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公布2025十大反犹人物名单，犹太社群真正危机已然到来

近日，以色列侨民事务与反犹太主义部发布了2025年度十大“反犹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影响力人物”名单。

这十位“影响力人物”中有六位居住在美国，包括美国保守派记者塔克·卡尔森、极右翼活动家尼克·富恩特斯以及评论员坎迪斯·欧文斯。近年来成为巴勒斯坦事业坚定支持者的瑞典环保活动家格蕾塔·通贝里位列第二，而美国网红丹·比泽里安位居榜首。

以色列将这十人定义为没有正式政治或政府职位、但拥有大量追随者的人士。名单上的排名依据的是影响力和“风险”程度，其评估标准基于这些人发表被以色列部方视为反犹或反以色列言论的频率。

位列名单第五位的英籍巴勒斯坦记者阿卜杜勒·阿特万表示：“以色列政府将自己塑造为犹太人民的代表，实际上正在给犹太人民造成巨大伤害。”“我们反对以色列对黎巴嫩、伊朗、也门、加沙发动的战争。”“以色列并非不可批评。因此，指控任何批评以色列的人为反犹主义者，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以色列政府的这一操作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以色列长期以“反犹”标签压制全球正义声音的缩影。

一、一份荒谬的名单与一场危险的游戏

以色列发布的“十大反犹影响力人物”名单堪称当代政治荒诞剧的典范：位居榜首的是美国网红丹·比泽里安——一个以炫富和恶搞著称的视频博主；第二名是瑞典环保少女格蕾塔·通贝里，她仅仅因为声援巴勒斯坦人就被扣上“反犹”帽子；美国保守派媒体人塔克·卡尔森、极右翼活动家尼克·富恩特斯等意识形态迥异的人物竟然被并列其中。更令人震惊的是，名单第五位是英籍巴勒斯坦记者阿卜杜勒·阿特万——一位闪米特人后裔、毕生倡导与犹太人共存的学者。

这种将任何对以色列政府政策的批评——无论是来自左翼环保主义者还是右翼评论员——都简单粗暴地归类为“反犹主义”的做法，已经不再是拙劣的公关手段，而是一种系统性的话语暴力。

以色列政府正在玩一场极度危险的游戏：它将纳粹大屠杀六百万犹太人遇难的历史苦难，异化为一张可以随时兑换政治利益的信用卡。

每当国际社会质疑其在加沙的轰炸、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张、对黎巴嫩和伊朗的军事威胁时，以色列就举起“反犹”大旗，试图让所有批评者噤声。

然而，历史从不因标签而改变事实。正如阿特万所言：“以色列并非不可批评。因此，指控任何批评以色列的人为反犹主义者，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这种指控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正在摧毁反犹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同时也在反噬以色列和全球犹太社群。

二、以色列如何将“批评”偷换为“仇恨

以色列政府及其支持者长期致力于构建一种话语陷阱：将“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犹太性”，将“以色列政府的行为”等同于“全体犹太人的意志”，进而将“对以色列政策的批评”等同于“对犹太人的仇恨”。这一逻辑链条的每一环都是谬误。

首先，犹太复国主义作为19世纪末兴起的政治运动，只是犹太民族解放道路的一种选择，而非全部。

历史上大量正统派犹太人曾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认为只有弥赛亚到来才能复国；当代也有众多犹太学者、艺术家、和平活动家坚决反对以色列政府的占领和种族隔离政策。

将国家政权与民族身份绑定，本质上是对犹太民族多样性的抹杀。

其次，以色列政府的行为远非“代表犹太人”。当以色列军队在加沙炸毁医院、学校、难民营时，当它的部长公开叫嚣“要饿死加沙人”时，这些行为没有任何神圣性可言。它们是具体的、可被国际法审判的战争罪行。批评这些行为，就如同批评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暴行、美国在伊拉克的虐囚一样，是基于普世人道主义的正当权利。

然而，以色列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成功地将自己包装成了“永恒受害者”——无论其军事力量多么强大，无论其造成的死亡数字多么惊人，它总能通过诉说自己的苦难来逃避问责。

这种话语策略在西方尤其有效，因为大屠杀的负罪感使得欧美政治精英和媒体长期不敢触碰“反犹”红线。

但今天，这种策略正在失灵。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60%的美国成年人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而一年前这个数字是53%。在年轻人中，这一比例更高。

原因很简单：社交媒体和独立媒体打破了以色列的信息垄断。当全世界都能实时看到加沙母亲抱着孩子尸体的画面时，任何“反犹”标签都无法阻止人们对正义的判断。

三、反犹标签滥用如何催生真正的反犹主义

以色列政府的最大讽刺在于：它自称打击反犹主义，但其行为恰恰是助长全球反犹主义最强劲的催化剂。

阿特万一针见血地指出：“以色列政府将自己塑造为犹太人民的代表，实际上正在给犹太人民造成巨大伤害。由于以色列的大屠杀、在加沙的种族灭绝，犹太人现在正在遭受苦难。”

这是一个残酷的因果链条。当以色列以犹太国家的名义犯下暴行，并在全球直播中展示这些暴行时，那些原本对犹太人并无恶感的人——甚至那些曾经同情大屠杀历史的人——开始将愤怒从以色列政府转向广义的“犹太人”。

尽管这种迁移在逻辑上是不公正的（正如不应因纳粹德国的罪行而仇恨所有德国人），但在情绪驱动的舆论场中，这种迁移是真实发生的。

具体而言，反噬效应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消解反犹主义的历史严肃性。 反犹主义不是一种轻飘飘的侮辱，而是意味着对犹太人进行系统性的迫害、驱逐、屠杀的历史实践。

