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买红灯区，一个“海吉拉”的深夜自白：我卖身，但不想卖灵魂

凌晨两点的卡马提普拉

孟买的雨说下就下。

没有任何征兆。

我跟着引路的人拐进那条巷子时，天上还挂着半个月亮。但只走了不到两百步，雨水就泼下来了。像有人从楼顶往下倒。污水从两侧的明沟里漫上来，淹没了我的鞋底。空气里有腐烂的菜叶味，有廉价香水味，还有一种说不清的味道。那是人的味道，体液的味道。

卡马提普拉。亚洲最大最老的红灯区。也是无数海吉拉最后的家。

我在巷口等了四十分钟。

带路的人说她刚有客人。让我等。我站在一扇半开的铁皮门旁边，借着昏黄的路灯看墙上的东西。层层叠叠的涂鸦。宝莱坞电影的海报。公益组织的防艾宣传画。还有用马克笔写的手机号码，后面跟着“男对男”“二十四小时”之类的字。

凌晨一点五十二分。

一个男人从巷子深处走出来。他低着头，步子很快。衬衫下摆一半塞在裤腰里，一半露在外面。他经过我身边时，我闻到了廉价威士忌的味道。还有汗味。他没有看我。

两分钟后，带路的人从黑暗里探出半个身子。她朝我招了招手。

我跟着她走进一条更窄的支巷。两侧的房子几乎贴在一起。头顶全是电线和晾晒的衣物。雨水顺着塑料棚的缝隙滴下来，打在铁皮屋顶上。声音很密，很闷，像有人在敲鼓。

她在第三扇门前停下来。敲了两下。停顿三秒。又敲了两下。

门开了。

走廊的灯光昏黄得像快要熄灭的蜡烛。一个年轻女人站在门框里。她穿着亮橙色的纱丽，妆化得很浓。眼圈画得很重，嘴唇是暗红色的。但红色已经开始褪了，露出底下干裂的唇纹。她的头发湿漉漉的。不知道是被雨淋的，还是刚洗过。

“进来吧。”她说。

她的声音比我想的要低沉。但很柔和。

她叫普丽雅。她后来告诉我，普丽雅不是她出生时的名字。是她自己取的。意思是“被爱的人”。

“因为我这辈子最缺的东西，就是爱。”她说。

房间大约六平方米。一张床垫占了三分之二。床垫上铺着褪色的床单。旁边有一个塑料水桶，桶沿上搭着一条灰毛巾。墙上钉着几根钉子，挂着三四件纱丽。粉红的，宝蓝的，翠绿的。角落里有一个塑料梳妆台。镜子裂了一道缝。台面上散着口红、粉饼、几瓶激素药片，还有一包打开的避孕套。

没有窗户。唯一的通风口是门上方的几道铁格栅。

“坐吧。”她指了指床垫一角。

她自己盘腿坐在对面。从床垫下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燃。

第一口烟吐出来的时候，她整个人像是松了弦。肩膀塌下去。眼睛微微眯起。

“你来得正好。”她冲我扯了扯嘴角，“今晚我不想睡。不想做噩梦。”

我没有问她噩梦的内容。

但后来，在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渐渐明白了。那些梦里有童年老宅的门被永远关上的声音。有街上男孩们扔来的石头。有客人掐在她脖子上的手指。

“你知道吗？”她吐出一口烟，眼神空洞地望着巷口那盏忽明忽暗的路灯，“我的身体是一场战争。一场没有人看得见的战争。”

窗外响起一阵摩托车引擎的轰鸣。有人用印地语骂了一句脏话。远处有警笛声，但很快就消失了。

卡马提普拉的夜晚从来不会真正安静。

就像普丽雅的心一样。

她弹了弹烟灰，开始讲她的故事。

离家——那扇门再也没为我打开

普丽雅出生在孟买以北三百公里外的一个小城。

名字叫贾尔冈。那地方以香蕉种植和纺织业闻名。闷热，尘土飞扬。到处都是牛和摩托车。

“我父亲是个裁缝。”她说，“一辈子低着头在缝纫机后面。很少说话。我母亲生了七个孩子，我是第六个。前面五个都正常——三个男孩，两个女孩。”

