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事崛起全靠叶利钦？他到底为我国做了什么，竟值一吨大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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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利钦，这位在本国口碑两极分化的俄罗斯总统，在中国军事发展上，却意外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

被休克疗法折腾得元气大伤、急着变现军工遗产的俄罗斯，另一个是被西方封锁、军备水平偏低、又急着补课的中国。

这位俄罗斯总统究竟做了什么？

俄罗斯为何愿意“打开武器库”

二战刚结束的时候，世界舞台是美国和苏联两家最硬气。冷战一路走下来，核武器竞赛、军备扩张，谁都不肯先低头。

上世纪五十年代，美苏先后搞出了氢弹，威力比原子弹大得多，军备竞赛升级，国际形势长期绷着一根弦。

到了七十年代，苏联在导弹和航天上走在前面，1970年代中期成功将多颗卫星送入太空，外界普遍认为苏联有能力把导弹精确投射到远距离目标，这让美国一点都不敢掉以轻心。

这时候，双方都明白，真要打起来，结果大概率是“同归于尽”，谁也占不到便宜。

于是谈判桌慢慢搬上来了，从限制核试验到削减核武器，一轮轮谈判谈下来，《有限核试验禁止条约》之类的协议陆续签署，目的很简单：把核大战的概率压下去。

可枪炮压下去，矛盾并没有消失。苏联后来在阿富汗用兵，美国则用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等方式施压，冷战的火药味并没有淡多少。

真正的拐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苏联经济长期疲软，军费负担沉重，改革推了一半，计划经济没有彻底退场，市场经济又没立得住，内部问题越来越多。

1991年前后，中央控制力明显下降，加盟共和国纷纷闹独立，戈尔巴乔夫权威受损已是既成事实。

就在这个大背景下，俄罗斯联邦从苏联的躯壳里“剥离”出来，叶利钦成为新俄罗斯的总统。他选择了一条非常激进的路：把西方当成样板，快速搞市场化改革。

简单说，就是那一套后来被不断提及的“休克疗法”——价格放开、大规模私有化、削减补贴，一下子把过去几十年维持经济运行的旧框架拆掉，希望用短痛换长安。

现实却很残酷。九十年代的俄罗斯经历了一场比肩大萧条的经济下滑，据研究机构统计，1990年代整整十年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累计跌去了大约四成，通胀一度飙升到年化上千个百分点，很多工厂发不出工资，大批人失业，社会不满情绪高涨。

资金从哪来？一开始，美国和国际金融机构给了一些援助，但规模有限，而且附带不少条件。

等到俄罗斯经济问题暴露得越来越多，政治斗争又越来越乱，外部资金的热情明显降温，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对俄罗斯的大额援助趋于谨慎，俄罗斯争取大规模贷款的难度越来越大。

这时候，叶利钦手上还有什么能快速变现的？一个很现实的选项，就是苏联时期留下的那套庞大军工库存。

冷战几十年，苏联砸了巨额资源在坦克、装甲车、舰艇、飞机上。

研究数据显示，苏军曾拥有数量巨大的坦克和装甲车辆，苏联解体后，这些装备大部分落到俄罗斯手里，但国内订单锐减，军工企业开工不足，很多厂子在吃老本。

对当时的俄罗斯来说，一边是财政捉襟见肘，一边是仓库里大批压着的军工资产，把军火出口做起来，几乎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俄罗斯迅速恢复了自己作为全球主要武器出口国的地位，公开资料显示，自1994年起，俄罗斯的主要军贸对象就是中国和印度，当时对华对印军售占到了俄罗斯军火出口的相当大比例。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进入了俄罗斯军火商的视野。

对俄罗斯来说，把武器卖给需要的买家，可以解决现金流问题，还能维持军工体系的基本运转；对中国来说，这恰好提供了一条突破技术封锁、快速补足装备短板的通道。双方需求高度对接，合作自然就走得很快。

九十年代初期，中俄关系从历史低点开始回升。1991年，中方与苏方先签署东段边界协议，随后又与新成立的俄罗斯就边境地区军力互信、裁军等问题达成共识，为后续军事合作打下基础。

1992年，叶利钦首次以俄罗斯总统身份访问北京，双方确认在军事技术领域开展合作，公开资料显示，当年两国签署了多项军技合作文件，其中包括苏-27战斗机的采购和后续许可生产安排。

有学者统计，仅1992年，俄罗斯对华军事技术出口就达到十多亿美元规模。

此后几年里，叶利钦又多次访华，军售和军技合作一直是会谈的重点方向。在俄方公开表态中，多次强调愿意在合理范围内向中方提供先进常规装备，并在许可生产、技术服务等方面给予支持。

中俄军贸带来了什么

冷战后期，中国军队的整体装备水平用一句大白话概括，就是“能打，但不好打”。

前面几十年，中国经历了长期战争和封锁，工业基础薄弱，重型装备数量不多，主力战机总体还是早期技术路线，电子设备、精确打击手段和世界一流国家差了一大截。

国内军工在努努力，钱也在往里砸，但受制于技术封锁，想自己啃硬骨头，需要的时间很长。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现实需求很明确：一是尽快把一线部队换装到一个相对现代的水平，至少不能在空军、海军上被人完全压着打；二是借助外部合作，把关键技术“拉一把”，让自己的军工体系少走弯路，尽早形成完整链条。

俄方在九十年代初做出的一个重要决定，就是愿意向中国出售当时比较先进的苏-27系列战斗机。

资料显示，中俄在1991年达成首批苏-27合同，1992年前后开始交付，首批共26架，包括单座和双座型号。这批战机的引进，让中国空军一下从第三代机“缺口期”迈进了一个全新的台阶。

苏-27本身并不是简单“买来就飞”的产品，它背后牵扯到飞控系统、发动机、武器挂载、地勤保障等一整套体系。

通过引进整机、配套设备和培训服务，中国一方面补上了远程制空战机的空白，另一方面也借此系统性接触了当时俄式三代机的技术路径。

随后，中俄又在苏-27基础上开展许可生产合作，中方通过合资生产线掌握了更多制造和装配环节的经验。外界研究普遍认为，这一阶段的合作，为后续中国自主研制新一代战机提供了重要技术积累和工程实践平台。

陆军火力方面，中俄在远程火箭炮、自行火炮等领域也有实打实的合作。通过成套装备引进和技术服务，中国在火箭炮射程、精度和装填效率上实现了跨越式提升，后续出现的多型国产远程火箭炮，都能看到技术思路上的传承与再创新。

相关研究认为，中国在九十年代后期已经能够在多管火箭系统上实现大范围国产化，部分性能指标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客观地看，苏联解体、俄罗斯经济休克，是内部长期积累矛盾叠加外部环境变化的综合结果；叶利钦选择大规模对华军售，是在财政困难、军工企业急需订单的前提下，做出的现实决策。

对中国来说，当时的选择同样现实：西方关上大门，那就从愿意合作的一方拿到需要的装备和技术，再想办法转化成自己的能力。

所以，与其说叶利钦“成就”了中国军工，不如说他在一个关键节点上，提供了一扇门，而中国自己抓住了这扇门，并且在之后几十年把这条路修成了高速公路。

没有那段合作，中国军工可能会更慢一些，但只要方向不变，早晚还是要走到今天这一步；有了那段合作，中国在时间上占了便宜，在技术路径上少绕了很多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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