人，四十来岁，梳着大背头，皮鞋锃亮。他身后跟着两个人，一个夹着公文包，一个提着塑料袋，看着像跟班。

男人径直朝老周头的摊子走过来。

老周头正在忙活，没抬头。他以为是来买糖葫芦的，伸手去够纸袋——他习惯把做好的插在草靶子上，有人要就取下来用纸袋套好。

“你是周德茂？”男人开口了，声音不大，但硬邦邦的，像石头砸在地上。

老周头愣了一下。周德茂这个名字，好久没人叫了。街上的人都叫他老周头，或者糖葫芦老周，知道他全名的不多。他抬起头，眯着眼看面前这个男人，认了几秒钟，没认出来。

“是。”他点了下头，嗓子眼里挤出一个字。

男人盯着他看了两秒钟，突然抬手，一巴掌扇在他脸上。

那一巴掌很重，老周头整个人往旁边歪了一下，手撑在煤炉边上的铁皮上，烫了一下，缩回来。他站稳了，捂着脸，眼睛里全是茫然。

街上的人一下子停了。

卖瓜子的老刘正给一个顾客称秤，手停在半空，秤砣晃来晃去。卖烟卷的老赵把扩音喇叭关了，《雾里看花》唱到一半，戛然而止。几个路过的行人停下来，站在不远处看着，没人上前。

“你还认得我吗？”男人的声音大了些，带着一种压了很久终于爆发出来的狠劲。

老周头仔细看着他的脸，看了好几秒，眼神从茫然变成惊恐，然后变成一种很复杂的东西——像是愧疚，又像是害怕，嘴唇哆嗦了两下，没说出话来。

“不认得了？”男人冷笑了一声，又一巴掌扇过去。这一巴掌比刚才还重，老周头的嘴角裂了，渗出一丝血。

“大哥……”后面那个提塑料袋的跟班小声说了一句，像是想劝，但男人回头瞪了一眼，跟班立刻闭了嘴。

老周头没有躲，也没有还手。他就那么站着，手垂在身体两侧，指缝间还粘着没洗掉的糖渣子，在阳光下亮晶晶的。他的嘴角在流血，一滴血滴在蓝布褂子的前襟上，洇开一小片。

第三巴掌。

这一巴掌把老周头打得坐到了地上。草靶子倒在一旁，几串糖葫芦滚落出来，沾了灰。那个装糖稀的铁锅歪了，糖稀慢慢流出来，在水泥地上凝成琥珀色的一摊。

街上围观的人多了起来，七八个，十来个，都站在两三米外，没人靠近，也没人说话。那个年代，小城的人还不习惯“见义勇为”这个词，更习惯的是“少管闲事”。但所有人都在看着，眼神里有不解，有愤怒，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看一场跟自己无关的戏。

男人站在老周头面前，喘着粗气。他的脸涨得通红，拳头攥得紧紧的，指关节发白。他身后那个夹公文包的跟班终于开口了：“厂长，差不多了，街上人多。”

厂长。原来是个厂长。

九十年代的厂长，那可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管着几百号工人，手里握着物资调拨的权力，走到哪里都有人递烟倒茶。这样的人当街打一个卖糖葫芦的老头，旁边的人更不敢管了。

老周头从地上慢慢爬起来，膝盖上全是灰。他抬手擦了擦嘴角的血，那只手在发抖，但不是因为害怕，倒像是什么陈年的东西终于被翻出来了，压不住了。

他抬起头，看着那个男人，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见：“你是……小军？”

男人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不是感动，是恨。

“你终于认出我了？”男人的声音抖了一下，但马上又硬起来，“二十年了，周德茂，二十年了。你知道我妈这些年怎么过的吗？”

老周头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你走了就没回来过，一封信都没有。”男人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但他很快用袖子擦掉，好像觉得在这么多人面前哭很丢人，“我妈一个人拉扯我，在砖瓦厂搬砖，手磨得全是血泡。她生病的时候，我十二岁，去医院给她拿药，医生说欠的钱先还了才能再开药，我从医院走回家，走了四十分钟，一路走一路哭。”

他说到这里，声音哽住了，停了片刻，又硬撑着说下去：“后来她走了，走的时候还跟我说，你爸不是坏人，他就是命苦。她到死都在替你说话。”

老周头的身体晃了一下，像那棵被风吹了太久的枯树，终于撑不住了。他慢慢蹲下去，蹲在那摊凝固的糖稀旁边，两只手捂着脸，肩膀一耸一耸的，没有声音。他哭不出声来，他的嗓子不允许。

街上更安静了。风吹过来，把老赵摊上的报纸吹翻了几页，哗啦哗啦响。

刚才那些围观的人，有些大概听明白了，有些没听明白，但都站在原地，表情变了。卖瓜子的老刘放下秤，走过来，把老周头掉在地上的几串糖葫芦捡起来，用嘴吹了吹灰，插回草靶子上。卖烟卷的老赵重新打开扩音喇叭，没放歌，对着喇叭说了一句：“都散了散了，没啥好看的。”

