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经典的域外译介、诠释与影响”学术会议纪要

2026年4月11-12日，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国际道家研究中心邀集中国哲学学科与外语学科的学者，在珠海举办“道家经典域外译介、诠释与影响”学术会议，以推动中国哲学学科的学者深度关注道家经典和思想在域外的译介和诠释问题，助益外语学科的学者进一步通透理解道家思想的精准本义和复杂衍变。这是中国哲学与外语两个学科的学者聚焦道家经典和思想域外传播问题的第三轮学术对话。

会议开幕式由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邓联合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陈霞研究员、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辛红娟教授、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李大华教授致开幕辞。陈霞研究员指出，“十五五”将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确立为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道家经典和思想具有广泛的跨文化适应性，可以成为提升中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的重要载体。辛红娟教授反思了当代学术翻译者缺乏人文社科素养的现状，她认为，人文性、思想性应是外语学科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自觉追求。李大华教授指出，翻译道家经典的困难不仅在于语言差异，还涉及对经典本身的理解，特别是古典语言中的隐喻与一词多义等现象，是翻译活动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本次会议共有六场学术研讨。第一场研讨由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郭美华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武志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陈霞研究员、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李庭绵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才清华副教授、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罗启权老师先后发言。

武志勇从传播学角度分享了他对老子思想域外传播问题的思考。他认为，老子思想的传播除了要重视共通的传播理念，还应开发、培养新的传播主体，引领传播活动、消除外界误读，并全方位开拓如社交网络、短视频和直播平台等新媒体传播渠道，实现传播主体的多元化、现代化；另一方面，老子思想的传播路径也要从“文学文本”“文化文本”转向“生活文本”，推动以老子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陈霞从“道”“物”关系角度深入分析了金岳霖对道家哲学的继承与突破。具体来说，金岳霖不仅活用了“道”“物”等道家哲学概念，还用现代逻辑对其进行了严格界定。围绕“式”和“能”两个核心概念，并引入时间关系，金岳霖构建了从“道”到“物”的“道演”体系，从而逻辑地展现了“道”“物”间的发展、演化及复归过程。其当代价值在于，金岳霖在融汇中外哲学和现代科学成就的基础上，坚持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为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李庭绵从袁艾、刘笑敢教授主编的《道德经哲学导读》（Dao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the Daodejing）关于“德”概念的分析出发，引入中国哲学大语言模型“齐物智算”的语义网络分析结果，并结合当代学者对“德”字原始义项的研究指出，英文翻译中将“德”理解为“道德”的倾向，实际上忽略了其于西周及道家政治哲学中作为一种“政治效能”与“统治技术”的底色。从西周的“明德”到《老子》的“玄德”，其中体现的是权力的技术化转型，而非单纯的伦理升华。

才清华以“翻译中的意义再造”为主题，探讨了《道德经》英译本中“圣人”概念的多维呈现。她认为，所有《道德经》英译本根据翻译动机和产生时间大致可分为五种类型，它们对“圣人”概念的界定有相当大的区别。中文语境中，“圣人”是侯王取舍的典范，有明显的政治属性，而英译本中这种政治意涵并非唯一共识，译者在译介过程中不仅淡化了《道德经》中“圣人”的政治色彩，还进一步从宗教、性别等角度展开了对“圣人”的理解和诠释，从而在实际意义上通过翻译行为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意义再造。

罗启权以陈荣捷《老子》翻译中对“自然之道”等核心概念的译释为切入点，展现了陈氏所阐发的老子道论哲学，并探讨了中英多重互译中的一些普遍性问题。他指出，学界对陈荣捷《老子》翻译的理念与实践已有关注，但缺乏对其译释中所蕴含的哲学诠释的研究。更好地回译陈氏的《老子》译释，需以“研究型翻译”精神为基础。

第二场研讨由北京大学哲学系许家瑜老师主持，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李大华教授、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郭美华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蒋丽梅教授、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李春草副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硕士生周若萱发言。