她特意强调了“正常”这个词。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

“我出生的时候，接生婆喊了一声‘天哪’。我母亲后来告诉我，她以为我死了。但接生婆喊不是因为那个。是因为我的身体。同时有男性和女性的特征。”

在印度农村，双性人被认为是不祥之兆。有人说是神的惩罚。有人说是魔鬼的礼物。普丽雅的父母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听了村里长老的话，在出生证明上填了“男”。

“所以他们把我当男孩养。”普丽雅说，“给我取了个男孩的名字，叫拉维。让我穿短裤，剃短发。但我五岁的时候，就知道那不是真的。”

她记得自己第一次偷偷穿上姐姐的旧纱丽。

那年她七岁。姐姐出嫁了，留下几件穿旧的衣服。她趁家里没人，把纱丽裹在身上。站在镜子前看了很久。

“我觉得那是第一次。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觉得那个人是我。不是别人，是我。”

后来她又偷偷用母亲的口红。在眉心点了一个红点。她对着镜子笑，笑出声来。

然后母亲回来了。

“我母亲看到我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不是愤怒，是恐惧。她看着我的眼神，就像看着一条毒蛇。”

母亲打了她。用扫帚，打了很久。她没有哭。因为哭只会让母亲打得更狠。

从那以后，家里开始管她。不准碰姐姐的衣服。不准靠近母亲的化妆台。父亲把她叫到跟前，只说了一句话：“你要做个男人。这个家里不需要怪物。”

“但我做不了男人。”普丽雅说，声音很轻，“就像你让一只鸟学游泳，让一条鱼学飞翔。我做不了。”

十二岁那年，事情彻底崩了。

几个表兄把她堵在院子后面的空地上。他们听说了关于她的传闻。说她不男不女。说她是个“海吉拉”。他们想亲眼看看。

“他们扒了我的裤子。四个表兄，最大的十六岁，最小的九岁。他们把我按在地上，让全村的人看我的身体。”

她停顿了很久。

烟烧到了手指。她没有察觉。她猛地缩回手，把烟蒂扔在地上踩灭。然后又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点上。

“然后他们开始笑。笑完之后，他们告诉所有人，说我是个‘查金卡’。就是太监，人妖，怪物。我跑了。跑回家，把门锁上，躲在床底下。”

但那件事之后，整个村子都知道了。人们开始在街上朝她扔石头。孩子们追着她喊“海吉拉，海吉拉”。有一次，一个男人在市场上当众扇了她一巴掌。说她不男不女的样子会给他家带来厄运。

她父亲没有为她说过一句话。

“有一天，他把我叫到门口。”普丽雅说，“他站在门槛里面，我站在门槛外面。他说：‘你走吧。你已经不是我的孩子了。’我说：‘爸爸，求求你，我改。我什么都改。’他说：‘你改不了的。你生下来就是错的。’”

那天晚上下着雨。和孟买今晚的雨一样大。

“我站在门口敲了一个多小时的门。我听到里面母亲在哭，父亲在吼。门始终没有开。”

她十三岁。没有钱。没有食物。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去。

“我走了一整夜。沿着公路往南走。天亮的时候，我到了一座桥下面。蜷缩在那里，像一条狗一样睡着了。”

遇见古鲁——第一个说我“不是怪物”的人

普丽雅在街头流浪了将近两年。

她去过苏拉特。去过艾哈迈达巴德。最后被一个卡车司机带到了苏拉特，然后他给她买了到孟买的火车票。

“那个司机没有碰我。”她说，“他只是觉得我可怜。他把我送到孟买中央火车站，然后走了。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孟买中央火车站是这座城市最繁忙的交通枢纽。每天有数十万人从这里经过。普丽雅在那里睡了三个月。白天翻垃圾桶找食物。晚上躲在候车大厅的角落里。

“有一个老太太经常给我吃的。她是卖茶的小贩，每天收摊的时候会把剩下的炸面饼给我。她是我在孟买遇到的第一个好人。”

