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宪宗朱见深与成化朝往事

朱见深是成化帝，成化朝一共23年，是明朝中期很平常的一段时间。成化期间的明朝既没有强大的外敌，也没有大规模的内乱，皇帝自己也不折腾。但是，越是平常无奇的年份，越能看出来一个朝代的特点。我们从成化朝的一些小事儿，来看看明朝是怎么样运转的，也来聊聊这个表面繁荣的大明是怎么被蛀空的。成化朝整个时期虽然波澜不惊，但是朱见深这个皇帝还是很有特点的。他不见朝臣，抗拒跟朝臣当面议政。他大婚一个月就废皇后，专宠一个比他大17岁的妃子。他设立西厂，让太监的权力更上一个台阶。他迷信僧道，沉溺方术，祈求长生。今天我们就讲讲明宪宗朱见深和成化朝这些有意思的事儿。

第一章：即位之初的两大平反

天顺八年正月，明英宗去世，18岁的太子朱见深即位。朱见深即位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给于谦平反。于谦是景泰朝的功臣，他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下了巨大功劳。在景泰朝八年时间里，于谦为朝廷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在明英宗复辟之后，于谦被冤枉，以“意欲迎立藩王世子”的罪名被处以死刑。于谦是被冤枉的，就在明英宗天顺朝的后期，朝廷上就已经清楚了。尤其是陷害于谦的主谋曹吉祥和石亨被处死之后，就有过大臣想要为于谦平反，但是碍于英宗的面子，在英宗没死之前，平反一事一直没提出来。一直到英宗去世，朱见深刚一即位，就有大臣提出来为于谦平反，朱见深当即答应，同意为于谦平反。

除了为于谦平反，朱见深也同意为景帝朱祁钰平反。英宗复辟之后，把景帝朱祁钰废为郕王。景帝死了之后，英宗给他的谥号是“戾王”，“戾”是暴戾的戾，有知过不改的意思，这是一个非常贬义的谥号。而且景帝的葬礼包括祭祀都是按照王的身份进行的，这对他也不公平。其实景帝在位八年，为大明做出了很多贡献。首先，他为大明扛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土木堡战败之后的时期，这个时期是景帝扛过来的。然后，景帝在位的八年，政治也算清明，他重用能臣，把朝廷治理得井井有条。所以给他一个“戾王”的谥号显然不太公平。大臣上奏之后，朱见深也同意给景帝平反，平反之后恢复景帝的皇帝身份，谥号改成了“恭仁康定景皇帝”，这样就算是给了景帝一个客观的评价。

其实从朱见深同意给景帝平反能看出来，他是一个很宽容的皇帝。因为景帝在位的时候对朱见深并不好，景帝登基的时候，朱见深是太子，景帝为了立自己的儿子当太子，不顾大臣的劝阻，强行废了朱见深的太子位，把朱见深赶出东宫。当时朱见深才五岁，被废之后，他受尽委屈，每日都担惊受怕，一直到他十岁的时候，英宗复辟，朱见深才被重新立为太子。所以朱见深能给景帝平反，可以说他是一个很宽容的皇帝。但是我们从朱见深的一生作为来看，他的宽容不只是对于谦、对景帝，他对那些罪大恶极的人也都很宽容。从这点来看，说他宽容可能并不准确，更准确的说，他是定见不足，没有主见。只要有大臣上奏，他就很少提出反对意见，这是朱见深最大的特点。

第二章：惊世骇俗的后宫：专宠万贵妃

朱见深登基的第一年，就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事儿。他七月立吴氏为皇后，八月就把皇后给废了。从结婚到离婚一个月，别说古代，就算是现在婚姻自由的现代，一个月就离婚的也很少见。朱见深为什么废后？他是为了另外一个女人，一个比他大17岁的女人——万氏。当时朱见深18岁，皇后吴氏19岁，万氏35岁。根据记载，吴氏“聪明知书，多才多艺”，万氏“貌雄声巨，类男子”。一个跟朱见深年龄相当，聪明好看，又多才多艺；另外一个比朱见深大17岁，长得像男人，声音又很粗。