李大华通过分析“自然”“秩序”概念及其关系，认为《老子》的“自然”并非“大自然”，而是“自然而然”，其本质是指事物的自我实现；“秩序”有两种情形，即对象自身拥有的秩序和人加诸对象的秩序，而秩序的理想形态是对自然秩序的遵循。他进一步指出，《老子》中的“道”可以翻译为“自然法”，即事物自身固有的秩序法则；人为秩序的正当性应以自然秩序为根基，方能形成合乎事物自身特性的良好秩序。

郭美华以“道通为一”“复通为一”之“通”为进路，呈现了老庄哲学中“道”与“德”的深刻内涵与开放性联系。他指出，传统上对“道”与“德”的关系有两种解释进路，一是在宇宙生成论意义上将“道”视为“德”产生的根源，一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将“道”视为“德”的根据或原则，二者都以作为总体性意识的“道”消解了作为个体性生存表征的“德”。他认为，“德”作为个体的有限性原则，需领悟自身的有限性并开放自身；“道”作为无限性的整体原则，不应被任何个体占有，而应平等地向所有存在者开放。这种双重开放性即是“道”与“德”之“通”。

蒋丽梅探讨了《庄子》“无穷”概念的英文翻译和理解问题，指出“无穷”多被译解为“无穷尽”“无边界”或“无限”“无始终”，这些译解未能将《庄子》“环”“复”概念的涵义完全译出。她认为，对“无穷”的理解不应停留在概念层面，还应与道家的往复思维相关联；《庄子》的“环”“复”概念在具体层面呈现出了“无穷”之所以可能的路径，而在英译本中“环”“复”往往被翻译为实体性概念，并没有充分呈现“环”的循环性与“复”的反复性意涵。

李春草考察了日本文学家谷崎润一郎思想的前后转变，并对其小说《麒麟》进行了分析，详细呈现了其对道家思想的接受与诠释。她指出，谷崎润一郎早年接受儒家经典教育，认同儒家道德观，主张文学应建立在道德基础上。在个人主义思潮与新传入的尼采思想影响下，日本知识界普遍开始怀疑并重估既有道德，谷崎润一郎虽认同尼采对道德律令的反对，但并未简单继承尼采思想，而是通过道家尤其是庄子思想完成了对它的深层转化。

周若萱分析了亚瑟·韦利（ArthurWaley）《道德经》英译引言的思想背景，指出韦利将“道”“德”等概念追溯至祭祀、征兆、回应等仪式经验是基于一种宗教仪式“前理解”的解释框架。在此框架中，韦利将“道”的不可言说性、整体性等特征与神秘经验相联系，使“道”的诠释由概念界定转向实践与体验。她认为，韦利的《道德经》译本可被视为一种基于“前理解”而展开的意义建构过程，而非单纯的语义再现；通过考察其意义重构，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译本的思想特征，也为反思中国经典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意义转化机制提供新的切入点。

第三场研讨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才清华副教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于雪棠教授、北京理工大学（珠海）王子安（Christian Nordvall）老师、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李颖副教授、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王朔副教授、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路斯琪副教授依次发言。

于雪棠注意到，西方汉学家在讨论《庄子》时常给它贴上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等不同标签。她认为这些标签与哲学思潮的发展密切相关；加诸《庄子》的标签虽然不同，对它的核心理解有时却并未发生大的改变。由于《庄子》文本及其思想的丰富性，它可以与不同时代、不同哲学理论下的精神现象产生连接，因而不同的哲学思潮就会引发对《庄子》思想不同维度的阐发。

王子安介绍了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的学术经历，并评析了其遗著《庄子》译本。他提到，马悦然至少在2018年就已开始翻译《庄子》，但由于天不假年，他未能完成此项工作。其遗著主要停留在确定每个字的意思，在前后句子逻辑关系的明晰上尚有待改善。例如“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一句，马悦然译为“Our life has a limit, but our knowledge is limitless”，后句多出的“our”使整个句子的意思偏离了原文。