但好人无法改变她的处境。她瘦得皮包骨头。头发打结。身上长满了疥疮。她开始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然后我遇到了拉吉古鲁。”

拉吉古鲁是一个海吉拉社群的长者。五十多岁。穿着深红色的纱丽，戴着一副金边眼镜。她在火车站物色流浪的男孩。那些身体和性别特征模糊的孩子。那些被家庭抛弃的孩子。

“她走到我面前，蹲下来，看着我的眼睛。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不是怪物。你是巴胡查拉·玛塔女神祝福过的孩子。’”

巴胡查拉·玛塔是海吉拉社群信仰的女神。传说她保佑那些不男不女的人，赐予她们特殊的力量。

“我当时不知道巴胡查拉·玛塔是谁。但她说‘你不是怪物’的时候，我哭了。我哭了整整一个小时。那是第一次有人告诉我，我不是怪物。”

拉吉古鲁带她去了海吉拉社群的“家庭”。一个位于孟买北部郊区的老旧公寓。那里住着二十多个海吉拉。从十几岁到六十多岁都有。

“她们给我洗澡，给我涂药膏，给我穿上了纱丽。我第一次穿上纱丽的时候，所有人都在鼓掌。拉吉古鲁说：‘你看，你天生就是为纱丽而生的。’”

那一天，她给自己取了名字。

普丽雅。被爱的人。

“因为从小到大，没有人爱过我。我想，如果我给自己取一个这样的名字，也许有一天，它会变成真的。”

海吉拉社群有一个严格的师徒制度。每个新人都要拜一个“古鲁”为师。古鲁负责照顾她，教她规矩，帮她找到生存的方式。作为回报，新人要把收入的一部分交给古鲁。

“拉吉古鲁是我的古鲁。她很严厉，但她从不打我们。她说：‘外面的人会打你们，但在这个家里，你们是女王。’”

普丽雅学会了海吉拉的传统技能。在新生儿出生和婚礼庆典上唱歌跳舞。赐福给那些愿意给钱的人。

“以前人们相信海吉拉的祝福能带来好运，诅咒会带来灾祸。所以我们去人家门口唱歌，他们就会给钱。不给钱的话，我们就唱歌唱到他们给。很多人怕我们的诅咒，所以会给。”

但那是以前。

赐福与乞讨——传统正在死去

普丽雅告诉我，海吉拉的赐福传统正在消亡。

“现在的年轻人不信这些了。他们觉得我们是乞丐，是讨厌鬼。以前人们至少怕我们，现在他们什么都不怕了。”

她描述了一次赐福的经历。

她和几个姐妹去一个新婚夫妇的家门口唱歌。她们穿着最好的纱丽，化了浓妆。敲着手鼓，唱传统的祝福歌曲。

“那个新郎出来，给了我们十卢比。不到一块钱人民币。姐妹说太少了，我们继续唱。然后新郎的哥哥出来，朝我们泼了一盆脏水。骂我们是‘垃圾’，叫我们滚。”

这样的事情越来越频繁。

赐福的收入越来越少。不足以养活一个二十多人的海吉拉家庭。

“拉吉古鲁老了，身体不好。家里需要钱。姐妹们有的去乞讨，有的去做……那种事。”

“那种事”，就是卖淫。

普丽雅说，她不想做这一行。她挣扎了很久。

“我是巴胡查拉·玛塔的信徒。做这种事是对女神的亵渎。但如果不做，我会饿死。姐妹们也会饿死。”

她二十一岁那年，第一次接了客人。

“那个男人是个市场里的搬运工。五十多岁，浑身汗味。他给了我两百卢比。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他走以后，我吐了。我把两百卢比攥在手里，哭了很久。”

“但我告诉自己，这是为了活下去。只要灵魂还在，身体可以被偷走，但灵魂不行。”

从那以后，她搬到了卡马提普拉。这里房租便宜，客源稳定。拉吉古鲁一开始反对，但后来也默许了。因为普丽雅每个月都会把一半的收入寄回给古鲁。帮助家里其他姐妹。

“我恨这里的每一条巷子，每一面墙，每一盏灯。但这里是我的家。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夜与日——性工作者的日常