但是，朱见深偏偏喜爱万氏，这一点满朝的文武大臣都表示不能理解，就连朱见深的生母周太后也不能理解。周太后也比朱见深大17岁，她跟万氏是同岁，所以她对自己的儿子宠爱一个跟自己一边大的女人，更加不能接受。她问朱见深说：“彼有何美，而承恩多？”意思就是说，那个万氏有什么漂亮的，值得你给她那么多恩宠？朱见深回答说：“彼抚摩吾安之，不在貌也。”意思就是说，她抚养我长大，有她在我身边，我就感到安稳，至于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很难说清楚。

朱见深为什么会独宠万氏，要从他小时候说起。刚才我们说过，朱见深小时候过得很波折，他五岁被废太子，十岁之前都生活在景帝的阴影之下，童年过得战战兢兢，甚至随时都有可能有生命危险。在他这个最惊慌恐惧的年月里，是万氏陪伴在他身边，陪他度过了人生中这段最黑暗、最孤独的时光。万氏的名字叫万贞儿，她四岁入宫，入宫之后被分配到孙太后身边当一个小宫女。正统十四年，英宗御驾亲征，被瓦剌俘虏。当年朱见深两岁，两岁的朱见深被立为皇太子，从此便由孙太后抚养，当时在孙太后的宫中服侍小朱见深的宫女就是万氏。万氏当年19岁，从朱见深五岁被废太子，到10岁重新当太子，再到18岁登基当皇帝，万氏始终陪在他身边。朱见深从万氏身上得到的，应该是既有母爱，也有成熟女性的温存，以至于他把万氏看成是全部感情的依托。

英宗和孙太后给朱见深选妃的时候，朱见深想立万氏当太子妃，但是孙太后坚决不同意。最后由英宗做主，给朱见深选定的是吴氏，朱见深登基之后，吴氏就是皇后，吴氏当皇后之后掌管后宫。她当年19岁，风头正盛，没想到万氏竟然完全不把她放在眼里。万氏恃宠而骄，处处抢风头，连宫女太监都觉得万氏行事太过分。吴皇后找了个机会，打了万氏一顿板子教训她，没想到这下惹祸了，朱见深居然偏袒万氏，把皇后给废了。估计年轻的吴皇后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到底是哪儿输给了那个年纪又大、长得又丑的老女人。从这之后，所有人都明白了万氏的地位，在后宫里面没有人再敢得罪万氏，连继任的王皇后对万氏都是小心翼翼，唯恐得罪。

成化二年，朱见深有了第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的生母就是万氏。这下万氏更是风头大盛，朱见深立刻晋封她为万贵妃。但是好景不长，这个儿子连名字都没来得及取，仅仅十个月就夭折了。这对万氏来说打击巨大，宪宗朱见深心疼万氏，从此之后更加专宠万氏。但是一晃过去两三年，万氏也没能再次怀孕，这时候万氏已经40岁了，想怀孕应该非常困难。看到这种情形，皇帝不急大臣急，大臣们接连上奏折，居然管起了皇帝的家务事儿，他们让皇帝雨露均沾，不能专宠万贵妃。大臣们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劝谏，应该是起了作用，宪宗开始宠幸其他的妃子。

成化五年，宫中终于有了动静，宪宗的一个妃子柏妃生下一位皇子，皇子取名叫朱祐极。文官大臣们都非常高兴，他们上奏想让宪宗立朱祐极为皇太子，但是宪宗却不肯。不知道他是心疼万氏，还是惧怕万氏，反正他肯定是为了照顾万氏的心情，想再等一等，看万氏能否还能再生一个儿子。这一等就等到朱祐极三岁了，朱祐极三岁，宪宗还是不肯立太子，大臣们就不干了，一次又一次地劝谏，宪宗的生母周太后也出面进逼。