李颖通过比较四种芬兰语《道德经》译本对“道”“德”“无为”等重要概念的翻译，指出不同译本的差异并不是由于芬兰语词汇本身的限制，而更多源于译者各自的解释传统和哲学立场。在此基础上，她通过对《水的记忆》《宦官》两部芬兰语小说的解析，揭示了道家思想在现代生态小说中的深层影响，并由此梳理出了一条中国哲学跨文化影响的清晰路径：汉学家译介—作家借鉴创作—普通读者接受。

王朔发现《道德经》在俄罗斯的翻译与传播与其社会变迁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在1991年后，相关译介活动迎来一轮热潮。这一时期有大量的中国文化爱好者参与到了对《道德经》的翻译之中，尽管他们的翻译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道德经》的大众化与普及化。关于《道德经》在俄罗斯的研究情况，她认为俄罗斯学界在研究方法上尤其注重对“道”“德”“无为”等关键词的分析，这与其长期以来重视观念分析的学术传统密切相关。

路斯琪提出，对19世纪《道德经》法译史的研究可从多个维度展开，既可将其作为研究对象，以呈现法国理解中国思想的进路，也可将其作为研究工具，以分析中法文化交往中的权力关系，揭示翻译背后的文化、经济和政治逻辑。她认为19世纪法国译者对老子思想的运用，共同建构了一个符合欧洲想象和需要的他者，以服务于对法国自我认同的巩固，并为其全球支配地位提供意识形态辩护。

第四场研讨由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辛红娟教授主持，合肥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张照老师、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唐雪副教授、重庆邮电大学国际学院徐倩副教授依次发言。

张照以16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西班牙语文献为中心，梳理了老子形象在西班牙语世界的早期生成与演变过程。她认为老子进入西语世界并非中国思想的直接移入，而是在跨语言和文化的传播中经由不同时代文本的转述和阐释，逐步形成的基于异域语境的认知形态。从早期文献的模糊呈现到19世纪以来逐渐被塑造为长于哲思的东方智者，再到被纳入广阔的世界思想叙述，老子形象的流变折射出中国经典海外传播中意义迁移、话语转化与知识重组的复杂轨迹。老子在西语世界的早期传播史不止是形象史、接受史，也是一个值得从知识灭绝（Epistemicide）视角重新审视的跨文化传播案例。

唐雪梳理了《道德经》德译本音译书名的演变过程，并将其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870-1945年的早期探索与“德语化”形成阶段，该阶段完成了从“多种试探性音译”到“基本固定写法”的过渡，“Laotse”“TaoTeKing”成为德语世界最常见的书名音译组合；二是1946-1998年的主流巩固与修正性尝试阶段，该阶段在传统译法之内逐步出现规范意识；三是1999年至今的拼音方案阶段，该阶段书名音译转向遵循中国拼音规范，呈现出“中国化”的趋势。

徐倩把《老子》所谓“上德不德”与“算法无知”联系起来，指出当前人工智能伦理困境的根源可追溯到AI系统作为“非道德主体”的根本认知局限，而“上德不德”指向的非强制、非刻意的德性状态构成了一种否定性的伦理进路，从而与“算法无知”形成深层的对应关系。她认为，“上德不德”的理念可以推动AI伦理从价值嵌入转向价值生成，“不德之德”提供了对算法偏见的克服路径，通过“自然无为”可以反思伦理规约的适度边界。

第五场研讨由于雪棠教授主持，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辛红娟教授、独立学者张丰乾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许家瑜老师、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徐强副教授、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朱金晶副教授依次发言。

辛红娟以斯蒂芬·米切尔（Stephen Mitchell）的《道德经》英译为对象，聚焦“误读”在跨文化传播中的积极意义，认为米切尔的“误读”并非单纯的翻译失误，而是有意识的话语重构。其话语重构之所以能成功地将“误读”转化为“知识”，与特定的接受语境和社会环境有关，本质上是“误读的合法性”与“话语的权力场域”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现象揭示了跨文化传播中“忠实”与“有效”的深刻张力，为反思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话语策略提供了典型案例。