我问普丽雅，一天是怎么过的。

她想了想。

“没有‘一天’。只有‘夜’和‘日’。夜是工作，日是睡觉。有时候夜和日分不清。”

她通常下午五点起床。洗澡，用冷水——房间里没有热水器。然后化妆，选一件干净的纱丽穿上。

“穿得鲜艳一点，客人才会选你。”

六点左右，她开始站在巷子里。或者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

“你不能一直站着，警察会来。也不能坐着，客人看不到你。你要在站和坐之间，在合法和非法之间，在自尊和屈辱之间，找到一条缝。”

她的客人大部分是底层的体力劳动者。卡车司机。退休的老人。偶尔也有穿衬衫的上班族。

“价格是三百卢比一次。有时候客人砍价，两百也做。但低于两百就不行了。我会觉得连自己的身体都不值两百块，那太悲哀了。”

她告诉我，不同的客人有不同的习惯。

“有的很快。进来，脱衣服，完事，走人。全程不说话。有的很慢。他们要摸你，亲你，说很难听的话。有的喝醉了，会打人。有的……很温柔。”

她沉默了一会儿。

“有一个中年男人。每个月第三个星期六来找我。他从来不做那种事。他进来，坐在床垫上，把头埋在我的膝盖上，哭。他哭很久。哭完，放下两百卢比，走了。他从来没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哭。但每次他哭的时候，我也会想哭。”

我问她，有没有遇到过让她害怕的客人。

“有。很多。”

她说有一次，一个喝醉的男人掐住了她的脖子。

“他的手很粗，像铁钳一样。我喘不过气来，眼前发黑。我以为我要死了。后来他松手了，因为他忽然尿急，去上厕所了。我趁他上厕所，跑了出去。”

她没有报警。从来没有。

“警察？警察比客人还可怕。”

她告诉我，卡马提普拉的警察经常来“检查”。所谓检查，就是索贿。

“他们要钱。不给就威胁逮捕你。海吉拉在警察局里是什么待遇，你知道吗？他们会把你关在男犯人的牢房里。那些男犯人会对我们做什么，你想都不敢想。”

2014年，印度最高法院承认第三性别。

普丽雅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这条巷子里被一个醉酒的客人扇耳光。

“法官大人说我是合法的了。”她笑了一下。笑声很轻，像风干的树叶。“但打我的人不在乎。警察不在乎。医院里的人不在乎。我拿着那张写着‘O’的身份证，去政府医院看病。护士看到性别栏写‘其他’，当着所有人的面问我：‘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到底是什么东西。”她重复了一遍这句话。

“我不是东西。我是人。但没有人看得到。”

姐妹——唯一的家人

普丽雅说，她这辈子最亲的人，不是父母，不是兄弟姐妹。

是海吉拉社群里的姐妹们。

“她们知道你的痛苦。因为她们也经历过一模一样的痛苦。你不用解释。”

她给我讲了迪娅的故事。

迪娅比她大两岁。来自南部卡纳塔克邦的一个小村庄。和普丽雅一样，她因为性别身份被家庭抛弃，被海吉拉社群收养。

“迪娅是舞者。她跳舞的时候，所有人都以为她是电影明星。她的腰那么软，手那么好看，眼睛会说话。”

迪娅不做性工作。她只乞讨和赐福。

“她说她宁愿饿死，也不让男人碰她的身体。”

但去年，迪娅死了。

“她在街头乞讨的时候，几个男孩朝她扔石头。骂她‘海吉拉’、‘人妖’、‘查金卡’。她跑，他们追。她摔倒在水沟里，后脑勺磕在水泥板上。等我们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不会说话了。”

普丽雅说，迪娅在医院躺了三天才死。

“第一天，她还能睁开眼睛。第二天，她一直在流口水，不说话。第三天早上，她的呼吸越来越慢，然后……停了。”

没有人来调查。没有警察来问话。没有记者来采访。

“我们报了警。警察说这是‘意外’，说那几个男孩‘不懂事’，让我们不要追究。我们去警察局闹，警察把我们关了一夜。第二天放出来的时候说：‘再闹就把你们都抓起来，以妨害公务罪。’”

