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牡丹（艺坛走笔）

徐红梅

“谷雨三朝看牡丹”。这个春天，随着“花开盛世——菏泽牡丹书画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牡丹花会、文化节等相继在四川彭州、河南洛阳、山东菏泽、北京景山公园等拉开帷幕。社交媒体上，牡丹簪花、汉服巡游频频刷屏。从画卷到花园，牡丹又一次成为品赏焦点、文旅热点。

值得关注的是，“春日流量”不断转化为“经济增量”的热潮，难掩牡丹文化所面临的社会窘境：知名度极高，认知度很低；符号化极强，内涵性很浅。不少问题引人深思：为什么有人追着看牡丹，但有人觉得牡丹是“土味”审美？为什么在中国文化中牡丹被誉为“国色天香”，但“牡丹最易近俗，殆难下笔”贯穿了整个中国美术史？

答案或许在于，牡丹美学包罗万象，需要慢慢品、反复看，今人对牡丹的认知，往往被窄化了。从九大色系的缤纷斑斓，到十大花型的千姿百态；从四大名品的绝代风华，到古树牡丹的岁月沉淀；从单朵直径可达20厘米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到单株爆开三四百朵给人的心理震撼；从“天香夜染衣”的灵性韵味，到“花开时节动京城”的盛世气象……牡丹之美，远比常人所能看到的更丰富、更精微、更富有层次。

极致的美是牡丹的“表”，复合的内涵才是牡丹的“里”。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唯一兼具“庙堂之贵”与“江湖之傲”、“世俗之乐”与“风骨之雅”的物种。这种多维并存的辩证美学，并非古人的凭空臆造，而是深植于牡丹生长特性之中的文化意象——木本为“骨”，深根为“节”，晚发为“谦”，舍命为“烈”。这些特质，古人一一赋予其人格化内涵。所以牡丹从来不只是富贵花，它同梅兰竹菊一样有风骨、有品格。可惜的是，人们常常记住了杨贵妃与沉香亭的雍容，却淡忘了武则天贬牡丹的刚烈；只看到“花开富贵”的吉祥，却忽略了“舍命保花”的悲壮、“长一尺，缩八寸”的坚韧。在不少公共文化场所，牡丹的形象被简化为一个“大红花”的空壳，风骨被富贵淹没，品格被符号覆盖。

牡丹文化被符号化、浅表化，主要原因之一是过度依赖视觉传播。牡丹入画难，难在其美到几乎让画家无路可走。它的形色过于完备，花瓣繁复、色彩丰富、形态饱满，吸引着观者的全部注意力，形成了极高的审美期待，也挤压着画家的阐释空间。牡丹自身“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的高度完善性，以及复合式的美学特征，更是极大提升了创作难度——写形尚且不易，何况传神。创作者必须在画出牡丹的形神和写出笔墨的意趣之间艰难平衡。稍有不慎，便会沦为标本式的描摹，或者概念化的书写。这便是古人反复强调画牡丹最难脱俗的根本所在——“涂红抹绿，虽千花万蕊，总一形势，都无神明”。画家被牡丹的美所俘虏，难以打破审美惯性、抓住国花神韵，更难以实现艺术的个性表达、发挥绘画语言本身的独立价值。

令人欣慰的是，历朝历代不乏牡丹题材佳作传世，一些大家以超凡的才情和深厚的修养，在“无路可走”中艰难突围。徐渭以水墨写牡丹，不施粉黛，自称“富贵花将墨写神”——不要颜色，只要精神；吴昌硕以金石笔法入画，用篆籀草隶的骨力赋予牡丹朴拙厚重之气，以“金石气”压住“脂粉气”；齐白石独创“红花墨叶”制造对比，用“野”化解“艳”，用“拙”平衡“巧”，将民间审美与文人意趣熔于一炉；于非闇承宋人之法，复兴工笔重彩，致力于表现牡丹雍容华贵、富丽典雅的庙堂气象……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更好再现牡丹的美，而是用自己的艺术语言重新定义牡丹。这些成功实践启示人们，太美的物象不是不能入画，而是不能直接入画，画家必须先“消化”它，用自己的修养、性情、笔墨去超越它的完美，在超越中找到理想的表达。

今天，牡丹已从“富贵花”变为“富民花”，年轻人也正用他们的方式重新“发现”牡丹。他们不再觉得牡丹“土”，反而“很中国”。这正是牡丹回归“顶流审美”的社会基础。期待牡丹的文化传播和艺术再造早日呈现与之相适配的高级感，让繁华与风骨并存的盛世气象，通过“五感”的打开，成为人人可享的综合体验——写生、闻香、品茶、插花、听曲、美妆，其中的具身性、仪式性、审美性，将帮助人们真正理解牡丹的物性与画理，继而用当代艺术语言重新诠释牡丹，走出一条由物及魂、由古及今、由雅及众的“两创”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