张丰乾探讨了《文子》的海外翻译与研究问题。他指出，因传世本与竹简本的差异及真伪争议，《文子》研究长期受限，现在学者主要依据1995年《文物》杂志公布的残缺竹简。河北省博物院藏有当年整理者临摹的竹简卡片及笔记，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海外传播方面，唐纳德·德龙（Donald Sturgeon）主导的“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最具代表性，但部分术语的翻译存在争议。当前《文子》研究需突破三大瓶颈：竹简释文的系统性公布、传世本与竹简本的文本对勘、跨文化翻译的术语标准化。

许家瑜老师比较分析了《庄子》及其他先秦文献中“变”与“化”的用法，指出如今被广泛作为复合词使用的“变化”在《庄子》中实为不同概念，“变”指时空关系下事况的改动，“化”指物超越时空而维持同一的连续性。在对“变”“化”概念分析的基础上，许家瑜回应了学界关于庄子哲学中“化”之同一性的争论，认为唯有在“化”而非“变”，即在变化中的连续同一性而非表象改变的意义上，庄学对于万物之自由与有限性的探讨方能得到深刻展开。

徐强梳理了海外汉学界对《庄子》浑沌寓言的研究，认为其经历了译介奠基、哲学深化和多元拓展三个阶段，形成了丰富多元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海外学者基于不同的问题意识和诠释前见，通过概念辨析，纠正了西方学界对“浑沌”与“Chaos”的误读，明确了庄子浑沌思想的独特内涵。徐强指出，通过跨文化对话，中国传统哲学的普遍价值与当代生命力可得以彰显，海外汉学界研究构建的多元方法范式为庄子研究乃至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借鉴，是庄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朱金晶从神秘学的角度将《庄子》中壶子与女偊寓言的神秘体验分为四阶段：第一阶段，神秘体验者通过涤除经验，呈现出无生机的状态；第二阶段为生机复苏阶段，“一”不仅作为内向型的自我体悟，更显现为外向型的实在真理；第三阶段，“空”的经验在万物调和与时空止寂中实现对实在的转化；第四阶段导向对超越之“道”的解构，转而顺任万物自然。她认为，两则寓言均展现了神秘体验的丰富形态，作为神秘主义核心议题的“一”并非终极之境，而是引向了“一多共在”的万物调和，并最终导致对“一”的解构与朝向万物多元性的回归。

第六场研讨由深圳大学李大华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彭雨博士后、邓联合教授先后发言。

彭雨探讨了《老子》“无”“有”观念的英译问题。他将《老子》的英译史分为19世纪的传教士阶段、20世纪中期的汉学家阶段、20世纪末至21世纪的现当代阶段，并检讨了“无”“有”不同英译的得失。他强调，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英译能够完全充分地翻译“无”和“有”，但翻译的多样性不是失败，而是思想的生产性资源。

邓联合对《老子》的两个关键词“生”和“无”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辨析。他把书中“生”的用法归为三类：一是指出生、生长、生成，如“师之所在，荆棘生焉”等；二是对人的生命状态的描述，如“出生入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等；三是进一步上升到存在论层面，如“有无相生”“有生于无”等。关于“无”，他将其词例归为两类：一是被大量作为限定词或否定词使用，表示对后续语词的否定或消解，如“无为”“无名”等；二是独立使用的少数词例，如“当其无，有车之用”等，指经验事物的隐性特质，这种词例中的“无”乃是一种现象性概念，而非传统认为的本体性概念。

在自由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围绕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最后，会议发起人邓联合教授对各位学者的发言和讨论进行了学术总结，他并且认为，经过中国哲学与外语两个学科学者的三轮对话，一个研究道家经典域外译介、诠释和影响问题的学术共同体已经形成，这个领域未来一定会因此而出现更为丰硕的学术成果。

来源：袁涛（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博士生） 胥子龙（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