海吉拉姐妹们凑了钱，给迪娅办了一个简单的葬礼。火化。骨灰撒在了阿拉伯海里。

“她活着的时候没有人尊重她。死了，也没有人在乎。只有我们记得她。”

普丽雅说到迪娅的时候，没有哭。

“眼泪流干了。”她说，“我现在流的只有血。”

除了迪娅，普丽雅还有其他姐妹。

妮塔，三十四岁，是家里的“大姐”，负责管理日常开销。索娜，十九岁，刚加入社群不到一年，还不太会化妆，每天晚上都在哭。拉吉古鲁，六十一岁，身体越来越差，已经很少出门了。

“拉吉古鲁最近一直在咳嗽。”普丽雅说，“她没钱看医生。我们也没钱。有时候我觉得，她可能撑不过今年了。”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指。

“如果拉吉古鲁死了，我不知道这个家还能不能撑下去。她是我们的根。没有根，叶子都会散的。”

伤疤——来自一个醉汉的礼物

我注意到，普丽雅的左小臂上有一个伤疤。

那条疤痕长约五厘米，已经发白，但依然清晰可见。

我问她是怎么来的。

她低头看了看，用手指摸了摸那道疤。

“客人咬的。”她说，“一个喝醉的客人。他进来的时候就已经站不稳了。我本来不想接他，但他把钱扔在地上，两百卢比。我需要那两百卢比。”

“他咬我的时候，我尖叫了一声。他咬得更狠了。血从胳膊上流下来，滴在床单上。完事以后他倒头就睡，打呼噜。我坐在床垫边上，看着自己的胳膊，看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他醒了，看到我胳膊上的伤，说了句‘对不起’，然后走了。再也没有来过。”

“我没有去缝针。没有钱。伤口自己长好的，就留下了这道疤。”

她笑了笑，那笑容很淡。

“每个姐妹身上都有疤。有的是客人留下的，有的是街上的人打的，有的是小时候家里人打的。这道疤不算什么。”

希望——那一点点光

我问普丽雅，对未来有什么期待。

她沉默了很久。

巷子外面传来摩托车的声音和叫骂声。凌晨四点的卡马提普拉，永远有人在醒着受苦。

“我想开一家小店。”她终于说，“卖点零食、饮料、香烟什么的。不用大，能遮风挡雨就行。这样我就不用再躺在那张床垫上等客人了。”

她顿了顿。

“我想被人叫‘普丽雅’。不是‘海吉拉’，不是‘人妖’，不是‘那个东西’。就是‘普丽雅’。”

她告诉我，有几个年轻的姐妹正在尝试学习缝纫和美发。

“我们有一个姐妹叫卡维塔。她在一家美容院学了三个月的手艺。她剪头发剪得很好，比外面那些理发店还好。但美容院老板知道她是海吉拉之后，把她赶走了。老板说客人会害怕。”

“所以我们想，能不能自己开一个小店？姐妹们一起，你剪头发，我化妆，她做美甲。我们不只会在街上唱歌跳舞。我们也可以工作，可以交税，可以做一个普通人。”

“但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张写着‘第三性别’的身份证。我们需要有人愿意给我们一个机会。一个机会，就一次。”

她又提到一个人——加亚特里。

加亚特里是普丽雅在社群里的另一个姐妹。比她小两岁。加亚特里不一样。她聪明，爱读书。

“加亚特里是我们家里唯一一个上过高中的人。她离开家的时候已经十六岁了，比我们都大。她读书很好。拉吉古鲁说，‘你一定要继续读书’。所以她白天上学，晚上和我们一起乞讨。”

“后来她考上了大学。孟买大学的，社会学系。她是海吉拉社群里面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普丽雅说起加亚特里的时候，眼睛里有光。

“加亚特里现在在一个非政府组织工作，帮助那些刚离开家的海吉拉孩子。她给我们家里寄钱，每个月都寄。她说她这辈子要做的事情，就是让更多的海吉拉能读书，能工作，能像正常人一样活着。”

