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五大谋士之商鞅

他是卫国国君后裔，宗室血脉却远非嫡长；是魏国相国临终举荐的奇才，却不被惠王看重；是秦孝公一朝重用的改革家，以一部《法经》撬动了百年西陲弱国。他立木取信，徙木予金；他刑及太子傅，令秦人皆趋令；他统军伐魏，收复河西，受封商於十五邑，号曰商君。他就是战国法家奠基者——商鞅。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生于卫国，本名卫鞅，亦称公孙鞅，因功封商而号商君。他出身宗室旁支，祖上本为姬姓，按照“诸侯之子为公子、诸侯之孙为公孙”之礼，世称公孙鞅。商鞅自幼好刑名之学，游学魏国，深受法家李悝《法经》之影响，又兼习兵家之术，曾侍奉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公叔痤病重时向魏惠王举荐商鞅，言其“年虽少，有奇才”，劝惠王要么举国听之，要么杀之勿使出境。惠王不以为然，既不用，也不杀。公叔痤转告商鞅，劝其速逃，商鞅淡然答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果然安然无事。

公叔痤去世后，商鞅闻秦孝公下令求贤。孝公即位之初，秦国僻处西陲，不参与中原诸侯会盟，屡被夷狄视之。孝公志在复穆公之业、东收侵地，发出“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的求贤令。商鞅携李悝《法经》入秦，四见孝公。前两次说以帝道、王道，孝公昏昏欲睡；第三次说以霸道，孝公渐生兴趣；第四次说以强国之术，孝公“不自知跶之前於席也，语数日不厌”。在朝堂辩论中，面对保守派质疑，商鞅慨然陈词：“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孝公终下定变法决心，以左庶长之职拉开改革大幕。

商鞅变法的核心，一言以蔽之，农战二字。司马迁将其概括为“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他先后于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两次主持变法：经济上，废井田开阡陌，准许土地买卖，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政治上，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由中央直接委派官吏管理；社会制度上，编定户籍，实行什伍连坐法，轻罪重刑；军事上，颁布二十等军功爵制，无论贵贱，依军功授爵，贵族无军功不得列入宗室属籍。

这些制度彻底重塑了秦国。旧贵族世袭特权被尽数剥夺，平民凭借战功可获爵位土地，底层奴隶亦可因功恢复自由身。商鞅深知，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徙木立信，悬五十金取信于民。太子犯法，因是储君不可施刑，便刑其傅公子虔（劓刑）、黥其师公孙贾。令行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商鞅还亲率秦军收复河西，大败魏军，迫魏惠王迁都大梁。孝公感其功，封商於十五邑，号商君。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薨，太子嬴驷立，是为秦惠文王。旧贵族公子虔为泄余愤，指使门徒诬告商鞅谋反。商鞅出逃，欲投宿客舍，舍主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鞅仰天长叹：“为法自弊，一至于此哉！”逃至魏国，魏国因他曾背盟诱擒公子昂而拒纳。走投无路之下，商鞅回封邑举兵抵抗，兵败被杀于郑国黾池，尸体又被车裂示众。惠王下令满门抄斩，罪名竟是“莫如商君反者”。

商鞅其人，千年毁誉集于一身。司马迁称其“天资刻薄人也”“少恩”，认为“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法家代表韩非却赞其“此亦功之至厚者也”，尊其为“圣人”。后世儒生多斥其弃仁义、尚严酷，章太炎则撰《商鞅》一文为其翻案：“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二千年”，痛批以儒贬法之非。

商鞅被处以极刑，然而新法并未被废除。秦惠文王虽诛其身而续其法，此后秦历数代，商君之法已深入人心。商鞅的变法为秦国的富强打下了坚固的基础，使秦国以后有了统一六国的实力。纵观商鞅一生，进则为变法之先驱，以制度之力将偏居西陲的弱秦改造成虎狼之国；退则为法殉道，身死车裂而法不灭。正如他自己所言：“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他或许早已预料到了结局，却依然选择了这条注定孤独的道路——以一人之死，换一国之法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