周太后也不想让万氏的儿子当太子，别说现在万氏没有儿子，就算万氏再生一个儿子，她肯定也不愿意让万氏的儿子当太子，毕竟万氏跟自己同岁，让她的儿子当太子，这成何体统？周太后联合外廷的大臣们一起进谏，宪宗终于屈服。成化七年十一月，他立朱祐极为皇太子。可是皇太子册立才两个月，突然就病逝了。皇太子的病情非常奇怪，来势凶猛，生病一天就去世了。这时候就有传闻说是万氏下的毒手，是万贵妃毒死了皇太子。

在接下来的几年，宪宗朱见深居然一个儿子都没有。有很多史料记载，说是万贵妃心狠手辣，仗着自己受宠横行后宫，凡是有其他妃嫔怀孕的，万贵妃都派人去下药，这导致后宫一直都没有皇子降生。这个说法应该有一定的可信度。我们从事实来分析，宪宗正值壮年，他身体没什么毛病，不是生不出来孩子的体质。因为宪宗在位期间一共有14位皇子，但是这14位皇子有11个是在成化十二年以后才生出来的。在成化七年以前，宪宗一共只有三个皇子：皇长子是万妃生的儿子，皇次子是朱祐极，这两个刚才我们都说过了；第三个儿子是朱祐樘，朱祐樘就是后来的明孝宗，是成化六年出生的，但是他是秘密出生、秘密养大的。关于朱祐樘生长的过程，我们一会会详细说。

朱祐樘公开身份之后，在成化十一年十一月被立为皇太子。从这儿开始，也就是说从成化十二年开始，宪宗后面的儿子们就一个一个都出生了。所以从成化七年到成化十二年，整整五年时间，一个皇子都没出生过。这段时间应该就是万贵妃干过堕胎的事儿，妃嫔怀孕一个，她就下手一个，导致一个皇子都没生出来。她想的应该是还寄希望于自己能怀孕，她要是能怀孕，再生一个皇子，她生的就还是皇长子，还有被立为太子的机会，所以她不让任何一个皇子在这之前出生。只不过她没想到的是，在她不知道的情况下，朱祐樘已经出生了，而且被秘密地抚养到了六岁。朱祐樘公开身份之后被立为皇太子，在这之后万贵妃看拦也拦不住了，她自己肯定也不能再生育了，索性就放弃了，不再下毒手，宪宗的皇子们就一个接一个地生出来了。所以朱祐樘的出生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第三章：朱祐樘的秘密成长之路

接下来我们就说说朱祐樘是怎么秘密出生的。关于朱祐樘的出生，有一段很流行的故事。这段故事说的是，朱祐樘的生母姓纪，是一个普通的宫女。宪宗偶然有一天遇到了这个姓纪的宫女，心血来潮宠幸了一次。宠幸之后也没当回事，没想到这个宫女居然怀孕了，怀的就是朱祐樘。万贵妃当时横行后宫，后宫的妃嫔怀孕她一个都不放过，这个姓纪的宫女怀孕她也不放过，她派了一个婢女前去下药。这个婢女不知道是没忍心，还是怎么了，居然放过了姓纪的宫女，回去之后也没把实情告诉万贵妃，结果这个孩子就保住了。

等姓纪的宫女把孩子生下来，万贵妃听到消息之后大怒，她改派了一个太监，让太监去把孩子弄死。她派的这个太监叫张敏，张敏去了之后，也没下手。他把朱祐樘母子安排到宫里一个隐秘的处所，然后暗中帮助他们，给他们提供食物，把朱祐樘养大。朱祐樘出生是在成化六年，张敏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一直到成化十一年。有一天，张敏给宪宗梳头，宪宗对着镜子说：“我都快老了，还没有皇子呢。”张敏突然趴在地上说：“奴才死罪！万岁，您已经有皇子了。”宪宗一愣，问：“皇子在哪儿？”张敏知道这个事儿说出来他自己就死定了，但是他还是把事情的原委都告诉了宪宗，当天就派使者去迎接皇子。