“每次想到加亚特里，我就觉得还有希望。不是因为我也有希望上大学——我没有那个脑子。是因为如果她能做到，就说明我们不是天生就该在这条巷子里腐烂的。”

她掐灭了烟头，看着墙上那条裂缝。

“也许有一天，我能攒够钱，开一家小店。店名叫‘普丽雅的店’。门口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本店店主是海吉拉。但我们卖的是好货，不是厄运。’”

她笑了。

这是她今晚第一次真正地笑。

深夜独白——如果明天我不在了

烟抽完了。

雨停了。

窗外开始有鸟叫。那种清晨特有的、稀疏的、试探性的叫声。

普丽雅站起身，走到门口，把门推开一条缝，看了看外面。

“天快亮了。”她说，“我要睡了。”

但她没有关门。她靠在门框上，回头看着我。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明天不在了，会有人找我吗？”

“姐妹们会。但她们能做什么呢？她们会哭一场，然后继续活下去。”

“警察不会。我的家人不会。那个在我膝盖上哭的中年男人，也许会在某个星期六发现我不在了。但他不会去问为什么。他只会找另一个海吉拉，把膝盖埋在她的腿上。”

她忽然问了我一个问题。

“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我最怕的不是死。我最怕的是，我死了以后，没有人知道我曾经活过。”

“没有人知道有一个叫普丽雅的人。她喜欢穿粉色的纱丽。她抽烟的时候会把烟灰弹进一个旧瓶盖里——因为怕弄脏床单。她每天早上都会对着那个裂了缝的镜子说三遍‘你很美’。她最大的梦想是开一家小店。她爱她的姐妹们。她曾经爱过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在她的膝盖上哭过。”

“没有人知道这些。他们只知道‘有一个海吉拉妓女死了’。就像死了一条流浪狗一样。”

她低下头，用手指擦了一下眼角。

我分不清那是眼泪还是困倦的泪水。

“你是记者。你写了这篇文章，也许有人会看。看了以后，也许有人会说‘真可怜’。然后他们翻到下一篇文章，忘了。”

“但我想让你记住一件事——”

她的声音在凌晨的寂静中很清晰。

“我不是一个‘问题’。我不是一个‘案例’。我不是一个‘群体’。我是一个人。一个每天早晨醒来、害怕面对今天、但依然面对了的人。”

“我卖身，但我不想卖灵魂。”

“灵魂是我唯一能带进坟墓的东西。”

天亮的时候

我离开的时候，孟买的天已经亮了。

卡马提普拉的巷子里有了早晨的动静。卖茶的小贩推着车来了。几只流浪狗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一个女人在水龙头前洗衣服，水声哗哗的。

我回头看了一眼普丽雅住的那条巷子。

她站在门口。橙色的纱丽在晨风里轻轻摆动。她没有挥手，也没有说话。只是站在那里。像一个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影子。

后来我查了一些数据。

根据印度国家艾滋病控制组织2019年的估算，印度约有50万海吉拉。其中超过60%的人没有接受过中学教育。超过80%的人被迫从事乞讨或性工作以维持生计。

针对海吉拉的仇恨犯罪报案率不足10%。定罪率更低。2021年，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的数据显示，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案件在三年内增长了280%。但真实数字可能远高于此。因为绝大多数案件从未被记录在案。

2014年的“第三性别”裁决被联合国称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步”。但对于卡马提普拉巷子里的海吉拉们来说，那张写着“O”的身份证，并没有改变任何东西。

门依然关着。石头依然飞过来。拳头依然落下来。

我走了很远，又回头看了一眼。普丽雅的门已经关上了。巷子里空空荡荡，只有几只乌鸦蹲在电线上。偶尔发出一声嘶哑的叫声。

我想起她说的那句话：“我怕的是，我死了以后，没有人知道我曾经活过。”

所以我写下这些文字。

不是为了改变什么。我改变不了。

但至少，有一个人曾经活过。她叫普丽雅。她喜欢穿粉色的纱丽。她爱她的姐妹们。她最大的梦想是开一家小店。

她卖过身，但她没有卖掉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