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我们村小学的南面，住着一位马老汉。那年头他约莫五十出头，皮肤被常年的日晒风吹熏得黝黑发亮，中等个头，身子单薄又微微佝偻，往那一站，就是一副饱经风霜、土里刨食的庄稼汉模样。
他和老伴膝下有两个儿子，一家四口挤在两间低矮窄小的土墙茅屋里。屋顶的茅草早已泛灰破旧，墙面斑驳开裂，每逢雨天屋里总要漏上几处，勉强遮风挡雨而已。眼看着大儿子一天天长大，到了快该谈婚论嫁的年纪，马老汉心里的愁绪就像地里的野草，越窜越旺。
在那个年代，成家先得有房，可他家徒四壁，一穷二白。别说买砖买瓦，就连打地基、垫宅基的土方都愁煞人。那时生产工具简陋落后，全靠人力肩挑手推，若是找人帮忙，少不了要花钱搭人情，这对本就穷困的家庭来说，根本想都不敢想。万般无奈之下，马老汉咬了咬牙，打定主意：不靠别人，就靠自己家里那辆破旧的独轮土车，一点点干出来。
可土从哪里来？他蹲在宅基地前，闷头抽了好几袋烟，依旧一筹莫展。愁了几天几夜，老伴看他食不下咽，轻声劝道：“老头子，要不……就从咱宅子前面远处那块空地上取土吧？”马老汉眼睛一亮，当即一拍大腿：“就这么办！”
说干就干，从此天还未亮，鸡刚叫头遍，马老汉就摸黑起了床。他独自一人推着那辆吱呀作响的独轮车，扛着铁锹，往远处的空地走去。挖土、装车、推车、卸土，来来回回，一趟又一趟。累得腰杆直不起来了，就往地上一坐，掏出那杆磨得发亮的老烟袋，猛吸几口，权当歇息；嗓子干得冒火，就匆匆跑回家，灌下一瓢凉水，转身又扎进活儿里。
他就像传说里的愚公，日复一日地与泥土较劲。只是他没有愚公那般有家人齐上阵、邻居伸援手，更没有天神下凡相助。所有的苦、所有的累，全靠自己一肩扛。寒来暑往，冬去春来，无论烈日当头还是寒风刺骨，村里总能看见那个佝偻着身子、推着土车蹒跚前行的身影。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早点把宅基垫平整，早日给儿子盖起新房，让一家人能有个像样的住处。
就这样凭着一股死磕到底的韧劲，马老汉硬是在离自家宅基地五十多米远的空地上，挖出了一口十几米长、八九米宽、两米多深的大水塘，而那些一车车推回来的泥土，一点点垫高了原本低洼的宅基地。
经过近三年持之以恒的苦干，手上的茧磨了一层又一层，肩头被车把勒出深深的印痕，人也愈发消瘦黝黑，身子也比以前佝偻得更厉害了，可那片低矮的宅基地，终于被垫得平平整整、结结实实。
当他最后一车土卸下，直起腰望着眼前焕然一新的宅基地时，这个平日里沉默寡言、再苦再累都没吭过一声的汉子，眼眶竟微微发热。他没说什么豪言壮语，只是长长舒了一口气，又习惯性地摸出烟袋，缓缓点上。烟雾缭绕中，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久违的、踏实的笑容。
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男女老少路过时，都会驻足看一看那方平整的宅基，再看一看不远处那口因他取土而成的水塘，无不心生敬佩。不知从哪天起，有人真心实意地喊他“老愚公”，这称呼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成了他最响亮的名号。
后来人们再见到他，不再有人叫他的名字，都亲切地唤一声“老愚公”。这声称呼里，没有半分戏谑，全是实打实的敬重。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位平凡的庄稼汉，用最笨拙、也最坚韧的方式，为家人撑起一片希望，也在乡亲们心里，留下了一段至今仍被时常提起的、朴实动人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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