迎接皇子的使者到了朱祐樘母子住的地方之后，朱祐樘的母亲跟他说：“现在事情曝光了，我肯定是活不成了。你去吧，你看见穿黄色衣服而且有胡须的人，那个人就是你父亲。”六岁的小朱祐樘被使者接走，宪宗见到朱祐樘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是我儿子，长得像我。”第二天，宪宗把已有皇子的事情昭告天下。

这段故事是记录在《明史·孝穆纪太后传》里面的内容，之后的各种书籍都是根据这段故事来转载的。有历史学者专门去查这段故事的来源，发现这段故事在成化、弘治一直到隆庆期间都没有记载，最早出现是在于慎行的《谷山笔尘》。于慎行是隆庆二年的进士，做官做到礼部尚书，然后在万历十八年退休，退休之后在家写书，《谷山笔尘》就是这段期间他写的。于慎行写朱祐樘出生这段故事的时候，他特意说明，这个故事是在万历十二年的时候，他听一个老太监说的。于慎行写书的时候很少特意说明，在这里他特意说明一下，说明他表示很慎重，或者说他自己可能本身就对这种传闻有所怀疑。

于慎行是在万历年间写的《谷山笔尘》，所以后面的《罪惟录》《明史》就都按照他这个说法来记录这个故事。但是这个说法当时在万历年间就有人怀疑。沈德符是万历年间一个著名的文学家，也是著名的史学家，他在著作里面引用了成化年间礼部侍郎尹直的资料。尹直写过一本《謇斋琐缀录》，《謇斋琐缀录》里面记载了另外一个版本的朱祐樘出生的故事。故事的前面都一样，写的也是宪宗偶然遇到了姓纪的宫女，然后宠幸了这个宫女，纪氏怀孕了。

怀孕之后的情节就不一样了，它记载的是，姓纪的宫女怀孕之后，万贵妃和宪宗都知道了。宪宗把纪氏安顿到了安乐堂，他对万贵妃说，姓纪的宫女生病了，得的病是“痞”，“痞”就是肚子里面长的硬块。当时的人对痞病非常畏惧，因为痞病是不治之症，而且会传染，所以宪宗以痞病的名义把姓纪的宫女安顿起来，看起来没什么不对的。听到她得的是痞病之后，万贵妃就放松了警惕。等到姓纪的宫女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宪宗又秘密命令侍卫妥善看护。

太子朱祐极去世之后没过多长时间，皇帝有皇子的秘密就泄露出来了，万贵妃也得到了消息。万贵妃先是很吃惊，但是事已至此，她也没办法，她请皇帝把皇子接入宫中，取名朱祐樘。这是尹直记载在《謇斋琐缀录》里面的内容。跟尹直同期的黄瑜和陈洪谟也采用了他这种说法，黄瑜写的是《双槐岁钞》，陈洪谟写的是《治世余闻》，他们都采用了尹直的说法，说明他们是认同尹直的说法的。这段故事发生的时候，尹直是在皇宫里面当值，他是真实事情的经历者，所以他的说法应该是更可信的。

如果尹直的说法是真相，那么我们就能看出来，宪宗朱见深还是很有心计的，他没有完全被万贵妃控制。他一面应付万贵妃，让她心里能够舒服一点，一面又在暗中保护自己的儿子。在后人的印象里面，宪宗对万贵妃丝毫不敢违拗，百依百顺，事实可能也并非如此。宪宗有一种外圆内方的性格，外表看起来有点懦弱，但是很多事情他还是有自己的主意。

第四章：口吃的皇帝：怠政的开端

宪宗朱见深，因为他从小生活的经历，一直处在忧郁恐惧之中，他就形成了两个毛病，一个是怕见生人，一个是口吃。这两个毛病要是在一般人身上可能问题也不大，但是放在皇帝身上就非常麻烦，因为皇帝是要君临天下的。在朝堂上讨论事情，要是提前准备好了圣旨，宪宗事先读熟了，他可以朗朗上口地读出来，但是如果是临时商议国事，需要随时问答，他就很难应对，所以宪宗不愿意跟大臣议事，也不愿意单独召见大臣。

