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追求精确”的五个错误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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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奥派经济学）

我们从小被教育要“精益求精”，要警惕“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要在每个细节上倾注大量精力以做到最好，并且一直认为，追求精确就是交出一套标准答案、就是在细节上的完善和打磨。

但是，“追求精确”真的和我们理解的一样吗？还是我们对它的认知，只是来自于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对我们的规范和限制？

实际上，面对日常生活中的诸多熟悉概念，我们也只是新版的坐井观天。“精确”这一日常概念也是如此，生活中我们对“追求精确”的理解，其实有很多偏狭。

对于“追求精确”，常常会有以下五个错误认知。

1. “追求精确”不是细节上的计算与控制，而是人类智力加速逼近极限的冒险

“追求精确”不只是关于细节，也不仅仅涉及制造业，它有关于整个世界的各个不同领域：量子时钟、GPS定位、纳米级芯片制造...这些内容，从科学理论、到技术发明、再到精密制造，都与追求精确相关。

当今世界，人与人、企业与企业、国与国之间的差距，将不再是“数量”的差距，而是“数量级”的差距，这种差距一旦形成，只会越拉越大，很难再追赶。

2. “追求精确”不仅是术，也是道，更是价值观

曾经我们以为：技术是体用之辩中的“用”，道与术之争中的“术”。诚然，技术的实现和应用都是在具体的层面。但是，这些具体的内容，需要相应的文化和制度的支持，才会出现。

而且，“机床+蒸汽机”所开启的精密制造的诞生，电气革命、通信革命，第三次科技革命，这些科技上具体的突破，都带给了我们新的生产组织方式，进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

就像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一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又是相互影响的”——技术文明与相关的制度、思想，从来不是独自运行的。“追求精确”不仅是术，也是道，更是价值观。

3. “追求精确”的验证：“东西方大分流”绝非历史偶然

科学界、思想界有一个著名的“李约瑟之问”：管理、统治制度设计精良、文化早熟的东方，为何没有诞生现代文明？并以18世纪工业革命在西方的爆发为界，东西方世界出现了大分流？

这一问题，史学界早有定论。通过对“追求精确”的历史考察，更加验证了东西方大分流，绝非某个历史瞬间的偶然事件，而是从秦始皇统一六国那一刻，甚至更早的春秋战国时代，由东西方各自的文化、历史特质所注定的。

“追求精确”的精神内核——追求科学、崇尚理性的“科学理性精神”，是形成分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由此可见，“追求精确”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平常的理解。

4. “追求精确”的天才，不是被计划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

“精确”的结果，无疑不是天才、疯子与狂徒，用天赋、激情、冒险、想象力创造出来的。但天才常常不合时宜，甚至有严重的性格缺陷或道德瑕疵。

我们常常期待有更多的天才出现，带领人类走出现在科学进步放缓和停滞的阶段；可是另外一方面，人性、制度、文化又会对这些天才施加规训，把他们变成规范的样子，这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扼杀他们。

想要有更多的天才问世，我们唯一能做的不是计划、培养天才；而是要在法律的限度之上，减少社会和文化对他们的戕害。

5. 越“追求精确”，越要警惕“理性”过度与泛滥

既然在正确的领域“追求精确”有如此必要，那我们要在“追求精确”的路上一往无前、将“追求精确”这个指标作为唯一标准吗？

英国学者西蒙·温切斯特最新力作《追求精确》一书最后一章，作者从历史学家、精密制造先行者的角色，切换到思想家的身份，大谈“均衡的必要性”，他清醒地意识到：精确终有极限，一旦超过极限，必遭反噬。

这一洞察，不但拔高了全书，更引出一个更重要、更永恒的问题：承认理性的有限性，才是最高级的理性，才能减少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和灾难——技术越发达，理性越膨胀，越需要兼顾人文与信仰。

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随着我们主动拥抱人类科技文明的成果，以及“中国制造”的崛起，“追求精确”逐渐落地为各种各样的标准、规则，以及从机械制造、土木工程到互联网各个领域的工程师文化、匠人文化。

但是，无论是芯片卡脖子，还是精密机床、医疗设备主要靠进口的现实，我们实际上在“追求精确”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西蒙·温切斯特刚出版的这本《追求精确》，无疑为“中国制造”和“中国智造”指出了问题所在与方向指引，以至于2023年6月15日西蒙在参访中国精密制造龙头企业华为时，任正非对他说：“你的这本书写得很好，对中国的工业会有很好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