但那几个跟班没散，那个厂长也没走。

他站在老周头面前，胸口剧烈起伏着，像是一口气憋了二十年，今天终于吐出来了，但又没吐干净。他看着蹲在地上捂着脸的老人，那个人的头发已经全白了，脊背弯得像一张弓，手上全是裂口和糖渣子。

“你站起来。”他说。

老周头没动。

“我叫你站起来！”他声音又大了。

老周头慢慢站起来，手从脸上放下来。他的眼睛红得像兔子，但没有眼泪了，大概是年纪大了，泪腺也干了。他看着面前这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努力想从他脸上找到那个孩子的影子——圆脸，大眼睛，喜欢追在他身后喊“爸爸抱”的那个孩子。

“小军，”他说，“爸对不起你。”

那声“爸”一出口，厂长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他咬着嘴唇，嘴唇咬得发白，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他身后那个提塑料袋的跟班赶紧从塑料袋里掏出一包纸巾递过来，他一把推开，用手背狠狠擦了一下眼睛。

“你对不起的不是我，”他的声音终于软下来一些，但还是带着一股拧着劲的委屈，“你对不起的是我妈。她等了你十五年，最后医生说没得治了，她才同意签字离婚。到死她户口本上还是已婚，配偶栏写的是你的名字。”

老周头嘴唇哆嗦着，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街角卖混沌的老陈头端了一碗热水过来，递到老周头手里，看了那个厂长一眼，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还是没开口，转身回去了。

厂长站在那里，好像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回头看了一眼跟班，跟班小声说：“厂长，要不先回去？”他没理，转过来又看着老周头。

“你现在卖这个，”他指了指草靶子上的糖葫芦，“能挣几个钱？”

老周头没说话。

“我闺女在省城上大学，”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小得像蚊子叫，“要交学费。”

厂长盯着他看了很久，嘴唇动了几次，像是想说什么狠话，但最后什么都没说出来。他从夹克内兜里掏出一个皮夹子，抽出厚厚一沓钱，数都没数，塞到老周头手里。

“拿着。”

老周头低头看着那沓钱，没接。他的手缩在袖子里，只露出几根裹着胶布的手指头。

“拿着！”厂长的声音又大了，但这次不是吼，是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命令，又像是哀求。

老周头摇摇头：“我不要你的钱。”

“这不是给你的，”厂长说，“是给她的。你不是说闺女上大学吗？算我当哥的，给妹妹的。”

他把钱塞进老周头的褂子口袋里，转身就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没回头，就那么背对着老周头站了几秒钟。

“你要是有良心，”他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回去给我妈坟前磕个头。”

他拉开车门，坐进去，车门“砰”的一声关上。桑塔纳发动了，排气管喷出一股白烟，慢慢开出去，拐过街角，不见了。

街上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老刘继续卖他的瓜子，老赵打开了扩音喇叭，《雾里看花》又从断掉的地方接着唱起来——“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

老周头蹲在地上，把那锅歪倒的糖稀慢慢收拾起来。铁锅裂了一条缝，不能用了，他把锅放在一边，把还能用的竹签子一根根捡回来。草靶子倒了，他扶起来，把滚落的糖葫芦一根根插回去，沾了灰的，他用袖子擦了擦，插在最外面，想着待会儿送给路过的小孩。

围观的人散了。有个年轻女人走之前，悄悄在摊子上放了两块钱，拿了一串糖葫芦，没等他找钱就走了。

天快黑的时候，电影院门口的灯亮起来，花花绿绿的，照在老周头的摊子上。他又重新熬了一锅糖，糖稀在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香味又飘了半条街。

有人来买糖葫芦，他就取一根，用纸袋套好，递过去，比划一下手指头。五毛钱。不涨价。

那天晚上收摊的时候，老刘过来帮他搬煤炉子。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老刘说：“那人是你在外头的儿子？”

老周头没点头也没摇头，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放在手心里看了看。那沓钱，有五十的，有十块的，还有两张一百的，叠得整整齐齐，用皮筋扎着。

他数了数，一千三百块。

他把钱重新装进口袋，背起草靶子，拎着裂了缝的铁锅，慢慢往出租屋的方向走。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影子一晃一晃的，像他手里那根歪了的竹签子。

第二天，老周头还在电影院门口卖糖葫芦。

他的嘴角还有一道结痂的伤疤，蓝布褂子前襟上那个血点没洗掉，变成了一小块暗红色的印子。他还是不爱说话，还是会在每串糖葫芦上多串两颗山楂，还是会把有点软的那颗塞给旁边的小孩。

有人问他昨天那个事，他摇摇头，不说。

只是从那以后，他收摊的时候，总会往东边望一眼。东边是出城的方向，往东走二十里，有个村子，村子后面有片山坡，山坡上埋着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一个人。

他一直没去磕那个头。

不是不想去，是不敢。

他怕自己跪在那个坟前，连一声“对不起”都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