宪宗不是不上朝，相反，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他是天天都上朝的。只不过他上朝的时候不多说话，他上朝的时候，很多资料里面称作是“早朝”。明代有一本野史很有名，叫《菽园杂记》，里面记载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内容。书里面说，宪宗在上朝的时候，为了避免多说话，大臣上奏的事情，他如果准许的话，一般只说一个字：“是”。但是在成化十六七年的时候，偏偏他又烂舌头，连这个“是”字都说起来很困难。鸿胪寺一个叫施纯的大臣，悄悄跟皇帝身边的侍从说，“是”不好发音，请皇帝说“照例”两个字。宪宗一说“照例”两个字，果然发音流畅，他很高兴，于是就把施纯称之为“照例尚书”。没过多久，又把他升为礼部尚书。这个事儿传出来之后，就有人做了两句打油诗讥讽说：“两字得尚书，何用万言书。”

这虽然是野史里面记载的，很可能也只是个故事，但是我们也能想象得到宪宗口吃的苦楚。当年英宗想过要换太子，估计跟太子口吃也有关系。不过英宗提出来要换太子的时候，内阁大臣李贤从稳定局势考虑，劝英宗不要换，英宗听从了李贤的劝说，没换太子，当时还得到了朝廷上下舆论的称赞。但是，却造成了现在这么一个很尴尬的局面。

宪宗是明朝第一个不愿意召见大臣的皇帝，按照惯例来说，一些重要的国事应该是皇帝召见大臣面议，但是宪宗从来不召见大臣。不过，也有一次例外的时候。成化七年十二月初六，彗星出现在天际，彗星的光芒非常亮，正午的时候都能看见。每当发生天象变化的时候，皇帝都会发布一道自我反省的诏书，然后要求一众文武官员也自我反省。这次宪宗发布完自我反省的诏书之后，大臣们却把球踢回给了皇帝。内阁大学士彭时和商辂反省之后说，祖宗朝议政都是皇帝和内阁议定而后行，唯独本朝，自从李贤去世之后，便没有人能当面为皇帝排忧解难。他们就是借着天象示警，委婉地请求皇帝召见大臣。

宪宗出于敬畏天变，勉强答应在十二月十七日接见内阁的三位大臣。当时内阁的三大臣是彭时、商辂和万安，三个大臣面见皇帝的时候都是小心翼翼，因为这是这么多年皇帝第一次召见大臣。他们特意挑一些不太难的事情汇报，因为他们想要是商议的事情太过复杂，需要说的话就多，他们怕皇帝为难，皇帝为难以后就不再召见了，所以他们想循序渐进，第一次先挑几个简单的事情汇报。彭时先汇报，他先是说了两件不痛不痒的事情，然后还要继续说。这时候万安突然口呼万岁，他是想提醒彭时注意分寸，但是当时口呼万岁是告辞的礼节，结果皇帝就让他们三个退下了。

按照当时内阁的排序，彭时排在第一位，商辂排在第二位，万安排在最后，所以应该是彭时先说，彭时说完之后商辂说，商辂说完之后，最后才是万安说。但是万安最善于察言观色，他看到彭时说完两件事之后，皇帝的面色不好，担心彭时再说第三件事得罪皇帝，所以就口呼万岁，结果导致这次难得的召见就稀里糊涂地结束了，而且还惹了一个笑话。万安因为口呼万岁，后来被讥讽为“万岁阁老”。

宪宗本来就不愿意单独召见大臣，要不是这次敬畏天变，他肯定不会召见。结果彭时说的两件事儿，都是三两句话就可以解决的，宪宗认为，这只需要上个奏折，他批复一下不就可以了，哪需要这么麻烦？之后他更是不召见大臣了。皇帝不召见大臣，处理国事完全就靠文本。还好明朝在宣德时期就形成了“内阁票拟、太监批红”的流程定制。根据流程，凡是有事儿需要皇帝决断的，首先由各个衙门提出方案上奏，然后内阁大学士为皇帝拟出处理意见，内阁大学士的意见附在奏折上面，一起呈给皇帝，最后由司礼监代表皇帝朱笔批示。

