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胡晓艺
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化。“材”“财”“才”相通的哲理智慧,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自然生态与人文理念的深度融合和相互影响。
“材”就是“财”
文明的发展历程首先表现在人类从森林洪荒走出,向平原农业文明转进。据学者研究,西周末年时,黄土高原上仍有大面积的森林与草原,但春秋战国以后,随着人类农业技术的提高、人口增加,城市获得较大发展。城市人口的吃穿用度、婚丧嫁娶均需用木材,因而“材”就是“财”,树木是人们生产生活的财货来源,这种古老的观念深刻植入了民族心理。《国语·楚语》记载,楚国认为的国家珍宝有六种,分别是“明王圣人”“玉”“珠”“龟”“金”与“山林薮泽”,其中“山林薮泽足以备财用,则宝之”,说明了材木的价值。《周礼》规定的人们从事的十二项职事中,第二项的树艺、第三项的作材、第七项的化材、第九项的生材等,都与树木有关,耕耘树艺是国家百姓最重要的事业之一。
古人很早就意识到林木对于生产生活的重要作用。《周礼》中记载的虞官就是专门管理林木的官员。至迟从西周开始,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就被纳入治国的范围而受到重视,《史记》中司马迁说颛顼帝“养材以任地”,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解释为“言能养财物以任地”,《大戴礼记》则作“养财”,之所以可以有不同版本,也可理解为“材”为“财”、“材”“财”相通。
“材”与“才”通
《周易》讲“三材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视为“三材”,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以为天地的承当者。所谓“材”,不只是材质、材料,而且指才能。“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材而两之。”这是进而说明“三材之道”之谓。
天、地、人之道相通,而有不同的具体展现形式,人的仁义源于并相通于天地的阴阳、柔刚,人的价值世界是在自然中孕育产生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就赋予了人与天地自然万物一体共生的根源联系,又将人所应承担的价值责任使命予以明确。《周易》哲学奠定了中国哲学“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生命理念的基础,“三材之道”的精神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呈现。
“才”须尽“材”
人才需要化育,助自然天地间的万物各成其“材”,这正是儒家哲学主张的人应在天地间自然生长的动态过程中成就自身。“才”的本性要求它成长,但成长为“材”需要具体的情境,在成“材”的过程中才能“真知”其“才”。
人木相通,树木需要雕琢成材,人亦需要雕琢成器,成为参天秀木,《论语·公冶长》中孔子对“宰予昼寝”的批评就是用“朽木不可雕也”作比喻,《论语·子罕》中说“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朱子注为“谷之始生曰苗,吐华曰秀,成谷曰实”,“秀”字语源上是形容草木无花而有果实,与有花而无果的“英”相对,《尔雅》中说“木谓之华,草谓之荣,不荣而实者谓之秀,荣而不实者谓之英”。好苗子、秀才、英才也都是对人的期待,基于的正是儒家生命观理解的人与自然草木生命的一体性。
在儒家哲学的思考中,草木之秀与人的天地之灵气相贯通,反映了儒家立足于人世的价值观。《荀子·王制》中说“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礼记·礼运》中说“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都说明了人与自然万物具有次序之别。北宋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也表明“秀”首先是对草木与人一贯的应然状态的描述,继而说明在本体意义上,秀也是一种“气”的表现,人与万物共享天地之气而一气贯通;另一方面,人是天地之气的精华所聚,是秉得气之中正者。
所以,在儒家哲学中,人与天地万物相通而有别,“人为贵”的贵不是凌驾于生命之上的高贵,而是指向生命意义的自觉与价值承担的责任。人之才最终要完成的是《周易》所言的“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尽物之性,成“才”尽“材”而广“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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