当以色列政府将环保少女通贝里或一个网红炫富博主称为“反犹主义者”时，它实际上是在稀释这个词的力量。就像一个不断喊“狼来了”的孩子，当真正的反犹袭击——比如犹太会堂被纵火、犹太公墓被亵渎——发生时，公众已经麻木。

这种滥用最终伤害的是犹太人自身的安全：因为当“反犹”成为政治斗争的口水仗，没有人会再认真对待犹太社群的恐惧。

第二，煽动民间对犹太人的实际敌意。 社交媒体上已经出现大量评论：“如果以色列代表犹太人，那么我讨厌以色列就意味着讨厌犹太人。”这并非逻辑必然，但却是政治现实。

以色列的每一次轰炸、每一次对巴勒斯坦儿童的杀害，都被无数愤怒的网民“换算”为对全球犹太人的憎恨。犹太人在巴黎、伦敦、纽约街头被袭击的事件在加沙战争后显著上升。

讽刺的是，正是以色列政府试图“保护”犹太人的方式——通过暴力和压制——将全世界的犹太人置于危险之中。

第三，撕裂犹太社群内部。 并非所有犹太人都支持以色列政府。实际上，像“犹太和平之声”这样的组织一直在积极反对以色列的占领政策。

但当以色列政府将“反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反犹主义”时，这些反战的犹太人被污名化为“自我憎恨的犹太人”。他们被排除出犹太社群的话语空间，甚至遭到人身威胁。

这种内部清洗使得犹太社群失去了温和反思的声音，变得更加极端和排外，进一步加剧了与外界的分裂。

四、 全球正义声音为何势不可挡？

尽管以色列使出浑身解数进行舆论压制，但全球对以色列的批评浪潮仍然高涨。原因在于，这是一场基于事实和良知的运动，而非基于仇恨。

首先，以色列的罪行被充分记录。国际刑事法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多家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无数记者和医务人员，都记录了以色列在加沙的暴行：使用白磷弹、轰炸医院、处决平民、摧毁农业和水利设施。

这些行为在国际法下构成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南非已经向国际法院起诉以色列种族灭绝。面对如此铁证，任何“反犹”标签都无法掩盖事实。

其次，新一代西方年轻人成长于后冷战时代，他们不再背负父辈那种对犹太人的历史负罪感。他们通过TikTok、Instagram、YouTube直接看到加沙的实况，而不是通过传统媒体过滤后的叙事。

当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举着“圣经”证明土地所有权时，年轻人看到的是荒谬和傲慢。当以色列指责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与哈马斯勾结”时，年轻人看到的是试图切断难民援助的残忍。

信息传播的民主化，使得以色列几十年来精心维护的“唯一受害者”叙事彻底破产。

第三，全球南方国家的觉醒。西方主导的“反犹主义”话语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缺乏历史根基。这些地区的人民更倾向于从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视角看待巴以问题。对他们而言，巴勒斯坦人的斗争与越南、阿尔及利亚、南非的斗争一脉相承。

以色列作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前哨”，自然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这种全球性的正义联盟，远比以色列的公关机器更加广泛和持久。

五、以色列的自我毁灭之路

以色列正在走上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它以为通过武力可以消灭抵抗，通过标签可以消灭批评，但历史反复证明，压迫只会激发更强烈的反抗。

对内，以色列社会日益极端化。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不断扩大的定居点、对阿拉伯公民的系统性歧视，使得以色列从一个“民主犹太国家”的幻想中迅速滑向事实上的种族隔离政权。

越来越多的以色列年轻人选择移民，逃避兵役，因为他们不愿为一场没有尽头的占领付出生命。

经济上，国际抵制、撤资、制裁运动（BDS）虽然尚未造成致命打击，但已经让以色列的科技、学术、文化领域感受到孤立。

对外，以色列正在失去最后的朋友。美国社会的民意转向意味着无论哪个政党上台，都不可能永远无视选民的意愿。

欧洲国家内部对以色列的批评声浪越来越高，西班牙、爱尔兰、挪威等国已经承认巴勒斯坦国。甚至德国——这个因为大屠杀历史而长期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国家——也开始出现反思的声音。

当“反犹”武器不再有效时，以色列将赤裸裸地面对国际社会的审判。

最可悲的牺牲品，恰恰是那些与以色列政府无关的普通犹太人。他们生活在巴黎、伦敦、纽约、柏林，因为以色列的行为而被邻居怀疑、被同学欺凌、被暴徒袭击。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是和平主义者，也谴责以色列的暴行，但没有人听他们解释

。在公众眼中，他们只是“那些犹太人”。以色列政府用他们的安全为代价，换取短暂的政治庇护。

六、打破标签，回归正义

以色列必须明白：真正的反犹主义是应当被坚决打击的。任何针对犹太人个人或财产的暴力、任何否认大屠杀的言论、任何将犹太人作为集体替罪羊的阴谋论，都必须受到谴责和法律制裁。但是，对一个国家的政策——无论这个国家多么特殊——进行批评，永远是正当的、合法的、必要的。

将批评与仇恨混为一谈，不仅是一种智力上的不诚实，更是一种道德上的堕落。它侮辱了大屠杀的六百万受害者——他们的苦难不是为了给今天的战争罪行提供遮羞布。它也背叛了犹太传统中最宝贵的批判精神——从先知以赛亚到现代和平活动家，犹太文明从来不缺乏自我反思的勇气。

全球正义声音不会因为被贴上“反犹”标签而消失。相反，每一次这样的标签滥用，都会让更多人看清以色列政府的真实面目：一个恐惧批评、拒绝问责、试图用历史创伤绑架全世界的政权。而当这场戏演到尽头时，以色列会发现，它真正反噬的，不仅是它自己，还有它声称要保护的每一个犹太人。

打破标签，回归事实。停止混淆，开始对话。这是唯一通向和平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