这套流程经过几个朝代已经非常成熟了，到宪宗的成化时期，一般的事务不太需要皇帝操心，宪宗更像是一个甩手掌柜。与其说是皇帝治国，不如说是以内阁为首的文官集团和以司礼监为首的宦官集团主宰着国家的命运。在这套流程之下，皇帝是被推着走的，只要他不跟大臣对着干就行。而宪宗最大的特点还真就是不跟大臣对着干，大臣提的意见他会听，宦官提的意见他也听，两边有矛盾的时候他也不出面解决。总体来说，成化朝政务办得就有点稀里糊涂，反正宪宗也没想当一个开拓型的皇帝，他只想当一个守成的皇帝。这样的皇帝不太有定见，其实非常需要有一批贤臣辅助。

宪宗刚登基之初，朝廷上确实有一批贤臣，比如说以李贤为首的内阁，有李贤、彭时、商辂等大臣，这些大臣可以辅助宪宗很好地治理国家。但是随着这批大臣去世，到成化朝后期，内阁换成了万安、刘珝和刘吉，这三个大臣被称作是“纸糊三阁老”。“纸糊三阁老”很显然口碑并不好，他们被世人诟病不作为。内阁大臣是“纸糊三阁老”，六部尚书也不怎么样，成化后期的六部被戏称为“泥塑六尚书”，他们也没什么作为。所以皇帝不管事，内阁和六部都不作为，整个成化朝的后期，国家都是依靠固有的惯性运转。这样时间一长，全国上下就逐渐形成了一种法纪松弛、官员懒散的风气。

宪宗这么漫不经心地做了23年皇帝，估计他自己也没想到，他这种做法居然变成了后代子孙可以继承的“范例”。到正德、嘉靖时期，更是把他这种为君之道加以发挥。一般人们认为，正德、嘉靖时期是明朝前期和后期的过渡时期，明朝社会风气的改变也确实是在这个时期。但是顾炎武认为，明朝风气变化的发端是在成化时期。他认为，成化时期士大夫风气的变化是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的：第一个方面是士大夫人格的堕落，这个从万安开始，万安依靠攀附万贵妃在内阁时间长达18年，但是他18年内几乎没有作为，他只知道一味地钻营和迎合，对皇帝的一些不好的行为，比如说宪宗违规任用官员，他也没有进行有力的劝诫，所以自从万安开始，士大夫的人格开始堕落；第二方面是士大夫对财富的追逐；第三方面是弃学经商风气的兴起。顾炎武认为这些都是从成化朝开启的新风气。

第五章：宦官专权：西厂与镇守太监的祸乱

宪宗既然不喜欢见外廷的大臣，他自然就更信任身边的宦官，所以在成化期间，宦官依然深受重用，宪宗重用的宦官大多数都是万贵妃的死党。万贵妃虽然当不了皇后，但是她独霸后宫多年，在后宫的权力无人能比，她想把触角伸到前朝，想靠权力谋取财富，太监就是她最好的代理人。所以后宫里面有一大群依附万贵妃的太监，比如钱能、梁芳、谭勤、韦兴，这些有名的大太监都是靠攀附万贵妃发达的。

还有一个最有名的太监是汪直。汪直可以说是万贵妃的嫡系，他从小就在万贵妃的昭德宫当差，做事很得万贵妃的欢心。宪宗爱屋及乌，先是把汪直升任御马监，然后又让他开设西厂。明朝的特务机关原来只有锦衣卫和东厂，现在凭空冒出来一个西厂。西厂是皇帝专门为汪直设立的，有万贵妃撑腰，所以西厂一出，锦衣卫和东厂的风头就都被盖过了。当时西厂抓人根本不用奏报，完全自作主张，想抓谁抓谁。为了体现功绩，他们屈打成招，凭空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汪直派头还很大，每次他出行都是前呼后拥，连朝廷大臣都得给他让路。有一次，兵部尚书项忠不信这个邪，就是不给汪直让路，却被汪直当街羞辱了一番，结果也只能不了了之。汪直的西厂折腾了大半年之后，搞得朝廷上下人心惶惶，终于让大臣商辂受不了了，他率领群臣给皇帝上奏弹劾汪直。那个受过汪直气的兵部尚书项忠也联合朝臣弹劾汪直和西厂。

宪宗看到弹劾之后很生气，他明显偏袒汪直，派人到内阁问罪，他说：“我就用一个内臣，你们凭什么危言耸听，说他危害天下？谁是主谋？”商辂和大臣们也豁出去了，说：“我们所有人同心一意，为朝廷除害，没有主次先后，满朝文武上上下下，皇帝如果觉得有罪，就全都抓起来好了。”一众大臣一副豁出去、罢朝不干的意思。宪宗没想到朝臣居然如此团结一致，他不得已只能屈服，暂时罢免了西厂。但是，他也没治汪直的罪，让汪直还是回到御马监任职。汪直回御马监只是暂避风头，宪宗对他的宠幸一点都没有减弱。

避过风头之后，汪直开始暗中报复。首先是弹劾汪直的兵部尚书项忠被诬陷罢官，然后首辅大臣商辂也称病隐退，左都御史李宾等人都被清算。没被波及的大臣也不敢再跟汪直对立，他们终于发现皇帝还是宠幸汪直的，汪直轻松翻盘，西厂也重新设立。

汪直最后是怎么倒掉的？不是文官集团把他搞倒的，而是宦官内部的斗争把汪直搞垮的。汪直太过嚣张跋扈，侵占了司礼监和东厂等部门的利益，他们就设了个圈套，让皇帝失去对汪直的信任。有一次宫中演戏，不知道是谁指使的，一个叫阿丑的小太监扮演一名醉汉，阿丑扮演的醉汉喝醉了在那骂人，旁边有一个人喊道：“皇帝来了。”听到皇帝来了，阿丑一点都不害怕，继续骂人。这个人又喊：“汪太监来了。”听到汪太监来了，阿丑立刻爬起来逃走，一边跑还一边说：“今人但知汪太监也。”宪宗看了戏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史书里面用的形容词是“稍稍悟”。

在这之后不久，东厂总管尚铭就跑到宪宗那秘密揭发汪直，说了一堆汪直做过的坏事儿。从此之后，宪宗就开始疏远汪直了。到成化十七年，宪宗把汪直打发到大同做镇守，不让他回京；成化十八年，又把他打发到南京御马监，西厂也被撤掉了。后来言官持续弹劾汪直，把汪直做过的那些罪大恶极的事情都翻了出来，宪宗把汪直贬为奉御。奉御是太监里面一个很低级的职位，如果在御马监，奉御很可能就是负责管理马匹草料的。所以汪直从一个最高级别的太监被贬到低级的奉御，他的政治生涯就到此结束了。但是宪宗还是宽厚的，汪直犯了那么多重罪，宪宗还是没杀他，而是让他回到了一个低级太监的身份中。

说完汪直和西厂，我们再说说其他太监，举一个很典型的——钱能。钱能是宪宗派到云南的镇守太监。镇守太监是干什么的？是皇帝对地方官员不放心，把自己身边的太监派下去，盯着这些地方官员。派太监监督大臣，皇帝这么做对不对？实事求是的说，这也是比较无奈的一种做法。明朝官员经常糊弄皇帝，皇帝也建立过一些监督制度，比如说派监察御史下去巡查，但是这些御史也有可能被收买，然后跟被监察者一起糊弄皇上。所以被逼无奈，皇帝只能派太监去下面盯着，太监是皇帝的家奴，皇帝会更放心一点。但是这么做的后果是，太监也会被收买，而且镇守太监的权力很大，他们会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力，无所不用其极地盘剥地方。钱能就是这样一个充分利用权力的镇守太监。

举两个例子：当时云南有一个富翁，很不幸得了癞病，钱能知道之后，就把这个富翁的儿子叫过来，说：“你父亲得了癞病，是传染性的，要是传染给军队就麻烦了。所以经过研究决定，我们要把他沉入池塘。”富翁的儿子吓坏了，跟钱能求情，花费了很多心思，掏了一大笔钱，最后终于得到了钱能的谅解，撤销了这个决定。当时云南还有一个姓王的人，靠倒卖槟榔发了财，当时的人都叫他“槟榔王”。钱能听说之后，就把这个槟榔王抓了起来，对他说：“你是个老百姓，竟敢妖言惑众，僭越称王。”槟榔王一听，这个罪名扣得可太大了，他不惜一切代价消灾免祸，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才算逃过一劫。

这两个例子只是钱能盘剥的冰山一角。钱能镇守云南期间，掏空地方，获取了无数的财富。他不光自己中饱私囊，还给宪宗和万贵妃带回去很多珍奇异宝，所以深得宪宗和万贵妃的欢心。但是被钱能盘剥的人就惨了，就说这个槟榔王，他本来是地方上的一个大商人，手下也雇佣了很多伙计，被钱能坑光之后，手下的伙计都失业了，这些失业的人很可能就变成了流民。我们知道明朝最后就是被闯王带领流民推翻的，从这点来说，钱能坑了槟榔王，实则是制造了无数的“闯王”，他啃的是皇帝的江山，是皇帝的命根子。明朝皇帝往全国各地派镇守太监，这些镇守太监就是无数个钱能，他们一点点蛀空了表面上看起来还算繁荣的大明。

第六章：总结：守成之君与王朝隐患

最后我们简单总结一下明宪宗朱见深和成化朝。明宪宗去世之后，修撰《明宪宗实录》的官方史官给了宪宗一个这样的定论：“上以守成之资，执中和之运，垂衣拱手，不动声色而天下大治。”这段话说得很有意思。首先给宪宗定性，说他是一个守成之君。定性为守成之君，不是创业之君，就不需要用太高的标准去要求他。因为不是创业之君，不需要你是一个特别英明的英主，守成之君，只需要保证他在位期间国家别出太大乱子，然后立好太子，把皇位平稳地传给下一代，就算完成任务。

刚好宪宗即位的时候，也是个好时机。从外患方面来讲，土木之变的危机已经过去了，北面的强敌瓦剌正在分崩离析，正在崛起的鞑靼各部还在内部争斗，东北的建州女真虽然跃跃欲试，但是羽翼还没有丰满，沿海虽然偶尔有倭寇，但是还没成大患。从内忧方面来讲，荆襄流民为了生存闹出点事儿，但是完全在可控的范围内，西南的瑶民和苗民时而发难，这也是历朝历代都经常有的事儿，不足为怪。

所以成化年间可以说是内无大敌，外无大患，民心思定，百姓乐生，官风也没有大坏。在这种情况之下，明宪宗垂衣拱手，不动声色，朝廷按照既有的轨迹运转，天下也是可以太平的。所以史官说明宪宗“垂衣拱手，不动声色而天下大治”，这也说得通。但是宪宗这种由于特殊原因造成的垂衣拱手的治理模式，却成为了继任者效仿的模式。这种模式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皇帝除了按照祖宗定下来的规矩上朝、祭祀，并且出席必须出席的活动之外，不需要亲自处理政务，所有的政务都由内阁票拟、太监批红、六科签发。皇帝也看奏疏，偶尔也驳回询问，但是就是不当面讨论。官僚集团也逐渐形成一种潜意识，就是皇帝不过问也挺好，皇帝一旦过问反而容易坏事儿。

朱见深估计他自己也没想到，他漫不经心地做了23年皇帝，被文官们一弄，竟然还弄成了可以被子孙后代继承的“范例”，弄成了被人们接受的为君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